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跨國聯婚盛行，且因跨國聯婚產生之新住民家庭逐年增加，已造成 了台灣人口結構的改變；因此關注新住民家庭、子女教育及相關問題與研究，值 得台灣社會重視。許多資料顯示新住民子女易有發展遲緩的狀況（陳佩足、陳小 芸，2003；鐘重發，2003；吳美連、唐景俠，2004），而新住民語言的不通及文 化的隔閡（王瑞壎，2004；王筱雲，2005；盧秀芳，2004；劉秀燕，2003），以 致養育特殊兒童有些困難；倘若家中有聽障兒童，新住民家長是否會因為溝通不 良，導致與其聽障子女互動時有更多障礙？是否會比本國籍的聽障兒童家庭更加 弱勢？這是在新住民人口不斷增加的現今台灣社會，極需要受到重視的問題。
本章共分為三節，將針對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目的、名詞釋義加以說明，
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大陸及外籍女性配偶婚配來台數量近幾年持續增加當中，截至2008年12月底 止，台灣外籍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合計已達41萬3,421人，其中外籍配偶 人數為14萬9,248人，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為27萬4,173人（內政部，2009），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0年1月之統計通報顯示：2009年國人結婚登記共計11萬 7,099對，較2008年大幅減少24.39％，而其中與外籍、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結婚者 仍達2萬1,914對，較2008年增加185對或增0.85％，並占全年總結婚對數之
18.71%，亦即每五對的婚配中，有一對的配偶為大陸籍或外籍人士。再者，根據 內政部統計處2008年新生嬰兒生母狀況分析中指出，其生母原屬國籍為非本國籍 者佔9.6%，雖較2007年降低0.6個百分點（內政部統計處，2009a），但其比例仍 相當可觀，在2009年出生嬰兒之生母國籍中，本國籍者有17萬4,698人（占91.32
％），大陸港澳地區者8,871人（占4.64％），外國籍者7,741人（占4.05％），
即大約11個新生兒中，有1個是新住民子女（內政部統計處，2010b），由以上數 據顯示，新住民女性及其家庭已經成為台灣應予以重視的族群。
有許多資料顯示新住民家庭子女是兒童發展遲緩的高危險群，且有些孩子到 了兩歲仍不會說話，而其發展遲緩的主要因素為語言障礙（吳秀照，2004；吳美 連、唐景俠，2004；邱方晞，2003；莫藜藜、賴珮玲，2004；陳佩足、陳小云，
2003；張杏如，2004；蔡榮貴、黃月純，2004；鐘重發，2003；鍾鳳嬌、王國川、
陳永郎，2006），事實上，聽障兒童也有語言障礙的問題，且大部份新住民有語 言溝通不良的現象（謝慶皇，2004；蔡奇璋，2004；邢清清、翁慧雯、吳盈慧、
張玉巍，2004；洪淑萍，2007），若再加上家中有聽障幼兒需要養育，相信其挫 折感會更大，處境也會更加困難。因此新住民家庭若能及早發現，並適時提供刺 激以補償聽障幼兒所缺少的聽覺回饋，對他以後的語言發展有無比的幫助。
林寶貴（1985）曾提到聽障幼兒若很早就配戴助聽器，並開始作聽能訓練，
則其語言發展可較接近正常的孩子，因此早期發現、並給予適當訓練，不僅可防 止障礙程度惡化、減輕聽障的影響力，也有助於聽障幼兒各方面的發展（蘇芳柳，
1993），可見早期療育對聽障幼兒相當重要，而這有賴於聽障幼兒家長的陪伴和 配合。
關於聽覺障礙兒童親子間的互動也是許多研究及文獻所強調的（Spencer, Bonder-Johnson, & Gutfreund, 1992；林寶貴，2003；黃德業，1984；韓福榮、林 寶貴，2000），親子互動能提升聽障孩子在語言及各方面的發展，尤其是母親與 聽障孩子間的互動關係最常被提及，這樣的關係在促進嬰兒語言的發展過程中，
接觸最多，影響也最大（黃德業，1984）。
在新住民家庭中，本國籍的父親大都忙於工作甚少與孩子互動，或是心智有 問題（內政部，2004；林梨美，2005；陳烘玉，2004）
，所以孩子都是由母親來照顧，使得聽障兒童在語言發展的重要時期可能會缺乏
正確的典範，有研究則指出新住民子女較本國籍子女在語文方面有顯著落後、發 音不正確或有語言遲緩的問題（陳璽琳，2005；蔡榮貴、黃月純，2004；鍾鳳嬌、
王國川、陳永郎，2006），因此，新住民家庭是否會因語言系統的不同，而影響 與聽障幼兒間的溝通互動，也是研究者想要進一步探討的。
目前國內針對聽障兒童的研究較多集中在國小和國中階段，在學前聽障幼兒 部份大都在探討親職教育、聽能訓練或語言輔導，親職教育則包括父母的親職教 育認知及需求、家長團體輔導、溝通訓練課程、及家長進修需求（林寶貴，1985a；
林於潔，1996；林寶貴，2003；黃德業，1984；黃德業，1986；黃美惠，2005；
黃裕惠、陳明媚、莊季靜，2008；楊登惠，2000；韓福榮，2000；韓福榮、林寶 貴，2000），或是外籍母親照顧聽障幼兒的護理過程（吳美連、唐景俠，2004），
而較少觸及父母與聽障幼兒之間的溝通互動行為或模式面向。
研究者曾於大學時期擔任聽障學生的課堂陪讀，協助聽障生記錄課堂老師的 口頭講解，於陪讀期間發現這些聽障生因無法與旁人有效溝通，而常是孤單一人 上下課，朋友群也幾乎是聽障生，其溝通方式大部分也是以紙上書寫，當時，研 究者為了能與其快速溝通因而參加社團學習手語，從那時候開始就對聽障溝通議 題感到興趣。進入早療所後，更了解到早期發現及早期訓練對聽障兒童的重要，
及早的介入能減輕聽覺障礙帶給兒童本身及家庭的各種負面影響（林寶貴，
1985；蘇芳柳，1993），而新住民家庭之相關議題也是這幾年來在早期療育領域 上被廣泛探討的，若新住民家庭中有聽障幼兒，是否會因國籍和文化不同而影響 教養方式？或因語言的差異而加深與聽障幼兒間互動的困難？這是在新住民家 庭越來越多的現今，不可輕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