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49 年兩岸分裂，中華民國政府迫遷來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成立中華人 民共和國後，雙方均自詡為唯一的「中國」，遂產生了兩個中國同時於世界舞臺競爭的 情景。剛開始由於美國與蘇聯的對峙，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立於不敗之地，
尚且壓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角力。但從 197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改革開放後，
政治局勢漸趨穩定 (陳少堅、謝軍、許建成，2009)，逐步在國際社會間活動，展開外交 行為，拉攏諸國。吳玉山 (2012) 認為 1980 年代由於大陸領導階層變動，從前毛澤東式 的集權政治與統治經濟，轉變成威權資本主義的鄧小平式，而臺灣逐漸走向多元開放的 民主體制取代威權資本主義，是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因素。1971 年因美國「聯中制俄」
策略，原本傾向中華民國的天秤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靠攏，並在 1979 年與中國大陸正 式建交，此後中華民國先前佔有的優勢被大幅逆轉，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 於聯合國的代表席位 (吳東林，2002；蘇瑞陽，2004)，並基於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方向，陸續取代中華民國的國際組織地位，大幅壓縮中華民國國際空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亦稱中國大陸) 在 1979 年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1981 年「葉 九條」及 1983 年鄧小平「六個辦法」中提出「一國兩制」的兩岸概念，皆是欲透過三 通四流推動和平統一，率先在兩岸對峙中提出見解。而中華民國 (亦稱臺灣) 政府眼看 對「中國」的代表地位不為國際承認，則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主軸，秉持三不 政策拒絕與大陸對談，持續與中國大陸相抗衡。在故總統 蔣經國先生執政後期，兩岸 政策有了改變，由先前封閉的三不政策，逐漸改革開放民間交流，如開放大陸探親；接 任蔣經國先生總統職位的李登輝先生，在推動民主制度過程中成為第一屆民選總統，任
內制定《國家統一綱領》強調「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 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 的中國。」(邵宗海，1996)。1994 年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行《臺海兩岸關係說明書》說 明中華民國政府以「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作為兩岸關係定位的架構，期望兩 岸關係朝向和平、務實、理性的方向發展。至此臺灣政策的轉變，漸漸緩和了兩岸緊張 氣氛。1995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書記江澤民先生發表八點談話，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結束對立實現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武力，並歡迎臺灣人民參訪，甚至兩岸領導 人能相互訪問。同年李登輝總統認為，兩岸和平共處的基準點，應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 追求統一，臺灣應與中國大陸享有同等權利，平等地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的會面 自然水到渠成。然中國大陸將兩岸關係定位為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吳玉山，2012)，將原 本「漢賊不兩立」的零和關係，轉變成「主從不對等」的接觸 (蘇瑞陽，2004)。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5) 說道：「解決臺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 涉，我們不希望外國干涉，但是也不怕外國干涉！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儘管中國大陸 與臺灣沒有實現統一，但是絲毫沒有改變一個中國的現實。」。正因兩岸對一個中國立 場、認知不同，而埋下了日後衝突紛爭的種子。
包宗和 (2000) 從博弈理論概念中研究兩岸政治局勢，發現兩岸自 1949 年的僵持賽 局轉為 1979 年零和的對峙，是因為雙方政策制定逐漸由對峙轉為合作傾向卻又懼於遭 出賣的安全困境。在爭取一個中國的代表權時期，兩岸除在國際政治組織相互排擠，政 治實體的對立亦延伸至運動場域。體育交流表面雖強調不具政治意涵，然國際組織的綿 密網絡與國家外交、傳媒使運動競賽提升至更高的關注程度，以及勝負成為民族主義情 緒與國力優劣的象徵，尤其國際體育最高等的組織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簡稱國際奧 會)，擁有不亞於聯合國的影響力，更是賦予體育極高意涵，成為兩岸政府的焦點，兩 岸奧會也成為最早的對口單位，成為兩岸交流的先鋒部隊 (蘇瑞陽，2004)。
