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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馬來西亞(簡稱大馬)現存的華文獨立中學(簡稱獨中)有60+1 所(含寬 柔中學古來分校),其中37+1 所在西馬來西亞,23 所在東馬來西亞。根據馬來 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簡稱董總)、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

常與董總合稱為董教總)以及馬來西亞華校校友會聯合會總會(簡稱校友聯總)

於〈馬來西亞華教常識手冊〉(2009)之聯合定義,大馬獨中指「採用華語作為 主要教學媒介語,行政經費由本身董事部自行籌募,沒有獲得政府津貼的民辦學 校」。獨中之使命於〈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1973)清楚列明,其內容簡要為:

(1).維護中小學基本母語教育,(2).作為延續華文初等教育,上銜高等教育之橋樑,

(3).維護及發揚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之堡壘,及(4).兼授三語(即華語、馬來語、

英語),吸收國內外的文化精華,塑造馬來西亞文化。目前,在獨中就學的學生 為70,266 名(董總,2012)。

根據董總資料與檔案局(2012)提供的數據顯示,有別於採用自動升級制的 國民中學以及國民型中學,大馬有56+1 所獨中實施留級制度,即 93.4%的獨中 設有升級門檻;若該校學生之學業成績未達該年級之最低升級標準,就必須留在 原來的年級重讀。此外,董總提供的數據(2011)也顯示,初一至高三的學生 66,968 人中,有 1,930 人留級,佔當年總學生比例的 2.9%;其中男生留級率比女 生高,約佔總留級人數的五分之四。

獨中留級制度之評論觀點能散見於大馬平面媒體。評論者普遍認為留級制之 存在是有意義的,且具有良好之功能,是獨中之「特色」(黃燕娣,2010)、「特 殊之使命」(王增文,2011),「造就了異於國民型中學的校風及傳統」(廖宏強,

2004),能「維持與塑造教學品質」(王增文,2004、2011)、「給機會加強弱點」

(趙秋意,2011),也能「讓還沒有開竅的孩子學到應有的知識與技能」(黃燕娣,

2010),並「讓一個人在情感、情緒和人性層面有所淬煉、有所領悟」(張永慶,

2011)。

儘管如此,也有評論者指出,留級制度給獨中和留級生帶來危機。雖然吳文 武(2006)調查 1994 年至 2003 年獨中學生人數時,認為獨中學生人數下滑的主 要原因是學生於高二階段獲得馬來西亞教育文憑(Sijil Pelajaran Malaysia,簡稱 SPM)後流失,因留級而離校的學生只是少數;但大部份的評論都認為,留級確 實導致獨中學生流失問題(王增文,2004、2012;吳光華,2011;飛浪,2011)。

李安國(2010)指出,獨中教育初中一至高中三為一梯次有高達 40%的學生流失 率,而在這些流失的學生中,多為考試失敗而「逃避學校教育」的「差生」或「後 進生」。這意味留級可能間接影響學生轉校或輟學,造成其生活之巨變,甚至無 法順利從中學畢業。

除上述外,留級還給獨中生帶來壓力(許雪翠,2005),也給留級生帶來了 許多負面評價。大馬社會看待留級生、後段生,往往誤以為他們比較笨,永遠教 不會;家長也提醒他們的孩子,不要和這些成績不好的人做朋友(黃燕娣,2010),

情況堪虞。大馬現行之教育功能側重「選優」、「汰劣」,挫傷大多數學生的積極 性,更壓抑學生的學習熱情,甚而使他們帶著「失敗者」的心態步入社會;「有 教無類」、「因材施教」已成絕響,教育公平的理想也落實無處(林安國,2008、

2010)。而大馬的教育制度也過度注重孩子拿好成績,忽略了教會孩子讀書有什 麼樂趣,忽略教會孩子如何從學習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黃燕娣,2012)。這樣的 價值觀是危險的。張春興(1983)指出,青少年在單標準價值觀之下失敗的威脅 下,只能在成績上努力;至於其他品質與能力,不但不受重視,甚至變得完全沒 有價值。葉重新(2005)也指出,如果中學生學業成績不良,在同儕中不受歡迎,

又缺乏師長適當的輔導,就容易產生中途輟學、憂鬱的情緒或自暴自棄的心理。

雖然Cannon 與 Lipscomb(2011)對的研究指出,留級能提升美國加州一、

二年級學生之學習技巧,且對在學習上「掙扎」的學生有效;但縱觀各國研究,

年以美國為主的20 份留級研究文獻發現,留級不能提供學生學術或調整困難上 的益處,也不能促進孩子的學業成功;而Jimerson(1999)針對美國孩童 21 年 縱貫研究,以及Glick 與 Sahn(2010)針對塞內加爾孩童七年的縱貫研究都顯示,

