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變遷研究─ 以拱橋新村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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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變遷研究─

以拱橋新村為例

Changing Spatial Forms and Society in Chinese New Villages of Malaysia—

Case studies of Kampung Kanthan Baru

研究生：古燕秋 Yen Chew, Foo

指導教授：張聖琳 Advisor: Sheng Lin, Chang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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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誌

到了下筆這一刻，我才發現自己是個多麼幸運的人。當了三年的研究生，我必須感謝很多生命中的貴人，因為他們讓我可以順遂及快樂地完成學業。首先，

我要感謝指導老師聖琳。從碩二開始，老師不幸接收到一個頭腦只有「邊緣」的學生，耐心及持續與我討論及修正研究主題。在論文寫作時，老師在百忙中依然適時的提醒和質疑，幫助我釐清許多寫作盲點。感謝老師的包容，無論我消失或出現，永遠都給我微笑和鼓勵。我非常感恩可以選修邢幼田老師的課，我在一年的課程中獲益良多。除了閱讀到許多有趣的書外，也讓我窺探到田野研究和資料分析的奧妙之處，慢慢愛上唸書及思考的樂趣。謝謝邢老師從論文開始之初，就一直耐心＋愛心地認真與我討論，給予我許多想法和刺激。感謝桂林小組實習課的劉可強及陳育貞老師。兩位老師總是樂於和我們分享規劃想法，刺激和鼓勵學生面對真實環境中的規劃難題和挑戰。你們認真教學及關心學生的態度讓我很感動。我也永遠記得在新生座談會時，夏老師關心我的家庭狀況及提出幫助我讀書的事情。我也要感謝強大的口委陣容 (劉老師、夏老師、邢老師) 成員在口試時，

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建議，讓我可以跳脫出來重新閱讀及修正我的論文。

我要謝謝啟蒙老師楊祖珺及阿偉。如果不是祖珺老師鼓勵我唸研究所，我想我可能只是夢中的我，活在夢想中卻不曾真實面對內心的渴望。謝謝老師亦師亦母的關愛，你是第一個讓我喜歡上台灣的人。如果不曾在阿偉的教導下學習融入田野和研究倫理，甚至勇敢面對研究者個人的情緒，我想自己是無法在一個情醒和穩定的狀態下面對我的論文，甚至於更年輕時候自己的生命經歷。總是忙碌的阿偉在這三年中，依然與我保持淡淡的聯繫，我謝謝你的愛護。小時候，我從來不敢奢望可以唸大學，更何況是研究所。我非常幸運唸大專時得到明記叔叔提供學費及生活費，沒有你的幫助我可能早就要出社會工作。謝謝林若德先生及潘斯里梁婉清女士提供我緊急助學金，踏出到台灣升學的第一步。每每見面時，林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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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先生總是用聖經的話來勉勵我努力向上，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心靈安慰。我要謝謝漢平，如果沒有你的幫助，我是無法順利完成研究所課程。我在你身上學習到據理力爭和「知天命」的生活態度，雖然你總是叫我「不要在意」，但感謝你滿滿的愛心和支持。我深深感謝所有田野的受訪者，你們願意信任我並且分享生命中真實的故事，賦予這篇論文深刻的精神樣貌，使它成為可以說話的文章。

謝謝桂林小組的飛龍、一杯、圓圓山、總圖及小李，讓我有一段難忘的實習經驗；謝謝沛霖在某段時間的陪伴；感謝珩婷總是送我小零食及背後的友誼大心；

謝謝 Mimi 口試時情義相挺；謝謝玲瑋、小熊、韵筑、婉玲在值班時歡樂相陪；

謝謝發哥特地出席畢典和平常的妙語如珠；謝謝盈萱經常的一針見血；謝謝德容和孟琪在邢老師課的陪伴，又認真聽我講田野瑣事；謝謝維修及最後一學期認識的慕思勉的各種提醒。我要特別感謝鍾姐姐和凱哥，你們真是一對活寶，讓我這三年充分感受到同學愛是多麼珍貴及美好的情誼。謝謝家容和小王的照顧，有你們在真安心。謝謝永遠的 912 室友佩璇、阿方和阿胡，和你們在一起好開心，瞬間忘記研究所的壓力。感謝的情緒是可以跨海傳達，我要謝謝 77 媽咪，如果沒有你的照顧、分享和分擔，我想我已陣亡於研一時刻；謝謝我的最愛小洋及志菲，

