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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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道的山水文學文本是公安三袁中最為豐碩的，但從上面學位論文的整理 發覺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即是沒有專門研究袁中道「山水文學」的學位論文，
目前學界只有專門研究袁宏道山水文學的學位論文出現，因此，本論文以此為研 究動機之出發點，試圖令公安三袁的山水文學視界更加多元。除此之外，綜觀整 體學術界之研究189，尚且可以發現歷來對於袁中道的研究，多半著重在其修正主 張，較少論及其詩文表現190，這亦是本論文以袁中道之文學為研究出發點的動機 之一，目的是補足袁中道文學的研究面向。最後，根據這些學位論文的整理結果，
除了沒有專門研究袁中道山水文學的獨立學位論文外，就連相關論文之文學研究 章節，都沒有從寫作文體差異的視角來研究其山水書寫，探討其中所呈現的面向 特色和獨特之處。191
因此，本論文將從詩文集《珂雪齋集》和日記《遊居杮錄》來研究袁中道的 山水書寫模式，袁中道的山水文學篇章，大部分集中在其詩文集《珂雪齋集》卷 十二到卷十六的散文，除此之外，其詩歌、書牘和日記《遊居杮錄》都有散落山 水文學。本文將從這些文本探究其各種山水文類之特殊性，同時對其山水書寫進 行全面性的跨文類對讀，藉此了解文體差異所呈現出的山水書寫特色及其內涵異 同。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文以《袁中道山水書寫及其文類視界》為題，透過 對袁中道不同文類之山水書寫研究探討，進而發現其中所蘊含的思想傾向、寫作 筆法、景物描寫與跨文體比較等文學內涵，以期對袁中道的山水書寫作出較為全 面性的分析研究。
第二節 研究背景
文學能夠反應思想，而思想亦是透過文學而得以表彰。文學作品的內涵必定 會受到個人思想和生命歷程的影響，必須要透過探究其思想和經歷，方能確切掌 握到其文學作品所欲呈現的內涵。袁中道之思想有大多數受到其兄長之影響，因 此，要瞭解其思想就必須要探討其兄長的思想，而公安派正是最能代表之思想。
同時，進一步探究公安派思想與山水之間會產生何種連結，這正是三袁山水文學 所共有的價值核心。最後，透過研究袁中道的生命歷程，來揭示山水場域在其不 同時期所具有的意義和目的，以更加了解其山水文學所呈現的價值意涵。
189 包括專書、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等研究。
190 邱美珍，《袁中道研究》，頁 95。
191 透過整理目前的學位論文發現，主要是以文類來區分袁中道的寫作特點和內容，但並沒有專 門用文類差異的角度來研究其「山水文學」之篇章。多數學位論文是將袁中道山水文學分期論 述，常見之分期有：前後期、前中後期這兩種分類法，主要是欲透過分期來觀看不同時期袁中 道山水文學中所呈現的個人情懷。另外有少數研究法，則是根據遊記的數量來區分，分為系列 山水遊記和單篇山水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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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安派思想
公安三兄弟活躍於文壇之時期主要集中於萬曆年間，袁宗道，明朝萬曆十四 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翰林院編修，官制春坊右庶子；袁宏道，萬曆二十年進士，
授吳縣知縣，官至吏部主事；袁中道，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徽州教授，官至南 京吏部郎中。192從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 年）至思宗崇禎十七年（1644 年），是 明朝的衰敝期，儘管朝局日趨混亂衰敗，晚明社會依然充滿活力。193賈宗普在《公 安派文學思想研究》導言即開門見山的說到：
明代萬曆朝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各種相互矛盾的現象共存。從社會狀況和 政局來看，一方面，商品經濟繁榮，百姓生活富裕，整個社會風氣追求奢 彌和享樂；另一方面，則是皇帝不過問政事，朝臣存在激烈的鬥爭，明王 朝潛藏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在思想上，一方面是程朱理學依然是主流意識 形態；另一方面則是許多士人卻熱衷於心學和禪學。在文學上，一方面，
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頗受歡迎；另一方面，文人的詩歌與文章的寫作熱 衷於復古，詩文中瀰漫著復古風氣。公安派是萬曆時期形成的一個文學流 派。194
由上述所言，可知公安派形成於一個多元蓬勃的社會氛圍之中，同時存在著繁榮 社會與崩壞政局、主流意識與新起思潮、通俗文學與復古詩文等等，這一切都是 公安派萌芽發展的養分，在這樣多元揉雜和衝擊的文化之中，公安派立足於反對 復古派的模擬文風和融合泰州學派之心學與禪學的基礎上，開創出了一條屬於自 己派別的康莊大道。
（一）反對擬古文風
上段引文提到「文人的詩歌與文章的寫作熱衷於復古，詩文中瀰漫著復古風 氣。」一段話，是說明復古派的文風在當時所造成的影響廣泛，關於當時文壇復 古風氣之盛行，袁中道在〈四牡歌序〉中即曾說到：「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為妙。……
192 王天有、高壽仙，《明史－一個多重性格的時代》，頁 423。
193 同上註，頁 328。
