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是在一個特殊的時空條件下成形，當中牽涉不同層級的族 群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空間中的互動關係。本研究聚焦在族裔地景如何 呈現這個互動過程中，不同族裔面對的空間隔離與排斥、階級流動的動態情況。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我涉入研究田野以觀察紀錄、深入訪談來發現、發掘 及發展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議題；作為一名在新村生活 18 年的華人居民，我時刻 提醒自己研究者掌控自身情緒的重要性，在雙重身份交會下描繪一個「空間」與
「社會」、「中心」與「邊緣」相互形構的華人新村動態故事。
一．「空間與社會」「中心與邊緣」的流動過程
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早期並無政治身份。當馬來亞面對共 產黨威脅時，英政府利用國家機器的軍警人員，強迫華人移民搬遷到一個具有隔 離與監視功能的集中營生活。本研究田野拱橋新村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建立。當時 的華人族群內部包含不同階層的人民，例如有錢的橡膠園主；擁有土地的耕農；
或是無產的勞工、菜園工人、礦工等等。在這個充滿權力壓迫的隔離空間，英政 府、馬來亞共產黨和華人村民互相交織成一幅「由上而下」控制，「下層反抗」
的動態圖像。雖然在國家獨立後，華人紛紛申請公民權，但是政府並不信任華人 族群對國家的忠誠。第二次戒嚴行動後，政府拆除鐵線網、柱頭等，但在社會排 除的情況下，華人新村並沒有獲得政府關注，新村仍然是缺乏土地和其他資源。
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空間的主動性作用。華人村民搬離原來居住地及農地，
在新環境又面對缺乏土地的問題，以致造成更低的社會地位。
1969 年 513 事件後，國陣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主要目的是扶助馬來族群，
縮小族群之間的經濟差距。這項政策對馬來西亞社會影響深遠，邊緣化非馬來人 在經濟、土地．教育的權利及參與公共行政的機會等。大約 70 年代末，有些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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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村民積極尋找出路，利用「跳飛機」方式到西方先進國家，以逾期逗留的工作 方式賺取外匯。從國外成功回鄉的村民，家中經濟情況明顯改善；有些村民購買 房子，或是買店鋪經商，從無產的村民晉升至「有產階級」。有的村民儲蓄金錢 作小孩的教育費，通過教育途徑提升社會地位。這時期，拱橋新村內外部空間也 相繼出現變化。新村內部的改變包括木房屋修繕成新式洋房、興建廟宇和牌樓等；
新村外部的空間則是隨著拱橋新村人口及居住密度增長，附近地區開始發展新式 花園住宅區，許多在國外或城市工作的村民成為具有購買力的群體。
80 年代，馬來西亞政策朝向工業化發展，霹靂州也開始興建工業區。霹靂 州政府徵收拱橋新村對面「山邊」的土地，開發成「拱橋工業區」及引進東南亞 外勞。拱橋新村也逐漸擴張空間領域，成為「拱橋地區」(包括拱橋新村、工業 區、商店區、新花園住宅)。隨之社會人口結構也變得更為複雜，從原來以華人 居民、少數馬來人、印度人為主的新村，慢慢發展成匯集不同東南亞國家，例如 泰國、印尼、尼泊爾的外勞，形成多元族群和文化的地區。在這個社會與空間互 動及演變的過程中，原來在社會較弱勢的華裔工人、無地農民，在面對東南亞外 勞時，他們成為具有政治身份、優越中華文化的族群。村民與外勞在日常生活上 鮮少交集，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也因為村民和外勞對彼此的刻板印象，而新村的 公共空間應因社會變化也出現排斥性的現象。例如新村的夜市場及籃球場，成為 華人活動的中心，外勞無法進入與村民有互動。
另一方面，外勞住在情況較不好的村屋、新住宅區的房子或是乏人問津的商 業店屋。他們繞過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活躍在新村邊緣的寶地花園商業街道、
夜市場及休閒公園，形成消費與休閒的族裔地景。外勞在寶地花園的商業街消費 日常用品、食品和電話卡，甚至有小道消息說那裡有間雜貨店背後經營者是外勞。
外勞在拱橋新村排斥性空間的邊緣外，因為人群聚集及消費能力，反而激發另一
個新的活動地區，塑造連華人村民也覺得那是「外勞」活動的地方。在外勞社群 中，印尼外勞一般從事建築工人，經濟能力比其他外勞較好，加上他們懂得說馬 來話，因此成為外勞社群裡的上層階級。最讓我印象深刻感受到「階級流動」關 係的是印尼外勞告訴我「尼泊爾和緬甸的工人都是 bodoh (愚蠢)，因為他們不會 講馬來話」。這位受訪者說在休閒公園裡，印尼外勞一般不會和緬甸或尼泊爾外 勞一起運動。原來低層外勞群體在創造他們中心的同時，也在邊緣更為弱勢(如 語言能力)的外籍勞工。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打破華人及華人新村是一個社會弱勢及邊緣化的刻板印 象，透過田野資料描述一個社會與空間、中心與邊緣的新村動態故事。從研究田 野──拱橋新村──發現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與空間是相互影響，拱橋新村 主要的居民是華人，這個族裔地景呈現階級流動及空間隔離及排斥的現象。雖然 在國家政策的排除情況下，下層華人村民失去土地、教育權利或是公部門工作機 會，但是他們透過自身的能動性尋求出路，利用跳飛機方式晉升「有產階級」。