你們在我心裡總是一股安穩的力量；謝謝華華，永遠在我需要時，永遠不對我說

「不」的好姐妹。這裡感謝所有幫助我的朋友，原諒我無法一一列出你們的名字。

最後，我要感謝我最親愛的家人。謝謝弟妹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永遠都支持我。

在必要時二話不說掏鈔票，即使你們只是打工仔；謝謝你們的懂事和乖巧，讓我能安心唸書；每次唸書及寫作時情緒爆炸，感謝你們在不明就理下依然鼓勵和肯定我。謝謝外婆對孫女的包容，謝謝可愛的瀚瀚和嫦曦。謝謝我的爸媽，你們讓我有快樂和幸福的童年，也讓我不得不面對生命的最痛。你們的犧牲和奉獻灌溉了家中的小孩，叫他們學習堅強和樂觀面對人生，謝謝你們，我永遠愛你們。最後的最後，感謝主，你的愛何等長闊高深，我願盡我所能，榮耀你的名，Amen。

100 年 7 月〃臺灣大學的最後一個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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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會和空間是互相辯證的關係。社會在生產特殊歷史和文化的空間時，空間也在建構與影響社會關係，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由於創造空間的社會具有「非停滯」性質，所以本研究視社會與空間是一個動態過程，包括表現出「中心」與

「邊緣」相互流動的現象。馬來西亞華人新村是英政府為了對付馬來亞共產黨而建立的居住聚落，早期具有監視與隔離的空間特色。本文希望透過研究個案─拱橋新村特殊的族裔地景，來探討不同族裔之間的階級流動 (社會)與空間隔離與排斥(空間)的相互流動關係。

我將在第二章分析英殖民時期不同政治權力，包括英政府及馬共與華人村民的互動，如何形塑新村的空間隔離特色。第三章則是聚焦在國家獨立之後，政府推行具有社會排除性質的新經濟政策，邊緣化華人族群及新村，村民透過跳飛機提升階級地位並且改變新村的空間景觀。在全球化的今天，越來越多勞工跨國流動他鄉。第四章將探討華人村民與外勞在互動的過程中，不停改變與置換他們在社會與空間裡的階級位置，並且造成排斥性的公共空間現象。同時，我也發現流行的文化與節慶活動是連結不同族群，並且形塑跨文化空間的契機。最後，本研究認為社會與空間裡流動的中心與邊緣過程，只發生在拱橋新村的下層階級，實際上華人族群依然處於國家發展的邊緣地帶。

關鍵字：華人新村、社會關係、隔離空間、排斥性、地景、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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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 thesis analyzes the dynamic socio-spatial relationship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Kanthan Baru of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sia.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ethnoscape in the new village and how the physical forms embody segregation and exclusion between the mainstream Malaysians and marginal Chinese, as well as the new Asian immigrant works.

First, I introduce how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was battling with the communists in the rural Malaysia. Chinese New Village presented segregated and marginalized landscapes that mirrored British power. Second, I analyze how Chinese ethnic was marginalized by economy, culture, education and was “rejected” by the public servant under New Economy Policy (NEP). Chinese villagers of Kanthan Baru became illegal workers in oversea countries such as Britain, United States, Japan, in order to seek opportunity. Some of them succeeded in improving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thus transformed the landscape. In 1980s, industrialization of Kanthan Area was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Asian immigrant workers from Indonesia, Nepal, Thailand, who relocated the Kanthan Area. Third, I investigate how the newcomers of Asian workers interact with Chinese villagers and how they have been negotiating new boundaries and transcultural spaces within these Chinese New Villages.

