研究背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自發性氣胸是臨床常見的疾病，每年發生率平均約為 11.1 100,000，美國每年大約有 2 萬名第一次發生自發性氣胸的病患，而 每年所耗費的醫療費用約為1 億 3 仟萬美元 (Melton, 1979; Baumann, 1997)。我國 89 年度自發性氣胸住院病例約 2200 人，90 年度約 2600 人。醫療費用 89 年度約為 1 億元，90 年度為 1 億 2 仟萬元 (中央健 保局, 2002)。

自發性氣胸不單只是空氣積留在肋膜腔的問題而已，治療自發 性氣胸的關鍵應在於如何防止復發。在各研究中探討自發性氣胸經 保守治療後復發的機率雖然變異頗大，但大致介於20%-60% (Parry et al., 1992; Sadikot et al., 1997)，而且復發率隨每次氣胸之發作逐次 升高 (Milanez, 1994; Sadikot, 1997)。如此非但影響正常健康人之活 動力與生活品質，更會造成社會產能之降低與醫療資源之浪費。又 有報告指出，第一次復發的機率，在原發性自發性氣胸為 28%，在 次發性自發性氣胸為43%，且多數病患是第一次氣胸後 6 個月內會 再度復發。氣胸復發之合理的預防方式是對所有自發性氣胸的病患 都提供某些形式的治療，而對有較大肺功能失常的病患則特別強調 預防復發的重要性 (鄭清源, 1994)。

至於治療的方法，有關研究報告有極大差異，包括觀察、保守

療法、簡單針抽法、胸管引流、胸腔鏡或開胸手術法等。由於器械 的進步，視訊輔助胸腔鏡手術 (VATS,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正 逐 漸 取 代 開 胸 手 術 成 為 自 發 性 氣 胸 之 外 科 治 療 選 擇 (Bagnato, 1992; Nathanson, 1991; Torre, 1989; Hazelrigg, 1993)。然 而，對於原發性自發性氣胸的病患，能降低其復發率之最適當的治 療方式在臨床上仍有爭議，目前尚無一致性且具有證據醫學之治療 指引，亦很少有針對促成此疾病復發之危險因子的研究 (Lippert, 1991; Sadikot, 1995)。

目前關於自發性氣胸危險因子的探討，均來自於歐美的研究報 告，如1993 年 Abolnik 指出原發性自發性氣胸是一個很重要的醫療 問題，特別是在服役年齡的男性。在 286 位原發性自發性氣胸病患 平均追蹤107.2 月的研究中，他發現其中 11.5%的病患有原發性自發 性氣胸的家族史，身高體重比與病患自發性氣胸發作次數呈現顯著 地正相關，即瘦高身材為一危險因子，發作年齡為單相分佈，第一 次發作之平均年齡為25.3 歲，有 41.3%的病患發生一次以上的原發 性自發性氣胸，而手術後無同側之再發現象。若僅使用胸管引流術 治療，則同側再發的機會有38.3% (Abolnik et al., 1993)。

德國Elfeldt 在一項針對自發性氣胸病患為期 10 年的回溯性研究 中指出自發性氣胸發生率男女比為 3:1，左右側比為 2:3，大部分為 單側性，雙側性佔 19%，又男女病患抽菸比率均較正常人為高。第

一次治療多為胸管引流術，但有 40%的病患氣胸會復發，而接受胸 腔鏡或開胸手術的病患，再發率不到3% (Elfeldt, 1991)。上述各項 可能影響自發性氣胸復發之危險因子均為國外的文獻報告，而國內 因國人體質、就醫文化等差異，其適用性有待進一步評估。

我國在全民健保制度實施下，醫療費用急遽上昇，原因之一是 大幅誘發新被保險人的醫療需求。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全民健保大幅 提高醫療費用的支付水平，以及各種新的檢驗、檢查、治療項目如 內視鏡手術等的介入給付範圍。醫療費用高漲主要與服務量及內容 的增加有關 (江東亮, 1999)。 2002 年 7 月開始實施之醫院總額支付 制度，其目的為合理控制醫療費用、提昇醫療服務療效及國民健康、

提昇醫療提供者專業自主權、及促進醫療資源合理的分佈。希望以 預算引導醫療服務提供 (budget-driven delivery)，藉由同儕制約，使 錢用在刀口上，更重視預防保健及疾病管理 (李玉春, 2001)。在這 支付制度改革及醫療環境的變遷下，欲提昇醫療品質，實必須推動 實證醫學，以最佳證據進行醫療決策，建立病理診斷諮詢制度，以 及建立各項疾病之實證醫學資料庫 (李懋華, 2002)。因此，我們希 望能藉本研究找出原發性自發性氣胸的病患其復發的主要危險因 子，於首次發作時即能判斷該病患是否屬於復發之高危險群而直接 施予最適當的治療，如此可以有效的降低本病復發率，同時亦可提 昇醫療品質及合乎成本效益之原則。

在軍醫院的醫務管理中，若能因此建立以實証為基礎的原發性自發 性氣胸的臨床診療指引，進一步推廣至其他與役男相關疾病的有效 醫療準則的發展，不僅可做到國軍官兵身體健康的維護，亦可提供 役男體位政策制定的依據，同時能合理運用國家社會的資源，達到 高品質、高效率且低成本之醫療服務及預防重於治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