194 賈宗普，《公安派文學思想研究》，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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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合者幾人耳，而世反以不似古及唐為恨。」195認為學古詩 應該是「以離而合為妙」，而時人卻抨擊此類的詩文不夠復古，皆認為「詩以三 唐為的，舍唐人而別學詩，皆外道也」196。由此可知，當時文壇盛行的寫作詩文 標準是復古派所主張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明代自弘治到萬曆中期，「前後 七子」相繼主導文壇歷跨五代197，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等人所提倡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198之文學觀點，貴古賤今、復古擬古的論調充斥著文壇。
直到萬曆年間，復古派的末流逐漸演變成因襲剽竊的流弊，認為詩文必須要能夠 充分顯現其博學，形成「甫下筆，即沾沾弄姿作態，惟恐其才不顯而學不博也。……
今之人反以才學為經，而實意緯之。」199這種因襲復古的風氣，除了出現在晚明 文壇外，科舉考試亦充斥著模擬抄襲之風氣，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取士》中，
對明代八股文取士所造成的流弊文風作出說明：
故時文者帖書、墨義之流也。今日之弊，在當時權德輿已盡之。向若因 循不改，轉相模勒，日趨浮薄，人才終無振起之時。200
由此可見，擬古因襲的風氣一方面會造成文壇之僵硬呆板，另一方面則會造成取 士人才平庸無奇。於是，針對於復古派這些模擬抄襲的弊病，公安派提出反對復 古和擬古的文風，沈德潛提到：「公安兄弟意矯王、李之弊。」201可知公安派所 以主張性靈、強調真我之「獨抒性靈，不拘格套」202目的就是為了針對復古派這 種字句模擬、事事求古的文風加以抨擊和改革，他們反對擬古，標舉性靈，倡導 文學的獨創精神，在當時掀起一個反對復古主義運動的新高潮。203
明代文學流派204眾多，有臺閣體、前七子、唐宋派、後七子、公安派、竟陵 派等等，文學流派的演變歷來是更迭不休的，並沒有唯一種不變的標準，袁中道 在〈花雪賦引〉一文就表達了文學流派的更迭是亙古不變的道理：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
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為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
195（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 9，頁 452~453。
196 同上註，卷 10，頁 458。
197 此五代分別為：弘治（孝宗）、正德（武宗）、嘉靖（世宗）、隆慶（穆宗）、萬曆（神宗）。
198（清）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卷 286（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5。
199（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卷 10，頁 470~471。
200（明）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62。
201（清）沈德潛、周准，《明詩別裁集》卷 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頁 254。
202（明）袁宏道著、錢伯城點校，《袁宏道集箋校》卷 4，頁 187。
203 謝憶梅，〈袁中道－性靈中的疏狂、隱逸〉，頁 16。
204 文學流派是指「文學發展過程中，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的一批作家，由於審美觀點一致和創 作風格類似，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的文學集團和派別，通常是有一定數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 群。」（陳文新，《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引言（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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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 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
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 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205
袁中道用此說明復古派和公安派出現的契機和最終的走向，但這論點並不局限於 此二派，而是從古至今所有文學流派都會遭遇的狀況，當情性文學走向繁蕪時，
法律文學就逐漸取而代之；而當法律文學走向剽竊時，情性文學就會取而代之。
206歷來文學風氣不斷的在「情性」和「法律」之間循環，此無限循環的型態，照 袁中道的說法就是「變」。這種「變」可從公安派崛起的背景來觀察：
弘治末年前七子派以臺閣體反對者的面目亮相文壇，……之後，其末流流 於准方作矩式的擬摹。嘉靖出年，以王慎中、唐順之為代表的唐宋派，崛 起於文壇，反駁前七子派模擬剽竊，……嘉靖中後期，後七子派重張復古 旗幟，……這為公安派的崛起，提供了契機。207
蓋明自三楊倡臺閣之體，遞相摹仿，日就庸膚。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
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
迨其末流，漸成偽體，……於是公安三袁又乘其弊而排詆之。208
由上文可見，公安派的興起，自然也脫離不了這種「變」的模式，首先從臺閣體
由上文可見，公安派的興起，自然也脫離不了這種「變」的模式，首先從臺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