By examining field data, I argue that built environments are not only the container of our society, but also the interactive processes that response to essential forces driving from socio-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In conclusion, I suppose changing of social mobility and spatial segregation/ exclusion are limited in lower classes, Chinese Malaysians are still marginality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ethnic Chinese, New Village, marginality, social mobilit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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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諸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1

第二節研究背景---3

第三節研究目的與發問---8

第四節理論分析與研究架構---10

第五節研究地點與方法---19

第二章政治權力塑造的華人新村 第一節華人移民的政治認同及新村空間特色---30

第二節英政府、馬共與拱橋村民權力互動過程---32

第三節第二次戒嚴行動與村民挪用空間---44

小結強與弱的權力交織及空間之主動性---50

第三章邊緣化政策與逆流向上的村民 第一節從國家政策看政府與華人族群的關係---53

第二節離鄉謀出路的拱橋村民---60

第三節拱橋新村內／外部的空間變化---75

小結低層村民的主動性及拱橋新村擴張地域範圍---80

第四章翻轉中心與邊緣的多元社會與空間 第一節馬來西亞國家政策的轉變---83

第二節工業化後的拱橋地區與新的社會結構---85

第三節拱橋地區不同族裔空間之排斥性---93

第四節實踐跨文化空間的可能性---106

小結下層的階級流動與空間排斥---111

第五章結論---115

參考書目---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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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錄

圖 1-1 馬來西亞位置圖---3

圖 1-2 研究分析---17

圖 1-3 寫作架構---18

圖 1-4 西馬的華人新村分布圖---19

圖 1-5 霹靂州拱橋新村位置圖---19

圖 2-1 華人新村空間規劃圖---32

圖 2-2 未搬遷前的老拱橋地區---33

圖 2-3 拱橋新村位置---34

圖 2-4 灶頭---35

圖 2-5 木床---35

圖 2-6 茅草或亞答木屋---35

圖 2-7 瞭望塔---37

圖 2-8 帶刺鐵線網及油燈---37

圖 2-9 新村大閘門---38

圖 2-10 軍警嚴格檢視汽車，確保村民沒有攜帶食物出去---38

圖 2-11 軍警檢查村民的登記---39

圖 2-12 米牌---40

圖 2-13 工人正在煮大鑊飯---41

圖 2-14 村民在大鑊飯廚房外等待領取白飯---41

圖 2-15 圍鐵線網的柱頭---48

圖 2-16 拱橋新村大路旁還能看見一些殘留的柱頭---48

圖 2-17 戒嚴柱頭---49

圖 2-18 居民再利用柱頭搭成小棚子---49

圖 2-19 柱頭的其它用處---49

圖 3-1 巴剎(菜市場) ---76

圖 3-2 籃球場---76

圖 3-3 新村木板屋---77

圖 3-4 新村入口牌樓---77

圖 3-5 新村的新建房屋---77

圖 3-6 新式洋房---77

圖 3-7 拱橋新村關帝廟---78

圖 3-8 關帝廟多元禮堂外觀---78

圖 3-9 單層房屋住宅區---79

圖 3-10 雙層樓花園住宅區---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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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新興住宅區位置圖---80

圖 3-12 拱橋輝煌花園---80

圖 4-1 拱橋地區---85

圖 4-2 拱橋新村的公共空間---95

圖 4-3 拱橋新村夜市場---95

圖 4-4 外勞在衣飾攤前---95

圖 4-5 外勞在樹下談天---97

圖 4-6 拱橋新村籃球場---97

圖 4-7 中華小學草場---97

圖 4-8 外勞住的拱橋新村木板屋---99

圖 4-9 其中一條通往新村與花園住宅區的路---99

圖 4-10 閒置店屋成為外勞住所---99

圖 4-11 外勞夜市場與休閒公園位置圖---100

圖 4-12 外勞挑選食材---101

圖 4-13 女性勞工正在買熟食作晚餐---101

圖 4-14 通訊店---102

圖 4-15 坐在大路旁的外勞---102

圖 4-16 在馬路聚集談天的外勞---103

圖 4-17 Shagorika 雜貨店---103

圖 4-18 平常公園一景---104

圖 4-19 外勞在公園談天---104

圖 4-20 外勞正在玩英式籃球---105

圖 4-21 關帝廟舉行舞獅儀式---107

圖 4-22 多元禮堂共同聚餐活動---107

圖 4-23 傳統戲劇較不能吸引村民---108

圖 4-24 拱橋中華小學文藝匯演吸引眾多村民---108

圖 4-25 關帝廟空間示意圖---109

圖 4-26 外勞在欄杆外撐雨傘看表演---109

圖 4-27 外勞坐在禮堂邊緣的椅子---109

表目錄 表 1 受訪者的名單及基礎資料---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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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諸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