留級更可能導致學生輟學。針對德國九年級學生的研究也發現,留級並不能減少 學習成就的距離(Ehmke, Drechesel & Carstensen, 2010),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針 對美國八年級學生的研究之中(Jacob & Lefgren, 2007)。Martin(2011)針對澳 洲的高中生的研究也發現,留級可能造成學生學業能力和自信心下降,同時會對 學生的自尊心、人際關係產生不良影響。

一些組織機構也反對留級制度,如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ate Boards of Education [NASBE](2000)就曾指出,留級不是健全的教育政策,不是一項理 想的安排,政策決策者不一定要要求學生留級以達致學業標準。又如2003 年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 亦聲明其反對留級制度之立 場,認為留級將對學生中學階段、青少年晚期與成年早期的學習、健康、競爭力 等帶來衝擊;特別是在青春期留級之學生,可能會有被同儕污名化,其負面經驗 將加劇行為和社會的情緒調整問題。再者,於2011 年,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針對全球 65 個實施留級制度的國家及地區的資料進 行統整分析發現,高留級率將增加國家開銷;比起較少學生留級的國家,更多學 生留級的國家,整體的表現趨向更低。而在2012 年時,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則建議消除留級,因為留級的代價很大,

對個人與社會都是高成本的,而且對提高教育水準沒有什麼效果。該組織認為,

消除留級有助於防止學業失敗,提高學生高中學業的完成率。

研究者提出申請,並獲南馬某獨中允許親自蒐集的資料也顯示,經歷留級的 學生比未經歷留級之學生,更可能在高中畢業前離開學校(主要原因為被開除、

轉校或輟學)。2006 年南馬某獨中之甲班有 39 人,因前一年未達校方初一升級 標準而留級,被安排在同一班重讀。同年,乙班被視為成績優秀的班級,50 人 順利升級至初二;丙班被視為成績普通的班級,44 人順利升級至初二(含校方

認為給予機會嘗試升級或補考成功之學生)。五年後的數據顯示,乙班有49 人於 18 歲順利高中畢業,只有 1 人中途離校;丙班有 27 人順利畢業,但有 11 人中 途離校。這五年中,丙班有6 人遭遇留級,但仍繼續留在校內,並在第六年畢業。

至於甲班學生於六年後僅有8 人順利從同一所高中畢業,中途離校者高達 25 人,

佔全班人數之64%;這六年中,甲班至少有 6 人再次遭遇留級,但仍在校內就讀。

歸納上述文獻與資料,我們發現留級制度潛在各種危機,留級可能增加更多 的社會成本,並且有可能造成學生身心發展不利與輟學等逆境。研究者對此有深 刻的體會,因為研究者曾是獨中生,但求學過程並不順利,曾二度留級,20 歲 才高中畢業。在留級期間,研究者曾被比較、被責備、被嘲諷、被負面標籤,甚 少獲得鼓勵;研究者也經常出現聽不懂、沒興趣、沒信心等狀況,亦甚少獲得他 人關注。所幸留級後期,研究者遇到好老師指引,自己開始發奮圖強,才得以「導 回正軌」。抱持著協助弱勢學生之心意,研究者自獲得中文專業文憑後,曾於獨 中服務近四年,並且曾兩次和全校該年度留級的學生進行座談、兩度認輔數位留 級生,對他們課業進行追踪,並經常與之晤談,是所以對留級議題有深刻而長期 的關懷。研究者發現,留級制度已被絕大部份獨中領導人、教育工作者認定為獨 中之特色,且具有實質功能之制度,大馬獨中不可能輕易放棄;但此制度很可能

「弊多於利」,並可能會對學生造成諸多困難、衝擊與傷害,形成一種「弔詭」

的存在。

到目前為止,仍舊沒有人對獨中留級議題進行深入的研究;每年上千名留級 生,仍舊默默地在大馬的教育功利環境、留級體制與個人逆境中掙扎著,面臨各 種危機。為此,研究者認為在無法改變制度的情況下,深入瞭解留級生如何從逆 境中復原,是一項有意義、且能真正關懷留級生的突破口。本研究擬以留級生為 主體,探究其曾經歷之留級逆境,但後來如何能從高中乃至於大學畢業者之復原 歷程,探究出他們曾遭遇何種逆境、其何種特質可協助克服危機、曾獲得何種機 會以協助克服危機、如何形成復原力及如何從逆境中復原等內容,能提供大馬獨

之參考資料。研究者期許自己的關懷、過往的經驗能與此研究連結,並對未來獨 中教育與留級生之發展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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