自從中國大陸成功加入聯合國，臺灣在國際組織會員身分遭受排擠甚至被除名，國
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會籍亦遭取代，兩岸的會籍問題成為影響臺灣日後國際關係發展的關 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世界上出現兩個中國，中華民國因先於中國大陸在國 際奧會取得會籍，後來中國大陸欲加入國際奧會且附帶須取消中華民國席位的要求，遭 到國際奧會拒絕，中國大陸憤而退出，臺灣始得以有片刻安寧。但 1979 年時任奧會主 席基蘭寧欲促使中國大陸返回國際奧會，使用通訊投票方式，通過中國人民共和國會 藉，並強迫臺灣日後須使用「Chinese Taipei」名稱參賽。中華民國奧會代表徐亨委員控 告此決定違反奧會憲章卻無能阻止。隨後中國大陸積極拉攏多國，使得臺灣在國際體育 表現受到壓制、排擠，甚至無法參與國際奧會相關競賽。直到 1981 年，當時國際奧會 主席薩馬蘭奇於洛桑會議與中華民國奧會簽訂協議，臺灣同意以「Chinese Taipei」(中華 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簡稱中華奧會) 作為會名，使用國際奧會認可之會旗、會歌等方 式回到國際奧會，換取繼續參與亞、奧運機會 (李建興、劉宏裕，2011；蔡創宇，2009)。
然而，中國大陸不願一個中國的主旨被破壞，亟欲在國際社會中模糊臺灣地位，企圖翻 譯為「中國臺北」使國際誤解；臺灣堅持主權立場，強調「中華臺北」以區別於中國大 陸，雙方因中文譯名產生多次衝突。直到 1989 年 4 月 6 號時任中華奧會秘書長李慶華 與中國奧會主席何振梁於香港簽署協議 (後來中國大陸表示為香港協議)，臺灣前往大陸 地區參賽，一切形式依照奧林匹克憲章和國際奧會相關規定來辦理海峽兩岸體育事務，
並用「中華臺北」稱呼臺灣，中文譯名紛爭始落幕，兩岸體育交流始開啟另一里程碑。
人民日報評論員報導指出，自 1989 年下半年開始，兩岸隔絕了四十年的關係開始解凍，
於文化、體育、學術、科技等方面的直接或間接交流也都有矚目的進展 (郭立民，1992，
頁 1028-1031)。
1989 年兩岸於香港簽訂協議後，1990 年 9 月 22 日臺灣首次以「中華臺北」名義參 加中國舉辦之北京亞運會，為臺灣恢復會籍後，首次兩岸體育正式交流。在此之前兩岸 體育交流雖逐漸破冰，但交流地點多非在雙方國土內，而是選擇在中立的第三方國家 ， 因此臺灣首次踏入中國大陸領土，是極具歷史代表性的新頁 (林偉、連道明、曾亮，
2009)。1990 年正值動員戡亂時期，參賽選手具有軍人身分者，受限臨時條款，國防部 下令禁止軍人參賽。對此，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表示，亞洲運動會原則上是一種民間體育 活動，亞洲國家具有運動專長的青年，都應該參加這項活動，臺灣軍中優秀運動員也不 例外。但體育跟政治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准許以「專案」方式處理，用「個人身分」
前往北京參加比賽 (雲大植，1990c；蕭美君，1989)，並以特別包機方式，使選手能夠 直接飛往會場。大陸方面同意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出經停香港的正式包機申請，並按照 中國民用航空局的有關規定辦理各項必要的手續，使臺灣地區的體育選手在祥和的民族 團結的氣氛中參加各項體育比賽，賽出好成績，為中華民族爭光 (郭立民，1992，頁 1120-1122)。1990 年北京亞運會，雖雙方先前因名稱認定不同而衝突，甚至影響臺灣參 賽意願與資格，但雙方博弈之下，大陸遂願遵循奧會模式，使臺灣得以在保衛主權中參 賽。由此可見，兩岸逐步展現合作善意，體育交流踏出穩健的第ㄧ步。
2001 年北京獲得 2008 年奧運會主辦權，是中國大陸第一次主辦最高等級的運動賽 會，亦是臺灣第一次在中國大陸領土參與最高殿堂的競技，雙方的第一次交織出看似相 輔相成卻又爭執衝突不斷的火花。2008 北京奧運籌備期間，無論是兩岸合辦的可能性，
或是聖火傳遞路線規劃均被視為兩岸和平互動的體現，卻因此挑起紛爭。兩岸合辦奧運 因不合乎奧林匹克憲章規範，中國大陸認為兩岸合辦的前提是臺灣必須承認一個中國，
臺灣認為觸及主權認同而作罷 (朱金平，2001；李俊杰，2002)。2007 年北京奧運籌備 委員會公布奧運聖火路線計畫，將臺灣劃分為國內路線，臺灣政府認為路線安排是意圖 矮化臺灣地位，表達強烈不滿，雙方再度因主權對等問題引發衝突。後因國際奧會居中 協調緩解衝突，希望臺灣與大陸雙方能透過對談嘗試達成共識，對話再度重啟。2007 年 2 月至 9 月期間，雙方代表不停進行協調，但結果依然無法使雙方滿意，臺灣並發表 拒絕聖火入境新聞，使得極具意義的聖火無緣踏上臺灣 (馬鈺龍、藍孝威，2007)。北京 奧運開幕之前，奧運籌備委員會公布 2008 年北京奧運進場順序，中華代表團以「中」
字排列第 24 位進場，介於日本與中非之間。開閉幕進場順序中華奧會一向遵守國際奧
會慣例，以「T」作為進場排序，為錯開與中國大陸「C」的進場順序，避免被矮化。而 此次奧運籌備委員會以中文筆劃多寡作為排序依據，因與往常慣例不符，臺灣表達反對 立場。若依此排序方式，日後臺灣易因「中華臺北」、「中國」接續進場造成混淆而被認 定為中國大陸的附屬 (李玉芳，2008)。臺灣體育人士紀政小姐更因此事，大聲呼籲應向 北京奧運備委員會表達反對，然奧運開幕當天，基於尊重國際奧會，臺灣勉強接受依籌
會慣例，以「T」作為進場排序，為錯開與中國大陸「C」的進場順序，避免被矮化。而 此次奧運籌備委員會以中文筆劃多寡作為排序依據，因與往常慣例不符，臺灣表達反對 立場。若依此排序方式，日後臺灣易因「中華臺北」、「中國」接續進場造成混淆而被認 定為中國大陸的附屬 (李玉芳，2008)。臺灣體育人士紀政小姐更因此事，大聲呼籲應向 北京奧運備委員會表達反對，然奧運開幕當天，基於尊重國際奧會，臺灣勉強接受依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