我是在馬來西亞華人新村長大的小孩。小時候，我和爸媽及弟妹共同擠在老家的一間房間裡生活，最羨慕的是別人有能力購買屋子搬出去居住。我居住的新村以製鞋聞名，新村很多人在自家或是別人的住家工廠製鞋，也有部分大人(通常是男人)從事耕種、菜園、養魚或是工廠工人。很多人為了改善家計，選擇飄洋過海到外國跳飛機，賺取金錢回到家鄉做小生意、買車子、修建房子，或是搬出新村。還記得小時候，鄰居的哥哥，姊姊，家中的親戚會在我生命中消失好幾年，當他們回來時感覺「走路都有風」。戀家的爸爸為了妻子和小孩將來的生活，

向親戚借貸到日本跳飛機。媽媽和我們在家裡都非常想念爸爸，有一次小弟生病了，媽媽抱著弟弟在觀音菩薩面前掉眼淚的情景深烙在我童年深處的記憶裡。那時候，我和弟妹格外聽話乖巧，深怕為媽媽帶來更大的負擔。幾個月後，在日本受到雇主惡劣對待及思家心切的爸爸，終於回到新村裡。爸爸說他在日本時是築路工人，每天半夜才開始工作，日本雇主還經常敲打他的頭。對於居住在赤道的人而言，日本天氣嚴寒得讓人心驚，加上工作環境很糟糕，爸爸在國外十分掛念家人，最後他沒賺到我們買屋子的錢就回到新村了。雖然我們家還是沒錢，但當時我覺得開心極了，因為我有一個完整的家。再後來的一段時間裡，爸爸不幸生病了，永遠離開我們的家。

我常在想如果爸爸沒有出國跳飛機，沒有經過那段艱辛的外勞生活，他是否就可以陪伴我和弟妹長大？為什麼他要離開我們？為什麼爸爸無法在新村找到好的工作？長大後，周圍的朋友和玩伴也紛紛離鄉，他們有的到城市升學，有的到國外唸書，還有很多是到外國合法或非法的工作。當中，包括一直在外地唸書、

回鄉工作、出國升學的自己。從小的成長環境及從事採訪的工作經驗，讓我心裡留下一個很大的疑問，為什麼華人新村的居民，他們要出國跳飛機才能「找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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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新村年輕人(甚至是我)無不希望離開新村，到城市或是外國就業發展，甚至定居在那裡。超過半個世紀歷史的華人新村落得人口凋零困境，讓我覺得很難過又疑惑。最近幾年，我發現新村出現了膚色比華人更深的外勞，新村裡的人(包括自己)對他們格外戒備，凡是發生不好的事情，例如打劫、強姦，大家第一反應是：外勞幹的嗎？當我再長大一些時，某一天我忽然想到當年在外工作的爸爸、

表哥、鄰居的伯伯，他們也曾經遭受這種「在地」歧視嗎？是什麼原因造成人類不斷遷移，還要適應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我帶著心中的疑問進入城鄉所，我希望透過研究華人新村，可以更深入瞭解自己成長的地方，甚至解答一題對我生命而言非常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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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背景

馬來半島曾經是葡萄牙、荷蘭和英國殖民地，第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也曾經統治馬來半島 3 年 8 個月。戰爭結束後，英國恢復殖民馬來半島，

但人民要求獨立建國。

1957 年，馬來亞聯邦宣佈獨立；1963 年，

沙巴、砂勞越和新加坡以州名義加盟，正式成立「馬來西亞」(Malaysia)。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建立新加坡共和國。現今的馬來西亞是由 13 個州和 3 個聯邦直轄區組成，

