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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媒體近用」是富有自主性的公民行動,是公民參與公共的重要途徑之 一。在行動裝置普及的今日,公民媒體近用的可能性大為提高。研究者認為在 教育現場第一線的教師,應採取積極的行動面對此趨勢,以回應學生的學習需 求。本節分別就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說明如下:

壹、 研究背景

一、 「媒體近用」是達成公民「自主」與「公共參與」的途徑

媒體1是公民生活中重要的元素,不僅做為公民得到公共資訊的主要管道,

也扮演了民主社會中「第四權」角色,負有監督政府的重責大任。然而,在媒 體產業以利潤追求為主要目的之導向下,社會中的公民在接收媒體的資訊時,

便有許多的問題出現,諸如假新聞、置入性行銷、媒體壟斷、族群刻板印象的 傳遞等。這些我們稱作「媒體亂象」的情形,往往潛藏在背後而影響公民至深 (陳世敏,2005a;羅曉南,2009)。公民如何在此充斥著雜亂無章且富含各種目 的之媒體世界中得到「自主性」,即是公民教育所不可忽略的課題(教育部,

2002)。

2002 年教育部公布的《媒體素養教育政策白皮書》即指出,媒體素養教育 是一種優質公民的教育,目的在造就民主社會中獨立思考的公民(教育部,

1 media 可譯為「媒體」或「媒介」,《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科課程綱要》使用「媒體」

一詞,為與其一致,故本研究使用「媒體」而非「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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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亦即,媒體識讀2對達成公民在面對媒體時的自主性有著重要功能,在 被媒體所傳遞資訊無所不在的包圍之下,是引領公民找到自主性是重要的教育 範疇,也是現代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然而,公民除了要能夠主動看清媒體所提供的訊息迷陣,反思媒體訊息傳 播的背後目的與影響而不受其宰制外,更積極來看,公民也需具備主動使用媒 體的意識和能力,甚而擴及公共利益的行動上。余陽洲(2009)即指出,現代 公民需有識讀的作為,除提升自我成為聰明的媒體消費者及閱聽人外,更必需 是挺身為維護社會利益的優良公民。而「媒體近用」便是媒體識讀中最富有自 主性的部分,也是其中最具積極面向的目標,並與實踐公民的基本人權-「媒體 近用權」相關(林子斌譯,2006;鄧宗聖,2010)。

「媒體近用權」指的是公民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的權利,置於 公民實踐「近用權」的前提,便是公民具有對近用權的「認知」、想要實踐近 用權的「意願」、以及能夠使用近用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媒體近 用」的過程往往是一種「公共參與」(吳翠珍、陳世敏,2007)。

總結來看,公民不應再是被動地接受媒體所傳遞的內容,而必需成為主動 的閱聽人。除了反思媒體所傳播的訊息外,更重要的是透過「媒體近用」的實 踐過程,以彰顯並達成公民在媒體社會中的「自主性」。此外,這樣的自主性 更涵公民透過媒體「參與公共」的積極意義。

2media literacy 有「媒體素養」、「媒體識讀」以及「媒介素養」等中譯,雖然學者對其定義有

其差異,但多指涉對於媒體認識、解讀、使用的能力(余陽洲,2009)。而《普通高級中學公民 社會課程綱要》使用「媒體識讀」一詞,為與其一致,故本研究使用「媒體識讀」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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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科技使得「媒體近用」在教育上有其迫切性

網路已經是現今社會最主要的訊息流通管道,網路也因其多樣化的功能而 成為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媒體,包括教育、文化、閱讀、文學、會議、討論等功 能均可透過網路實現。特別是因電腦和行動裝置,如手機、平版電腦等的大量 被使用,使得這樣的傳播科技已是整個公民社會的重要一環。不論是訊息的接 收、傳播、人際溝通與學習,已無法與網路脫離。此外,網路也促進公民社會 的形成,不但凝聚公民力量,也引領公民形成公共意見及世界觀點,啟蒙公民 公民資質(Nijboer & Hammelburg,2010)。

網路與行動裝置成為公民生活所依賴的現今,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地方,發 展出突破媒體企業者與媒體工作者壟斷傳播權的情況。亦即,透過網路科技使 得公民近用媒體不再受限於傳統媒體,諸如商業電視、大型報紙等。因為網路 科技的資金、技術門檻較較低,人人都可以是媒體內容的產製者,這樣的新動 能展現出豐沛的表達自由成果,公民「媒體近用」的可能性因而大幅增加,

「媒體近用權」隨之得到更多的實踐機會(陳世敏,2005b)。

然而,Lim & Theng(2011)指出,既使生長於數位時代的新世代(born didgital),若未透過有效的教育實施,也難以保證這些所謂的數位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可以擁有充分展現運用媒體的技巧與能力。置於媒體近用權 來看,亦即,既使個人擁有操作網路媒體的技巧,若未以採取以維護個人及公 共利益為目的媒體近用行動,則公民的媒體近用權也無法實現。因此,透過教 育培養媒體近用的能力、意識和行動,有其迫切性,這也是教育工作者不可不 面對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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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動機

