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第一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家認同觀是個體擁有有關於其所屬國家的群體身份意識，以及由該群體身 份意識伴隨在情感與價值觀上的心理歸屬。個體國家認同觀的最直接表現就是個 體在心理上認為自己歸屬於某一政治共同體，意識到自己具有某國成員的身份資 格（劉國強、謝均才，2004）。國家認同觀是多民族國家屹立於世界的重要基礎，
它也是使國民和國家結合起來的橋樑。國民國家認同觀的強弱直接決定了國家在 現代化過程中的效能，也標誌著國家和國民結合的緊密程度和國民生活於國家中 的舒適程度。國民的國家認同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只有當個人確認了自己 的國民身份，才會將個人的發展與國家的發展聯繫起來，自願承擔起責任。臺灣 民眾對國家認同的混亂是現階段臺灣政治發展中最顯著的政治衝突和社會分歧 所在（吳乃德，1996），它是造成現今臺灣社會許多重大爭議的根源，也是影響 臺灣民主深化一項相當不利因素。一般而言，國家由領土、主權、人民和政府構 成，由政府來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在 20 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臺灣社會雖有 省籍情結、族群緊張的問題，但尚未具體浮現國家認同之爭。究其原因，除了臺 灣與大陸之間深厚的血緣、歷史及文化淵源外，臺灣民眾長期在大中國認同的薰 陶下，自然地對「中國」產生了祖國的情感與想像，因而「一個中國」一直是大 多數人在思考中國或臺灣問題時最主要的根據（張炎憲，1993）。雖然隨著兩岸 情勢的變化，民眾不再將大陸的共產政權視為匪寇而欲「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 胞」。但大體而言，對於兩岸同屬於一個民族以及以和平統一為遠程目標並無太
按照美國學者魯斯托(Dankwart A. Rustow)的觀點，發展中國家進行民主轉 型的唯一前提條件是「國家統一」。因爲只有一個國家的全體人民對其所從屬的 政治體制具有高度的認同感，這樣才能保證一個國家在民主制度下「國家領土疆 界的穩固和國民構成的延續性」。可見，在後現代化國家（或地區）實行民主化，
全體人民對於其所從屬的政治體制的高度認同感是一個必要條件，而臺灣恰好在 這點上存在著先天不足。省籍矛盾、族群矛盾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這就決 定臺灣的民主化進程會發生嚴重的變異。在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省籍與族群矛盾 始終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伴隨著政治自由化、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歷程而來 的，自由化後言論尺度大開、再加上民主化後選舉操作的需要與政治人物的推波 助瀾，以及本土化後臺灣主體意識高揚，使得過去的省籍情結以及潛藏在檯面 下，對以中國主題為原則所建構的政治制度之質疑，演變為國家認同的爭議（王 甫昌，2004）。
以往的研究探討了個人背景變數對國家認同的影響（陳文俊，1994；葉孟宗，
2003）；國家認同與投票行為之間的關聯（陳怡昌，1997；謝易峻，1996）；各 項政治化途徑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陳信義，2003；陳韋碩，2001；蕭揚基，
2002）；全球化對國家認同的影響（江玉貞，2004；袁鶴齡，2003）；國家認同 與教學之間的關係（陳昭男，2001；蔡佩蓉，2004）以及國家認同的建構（趙志 龍，2008）。就個人背景與國家認同觀之間的關聯性而言，陳昭男（2001）認為 屏東縣國小教師的年齡、教育背景、族群及政黨認同等背景變項會影響其國家認 同觀；蕭揚基（2002）也認為在個人背景方面，性別、年級、省籍、學期總成績、
對兩岸未來發展的意見、家人常閱讀的報紙、家人的政黨傾向對國家認同的影響 顯著，但是學生是否擔任班級幹部、社會科成績、父母婚姻關係、家人經常收看
的電視節目以及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國家認同的影響並不顯著。陳慧萍（2004）
認為不同背景高中學生在國家認同態度上存在顯著差異，政黨傾向與族群是影響 國家認同態度的重要變項。透過上述研究結論可以得出，個人背景會在一定程度 上影響國家認同觀。
人格特質是用來表達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感情表達以及行為特性的總和，大 部分都是用來區別自己與他人不同的一種獨特性質（周惠莉，2003）。一般而言，
人格特質可以分為五大類，即經驗開放性、嚴謹性、外向性、親和性和神經質。
其中經驗開放性係指某人具有好奇心、富有創造力、喜歡求新求變；嚴謹性係指 某人具有努力、負責的心理，若個人對於追求的目標越少的話，其嚴謹程度會越 高；外向性係指某人為健談、熱情的；親和性係指某人值得信賴、仁慈、對人有 禮貌；神經質係指某人對任何事情皆會產生焦慮、緊張以及不安感，且呈現悲觀 的心理。大量研究已經表明，個人背景對於人格特質具有顯著影響。其中性別在 人格特質上有顯著差異，比如女性員工的「嚴謹性」要大於男性員工（傅衡宇、
餘坤東，2006），並且Barrio、Aluja和Garcia透過研究西班牙青少年發現女性在