當霹靂州推行工業化及引進外勞群體後，拱橋新村的華人族群及公共空間成為地 區的中心，他們排斥外勞參與新村的活動或是使用新村公共空間，例如籃球場。
另一方面，外勞社群也創造自己的消費和休閒地景，內部同時也出現印尼外 勞排斥其他國籍勞工的情況。我們也發現拱橋地區的多元族群雖然各據自己的活 動空間，但是當新村舉行某些節慶活動，尤其是流行文化表演時，村民和外勞是 有機會實踐跨文化的空間形式。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拱橋地區的跨文化情況，
並不是一個歷史演進的結果，只是位於某個時間點上發生的事件。「邊緣」和「中 心」是一個相互形成的辯證關係，它們只有在各自相互的關係中才能被界定。當 華人族群面對國家扶助馬來人政策、華人面對外勞，或是外勞與外勞之間，我們 看到每個組別表現出社會與空間的中心和邊緣關係。然而，從研究個案也發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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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邊緣」只是表現在下層階級的社會關係與空間流動。即使華人和新村在對照 外勞時成為「中心」，或是中國經濟崛起後華文及華裔商家獲得政府重視，但是 國家親中及發佈不同的政策內容，依然沒有改善低層華人村民的地位，而華人新 村依然面對不公平的撥款與邊緣發展的窘境。
二．村民與研究者的再反省
我採用田野觀察、深入訪談、文獻資料的研究方法，描繪跨越六十幾年的新 村故事。熊秉純(1996)指出質性研究也可以寫出從純方法角度看來很精緻的作品，
她認為如果研究者沒有批判的學術立場和視角，依舊可能漠視階級剝削、倚强凌 弱等現象。知識的內涵(什麼是知識)、知識建構的過程(如何生產知識)與知識建 構的參與者(知識生產的主體如何影響到知識生產的結果和效果)，是研究過程中 必須時時察覺到的關鍵問題，當中研究者的「自我反省」成為(質性)學術研究中 非常重要的構成。就如中心和邊緣不是二元論，研究者與受訪者也不是分開在二 元框架之下，受訪村民與研究者的反身性思考也是相互影響。在田野及撰寫論文 過程中，我發現受訪者具備反省能力，他們感動了我，也影響我的研究工作。雖 然許多受訪者在談話中，表示不滿意國陣政府實行偏袒馬來族群的政策，但有些 受訪者還是察覺到政府照顧的只是部分的馬來人，而且是有錢的馬來人。家亨說 華人應該批評的是偏袒馬來人上層階級的國陣政府，而不是批評所有的馬來人。
因為有些馬來人依然過著很貧窮的生活；他舉例說也有華人政黨成員從政府那裡 撈取好處。
「第一，你不公帄，你過分開照顧馬來人，你照顧馬來人你照顧不晒(完)，
你只會照顧那些有錢的馬來人，好像你是親戚，巫統的親戚，你可以標到我的工 做…其實馬來人是沒什麼，有時候我們是針對（政府)…政府都已經聚晒(偏袒) 一邊，但是都是不關那些馬來人事，窮那些馬來人真是窮…好像這些（政黨）唐
人，這些會窮咩？」(家亨，40 歲)
當多數村民認為外勞是造成治安不靖的原因時，仍然有少數村民挺身為外勞 辯護，康大姐就說「我們馬來西亞人做(罪案)，那裡關外勞事，外勞都不知多慘，
他們也被人家打劫」。雖然村民在不自覺時仍會以「我／們」對照「他者」，例 如：印度人比外勞壞，不過我認為村民身上潛在反思是非常重要，也是具有意義 的事。我在華人新村長大，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可以有機會重新認識從小長大 的生活環境，也讓我反思在過往，甚至直到現在的生活經驗中，經常會不自覺陷 入二元分立、刻板印象的迷思中。本研究時刻提醒我同理心與反省的重要性，也 警惕自己切莫把生活經驗中的不幸，凌駕至其他更為弱勢群體身上。本研究整體 的意義在於指出，社會與空間的相互關係中，中心和邊緣不是必然存在，在馬來 西亞處於政治及經濟弱勢的部分華人族群，應該聯合其他弱勢者共同改變整體環 境，而不是在剩餘的資源中互相爭奪與猜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誠如家
他們也被人家打劫」。雖然村民在不自覺時仍會以「我／們」對照「他者」，例 如：印度人比外勞壞，不過我認為村民身上潛在反思是非常重要，也是具有意義 的事。我在華人新村長大，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我可以有機會重新認識從小長大 的生活環境，也讓我反思在過往，甚至直到現在的生活經驗中，經常會不自覺陷 入二元分立、刻板印象的迷思中。本研究時刻提醒我同理心與反省的重要性，也 警惕自己切莫把生活經驗中的不幸，凌駕至其他更為弱勢群體身上。本研究整體 的意義在於指出，社會與空間的相互關係中，中心和邊緣不是必然存在，在馬來 西亞處於政治及經濟弱勢的部分華人族群，應該聯合其他弱勢者共同改變整體環 境，而不是在剩餘的資源中互相爭奪與猜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誠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