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半島曾經是 葡萄牙、荷蘭和英國 殖民地，第二次大戰 期間，日本也曾經統 治馬來半島 3 年 8 個 月。戰爭結束後，英 國恢復殖民馬來半島，
但人民要求獨立建國。
1957 年，馬來亞聯邦 宣佈獨立；1963 年，
沙巴、砂勞越和新加 坡以州名義加盟，正式成立「馬來西亞」(Malaysia)。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 西亞，建立新加坡共和國。現今的馬來西亞是由 13 個州和 3 個聯邦直轄區組成，
這是一個多元族群1和文化的國家。截至 2009 年，全國共有 2830 萬人口 ，馬來 人占 54.9%，原住民 11.9%；華裔 24.5% (約 640 萬人)、印度人 7.4%及其他 1.3%。
2在馬來半島，族群被定義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其他」。3 馬來人是馬來半島的較早時期的住民，最早是由印尼移至馬來半島。華人和印度 人則是在英殖民時期才大量進入馬來半島。
1 本文不以「種族」(racial group)來分類人口，因為根據馬來西亞憲法，「馬來人」意即出生在 馬來西亞、能夠講述馬來話、遵守馬來習俗及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民。馬來西亞人口是以族群特質 (文化、共享經驗、語言等)來分類，故本文以「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來指涉華人、馬來人、
印度人或其他相關社群，而不是以人種的膚色、體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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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馬來西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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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是早期的中國移民，也是僅次馬來族群的第二大國家族群，
他們的祖先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省。15 世紀，第一代華人移居到馬來半島時，
也就是最初華裔墾耕者。18 世紀，越來越多華人前來馬來半島。當時他們主要 居住在礦場、港口城市或是農村(Lee, Tan 2000)。20 世紀初，英政府掌控整個馬 來半島，華人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根據統計，1911 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 地人口數當中，華人共有 87 萬 4200 人(謝詩堅 1984)。當時候錫礦工業迅速成 長與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勞工。不少中國人因此南來馬來半島，他們登岸地點多 為新加坡及檳城兩地(礦務總會編著 2002)。華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馬六甲、霹靂 拉律、吉隆坡等地開採錫礦(周宗仁 1997)。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移民國家都 享有比較優勢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但這只是華人族群內部的少數現象。華人移民 組成的社會包含不同生活階層的人民。
文平強(2009)指出從 18 世紀開始，華人開始種植甘蔗、木薯、胡椒等，成 為種植業先驅。馬來半島錫礦業促進土地開發和人口聚集，吸引大量華人湧入礦 區。1870 年，近打河流域發現大量錫礦後，大批華裔礦工從拉律區前來。1890 年，霹靂所有大礦家都是華人。到了 1929 年，歐洲公司憑著技術和資金優勢支 配整個錫礦市場。除了種植業和錫礦業，橡膠業也是華人企業家涉及的主要產業。
橡膠業佼佼者包括陳嘉庚及女婿李光前(南益橡膠公司)。根據官方數據，華人擁 有馬來半島橡膠園之總面積的 30%，僅次於歐洲人。許多華人申請到承購橡膠的 准證後，建立起橡膠經銷網絡。這些經銷商作為第一線買主，是鄉鎮地區的小園 主們最直接的現金來源。侯政宏(2002)指出早期的華人移民也扮演中間人角色，
從事轉口貿易，華裔負責和其他地區交換當地土著的產品及其他地區生產的商品。
華人投資經營的小生意，是城市經濟的支柱。他們扮演多種角色，在商業和貿易、
礦業和農業的開發上，扮演資金和勞動力供應的角色。在發展過程中，華人的處 境各有不同，少數人在殖民當局的自由放任政策下成功把握機會而飛黃騰達，但 大部分人並非如此幸運。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經濟上都非常成功，這只是看
到局部現象，事實上華人社群整體的面貌非常複雜。在殖民時期的馬來亞，許多 鄉村地區的華人只不過是沒有土地，在礦場或種植園工作的苦力；而在城鎮裡，