一、 面對教育改革下研究者的積極思考

教師必須具有健康的體魄,農人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味,和「改 革社會的精神」-陶行知

教育改革帶來教育現場的改變。在台灣,由政府主導的教育改革,著實影 響教育現場的思維與行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於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當中 其中一項關注的重點,便是各校的「特色課程」。所謂特色課程,指為因應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各校所發展的具有特色、開展多 元智能的課程。依據教育部 101 年 4 月 23 日發布之「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 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特色課程指以在開展學生多元智能,並以學生為 主體,透過學生適性化的選擇,達成適性揚才目的之課程(教育部,2012)。而 本研究的教學實施場域,亦即研究者所任教學校中的跑班選修課,即為因應此 一政策而產生。

研究者認為變革雖有失敗風險,但也同時帶來轉機。高中教育現場確實存 在許多極需改善的問題。當中之一,為升學主義下所帶來,教育現場的偏狹與 僵化的教學。以公民與社會一科為例,充滿社會科學知識堆砌的課程綱要導致 充斥著社會科學瑣碎知識的課本,輔以開放競爭下各書商所進行的課本市佔率 戰爭,課本內容因為害怕比別家書廠缺少、不足的恐懼感,便使得公民與社會 課本成了鉅大社會科學知識的拼裝貨車。學校的教學受限於要把課程上到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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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迷思,往往是不斷地填著那永遠填不滿鉅大知識坑洞,因而忽略了公民教育 的角色,本應是做為培養良好公民資質的重要道途。

媒體近用與媒體識讀的教學在學校也有同樣的問題。現行高中公民與社會 一科,在課程內容中多以概念的解釋以舉例為主,此種大量填塞社會科學知 識,卻缺乏思考與實作的教學,著實無法有良好的教學成果(王又禾,2010)。

這樣的問題,也是做為公民與社會教師的研究者,一直認為需要加以改變的現 狀。

至於轉機要如何出現,研究者認為,除了大環境的教育政策變革外,更重 要的是由下而上的深耕力量,亦即做為教育第一線實踐者的教師之思維與行 動。改變是風險也是轉機,教師的行動便是在教育政策發生變化時,能夠帶來 正面改變的關鍵。

二、 研究者在教學現場困境下的教師行動

教師不能再做巴夫洛夫的狗,自己就是巴夫洛夫,自己就是研究者。(歐用生,

1999)

研究者在普通高中任教公民與社會科,在高中校園進行以社會科學為架構 的公民與社會科教學時,有許多的任務要達成。一方面在於公民與社會科做為 正式課程,其教學目的之一,即是幫助學生在紙筆測驗上獲得好的成績,以應 付大學升學試;另一方面,除了社會知識外,在公民課程教學上,也必須融入 許多重要的理念與議題,更希求以更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融入。在課程內容 廣泛且龐雜之下,有效率的教學更顯重要。做為一個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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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上往往面臨了必須面對各方對「成績」的期望,以及自己對於公民教學「理 想」的對抗,經常需要努力的去調和教學內容、調配時間進度,於兩者之間不 斷掙扎。

研究者一直認為,媒體識讀中的媒體近用面向相當重要,然而若只是在教 學上講述定義和舉例,便成為「空談」無而「行動」。也因此,「媒體近用」

需要靠實際去做、去體驗近用媒體的歷程才能有所成果。當然,就現實面來 看,教學現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一直是教學上的難題,也是做為一個教學者想 要突破的困境。

契機發生在 2013 年 3 月的一次研究者所任教學校的教學研究會上,學校行 政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要求各科提出特色課程計劃。在推動各校特色課程的政 策環境下,研究者便被動由任職學校分派成為學校公民社會科中規劃選修課的 一員,於是由同校的公民科同儕們討論後提出,本校公民科將規劃以運用媒體 為主題,以進行公民教學的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在跑班選修的課程方面,研 究者也成為主要的規劃者也是實際實施的教學者。也因此,研究在接下來的每 學期中,擁有較完整時間去實施「媒體近用」教學的機會。

有了時間實施,研究者便進一步的想要發展一個適合在本身教學現場的

「媒體近用」教學方案,並且了解實際實施過程中的問題,讓教學能夠不斷的 成長與發展。此外,對於研究者而言,這也是實現心中理想教學的機會。

然而,是機會也是挑戰,要如何才能增進教學的成果,達成教學的目的,

這便是本研究的初始原因。教師行動研究,便是研究者選擇用以解決教學現場

這便是本研究的初始原因。教師行動研究,便是研究者選擇用以解決教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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