「嚴謹性」及「開放性」的特質得分都高於男生；在「外向性」方面，男性員工 要顯著高於女性員工（傅衡宇、餘坤東，2006），且劉奕蘭（2009）以臺灣大學 生為研究對象，透過瞭解臺灣大學生的認知發展、人格特質、生活經驗及自我發 展的關係，研究發現男生在「外向性」方面要低於女性；在「神經質」方面，大 量研究也發現不同性別之「神經質」特質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張同廟、劉維群，
2007；傅衡宇、餘坤東，2006；黃彩霖，2002）；不同性別之「親和性」特質方 面也存在顯著差異（劉奕蘭，2009；蔡依潔，2003）。此外，大量研究也已經表 明不同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職位和年資等之人格特質具有顯著差異。
以往研究雖有探究個人背景與國家認同之間以及個人背景與人格特質之間 的關聯，但鮮有文獻就人格特質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系統性的深究，但 人格特質是決定個體行為的基本特徵，具有支配個人行為的能力，使得個人在變 化的環境中給予一致的反應，而國家認同是一種心理活動，是個人心理行為的表 現，這種行為也必然會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因此在同一時期不同人格特質個體 的國家認同會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Bergh & Robin, 2010)。此外，個人背景的差 異會導致國家認同與人格特質的差異性，由此亦可以判定人格特質的差異性對國 家認同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爲了提升國民的國家認同，加強國家認同在民族政 治整合中的作用以及國家凝聚力，我們必須就人格特質與國家認同觀之間的關聯 性作出評判，因為只有瞭解了人格特質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性，才能採用針對 性的策略來提升國民的國家認同觀。基於此，探究人格特質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 聯性就成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此外關於個人背景與國家認同以及人格特質之間 關聯性的研究結論還存在較大的分歧，因此個人背景與國家認同以及人格特質之 間的關聯性還需要進一步驗證。
學校爲第二個政治社會化的機構，當個人逐漸長大成熟而開始探索家庭以外 的政治環境，首先遇到的場所便是學校。學校老師的政治信仰，係透過有意識的、
有計畫的教學，以及非正式的透過學校環境裡無意中及偶然的經驗（張華娟，
2008）。師生互動一直以來都是學校教育中重要的一課。不論是教師的教學觀念、
教學態度、教學行為、教學風格或是領導方式，對學生政治社會化都具有影響性。
有研究指出，影響學童政治社會化最大的因素屬學校因素，而在學校因素中，又 以教師對學童影響最大（張智全，2003），張智全（2003）認為教師和學生之間 的互動是重要的一環。尤其教師在教學情境中的言行舉止、態度、教學方式、領
導方式和師生關係，均在潛移默化中，對學生的社會化產生內化的影響。更為重 要的是，未成年的孩童其政治社會化過程受師長影響程度，與其年齡呈現負相 關。亦即，對國中小學學童的政治社會化而言，學校佔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學校 因素中，又以站在第一線與學生互動最頻繁的教師影響最大。吳明清（1983）研 究指出，青少年時期的價值觀念，年級越低者，受教師影響最大；年級越高者，
受同僚的影響最深。教育本身具有傳遞價值觀念的功能，教學活動亦爲價值塑 造、態度涵養的過程，故教師爲學童社會化的重要人物之一。因為教師不僅是政 治權威的代表者，也是政治文化的傳遞者。而學校其他活動更是有意無意地表達 主觀意識或政治文化，如同升旗典禮，主要目的為培養學童愛國心與國家認同感
（黃光雄，2006）。美國政治學者 Key, V. O. (1961)認為學校教師的政治教學是 在灌輸未來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觀念與價值。因此，教師政治教學對學童政治社 會化的影響具有集中、統一、操縱和有計劃的特性。袁頌西（2004）認為教師教 學行為有雙重效果：其一爲明示的、正式的或直接經由計畫的教育程式傳遞學生 有關政治的知識、政治信仰等；其二爲暗示的、或非正式的經驗或影響，如教師 利用國定假日舉行紀念儀式以灌輸兒童愛國的情操。除此以外，教師的行事風 格、教學方式以及對於兒童的一般態度，也無形中影響到兒童的政治社會化。因 此教師教學行為被認為是最重要、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政治社會化工具(Hess &
（黃光雄，2006）。美國政治學者 Key, V. O. (1961)認為學校教師的政治教學是 在灌輸未來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觀念與價值。因此，教師政治教學對學童政治社 會化的影響具有集中、統一、操縱和有計劃的特性。袁頌西（2004）認為教師教 學行為有雙重效果：其一爲明示的、正式的或直接經由計畫的教育程式傳遞學生 有關政治的知識、政治信仰等；其二爲暗示的、或非正式的經驗或影響，如教師 利用國定假日舉行紀念儀式以灌輸兒童愛國的情操。除此以外，教師的行事風 格、教學方式以及對於兒童的一般態度，也無形中影響到兒童的政治社會化。因 此教師教學行為被認為是最重要、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政治社會化工具(H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