許多華人只能當人力車夫或受雇勞工，終生在「下層社會」掙扎求存。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之前，華裔墾耕者人數已經高達 15 萬人，並在 1945 年達 到 40 萬人。墾耕者人數在日治時期帶來深遠影響。他們不但增加糧食供應，後 期也加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日本佔領馬來半島(1942-1945)期間，許多原來在居 住在城市的礦場工人、勞工、種植園工等紛紛逃到森林邊緣。他們當中有些人更 是加入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馬共在日治時期，協助英 殖民政府攻擊日本軍，英殖民政府戰爭專家在森林裡為共產黨提供訓練，形成一 股強大力量，也就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Ngin 1985)。二戰後，馬共成為合法政黨，而且開始在多個團體，特別 是勞工組織發揮影響力，並且發起反殖民運動。在 1947 至 1948 年，英殖民政府 認為馬共的影響力將損害他們的長期利益，於是推出新法律壓制勞工，扣留馬共 和其支持者，並宣佈馬共是非法組織(林廷輝、方天養 2005)。1948 年，馬共決 定放棄戰後以來採取的議會政治路線，改採武裝鬥爭，並遁入森林展開游擊戰。
為了與外界聯繫與取得支援，馬共便在森林邊緣地區廣泛建立外援網絡，或招募 或脅逼居住在森林邊緣墾殖的華人墾耕者提供資源。馬共把這些人視為主要補給 來源，將他們編制入「人民運動」(民運)組織。因此，「民運」成為馬共重要外 圍組織，並站在馬共活動第一線上。民運人員任務廣泛而複雜，他們不但是馬共 軍隊的來源，也是後勤部隊，從事物資補給，經費籌募及情報收集等工作。他們 隱身在民眾之中，與老百姓無異，很難辨識(潘婉明 2004)。
為了打擊馬共獲得民運組織的補給，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規劃一連串的剿 共措施，甚至想要遣送華人墾耕者回到中國，並在 1948 年頒布全國進入「緊急 狀態」。然而，「緊急狀態」頒布初期，剿共效果並不彰顯，殖民政府檢討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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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出於有關單位的協調和配合問題上，乃決定委派森林作戰專家布利克斯准將 (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前來馬來亞出任作戰指揮官，負責籌劃、協 調和指揮軍警聯合作戰任務。布利克斯抵達後，立即發表「布利克斯計劃」(Briggs Plan)作戰計劃。布利克斯認為在偏遠地區或森林邊緣開墾的華人墾民，都曾經 自願或被迫資助馬共分子。因此，設法隔離大批華人，以避免他們成為馬共「後 援隊」乃是當務之急，遂提出「新村計劃」，將涉嫌華人移殖(resettlement)到特 定地點或範圍。在此計劃下。受影響的人口多達 50 餘萬人，主要遷移對象是華 人。為了防範共產黨，新村築起籬笆網、閘門、瞭望台等空間隔離設置，村民過 著猶如集中營式的生活 (潘婉明 2004) 。
截至 2002 年為止，全馬共有 450 個華人新村。新村從早期的族群隔離空間，
成為國家發展邊緣的地帶。經過半個世紀發展，全國的新村目前大致分成三類，
即是市區邊緣新村、半城鎮周邊新村及鄉區新村。有些新村因為地理位置關係，
蛻變成為城市化的新村，例如：雪蘭莪州的沙登、雙溪威、雙溪毛糯和蕉賴 11 里新村，以及吉隆坡的增江和沙叻秀新村。這些靠近城市的外圍新村開發中小型 工業，周圍地區發展蓬勃。這些靠近市中心外圍地區的新村，已經成為國家發展 主流的一部分(林廷輝、方天養 2005)。例如全國「老大」的增江新村。增江新 村位於吉隆坡北部，介於甲洞、怡保路與古晉路之間，因為中間有甲洞路分隔，
形成增江「南區」與「北區」。增江北區有 3600 間房子，南區擁有 970 間房子(不 包括花園住宅、組屋和公寓在內)，有高達 6 萬名居住人口及 1000 英畝面積的土 地。隨著時代變遷，增江新村已經擺脫傳統新村的面貌，變成繁榮小市鎮，大部 份房子也翻新成鋼骨水泥，新村裡四處可見高樓建築物(章菁燕 2010)。
另外一個城市化新村是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位於雪蘭莪州南部，是全國第二 大的新村。沙登不僅與聯邦直轄區吉隆坡為鄰，還銜接直通政府行政中心布城的 道路，更是通往南部的主要門檻，交通四通八達，讓他成為州內快速發展的重鎮
之一。雖然沙登已經易名為史里肯邦安新村(Sri Kembangan)，但大家依然習慣稱 呼他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以「製鞋業」聞名全國，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間，不 少村民隨時代發展而改農從商，中小型工業隨之崛起，當中以鞋業著名。最高峰 時期，沙登村內共有高達 200 多間的製鞋廠，為村民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銀行 和金融業也如雨後春筍在新村林立，高峰時期共有多達 13 間的金融銀行，使新 村大街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近年來，中國鞋業搶灘市場，許多鞋廠紛紛倒閉，
至今尚有 50 多家仍然存活(蔡昭媛 2009)。另一個例子是雪蘭莪州的蒲種 14 英 里新村，這個新村早期以割膠和採礦為生，近年來蒲種地區納入多媒體超級走廊 的範圍4，蒲種是雪州內崛起與發展速度最為驚人的地區，也造成蒲種 14 英里新 村的屋價與地價暴漲數百倍(星洲日報／大都會 2009)。
4 「多媒體超級走廊」（MSC）是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南郊雪邦國際機場延伸至市區邊緣的國
油雙峰塔的走廊地帶。MSC 也是個科技園區，總面積約 750 平方公里。大馬政府希望打造 MSC 成為一座現代化的科技城，及亞洲主要的多媒體科技中心，以生產資訊科技、應用與研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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