這是一個多元族群¹和文化的國家。截至 2009 年，全國共有 2830 萬人口，馬來人占 54.9%，原住民 11.9%；華裔 24.5% (約 640 萬人)、印度人 7.4%及其他 1.3%。

2在馬來半島，族群被定義為「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和「其他」。³ 馬來人是馬來半島的較早時期的住民，最早是由印尼移至馬來半島。華人和印度人則是在英殖民時期才大量進入馬來半島。

1 本文不以「種族」(racial group)來分類人口，因為根據馬來西亞憲法，「馬來人」意即出生在馬來西亞、能夠講述馬來話、遵守馬來習俗及信奉伊斯蘭教的人民。馬來西亞人口是以族群特質 (文化、共享經驗、語言等)來分類，故本文以「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來指涉華人、馬來人、

印度人或其他相關社群，而不是以人種的膚色、體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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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馬來西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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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族群是早期的中國移民，也是僅次馬來族群的第二大國家族群，

他們的祖先主要來自廣東和福建省。15 世紀，第一代華人移居到馬來半島時，

也就是最初華裔墾耕者。18 世紀，越來越多華人前來馬來半島。當時他們主要居住在礦場、港口城市或是農村(Lee, Tan 2000)。20 世紀初，英政府掌控整個馬來半島，華人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根據統計，1911 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人口數當中，華人共有 87 萬 4200 人(謝詩堅 1984)。當時候錫礦工業迅速成長與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勞工。不少中國人因此南來馬來半島，他們登岸地點多為新加坡及檳城兩地(礦務總會編著 2002)。華人新移民主要集中在馬六甲、霹靂拉律、吉隆坡等地開採錫礦(周宗仁 1997)。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移民國家都享有比較優勢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但這只是華人族群內部的少數現象。華人移民組成的社會包含不同生活階層的人民。

文平強(2009)指出從 18 世紀開始，華人開始種植甘蔗、木薯、胡椒等，成為種植業先驅。馬來半島錫礦業促進土地開發和人口聚集，吸引大量華人湧入礦區。1870 年，近打河流域發現大量錫礦後，大批華裔礦工從拉律區前來。1890 年，霹靂所有大礦家都是華人。到了 1929 年，歐洲公司憑著技術和資金優勢支配整個錫礦市場。除了種植業和錫礦業，橡膠業也是華人企業家涉及的主要產業。

橡膠業佼佼者包括陳嘉庚及女婿李光前(南益橡膠公司)。根據官方數據，華人擁有馬來半島橡膠園之總面積的 30%，僅次於歐洲人。許多華人申請到承購橡膠的准證後，建立起橡膠經銷網絡。這些經銷商作為第一線買主，是鄉鎮地區的小園主們最直接的現金來源。侯政宏(2002)指出早期的華人移民也扮演中間人角色，

從事轉口貿易，華裔負責和其他地區交換當地土著的產品及其他地區生產的商品。

華人投資經營的小生意，是城市經濟的支柱。他們扮演多種角色，在商業和貿易、

礦業和農業的開發上，扮演資金和勞動力供應的角色。在發展過程中，華人的處境各有不同，少數人在殖民當局的自由放任政策下成功把握機會而飛黃騰達，但大部分人並非如此幸運。在一般人印象中，華人在經濟上都非常成功，這只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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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局部現象，事實上華人社群整體的面貌非常複雜。在殖民時期的馬來亞，許多鄉村地區的華人只不過是沒有土地，在礦場或種植園工作的苦力；而在城鎮裡，

許多華人只能當人力車夫或受雇勞工，終生在「下層社會」掙扎求存。

在日本佔領馬來亞之前，華裔墾耕者人數已經高達 15 萬人，並在 1945 年達到 40 萬人。墾耕者人數在日治時期帶來深遠影響。他們不但增加糧食供應，後期也加入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日本佔領馬來半島(1942-1945)期間，許多原來在居住在城市的礦場工人、勞工、種植園工等紛紛逃到森林邊緣。他們當中有些人更是加入馬來亞共產黨(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馬共在日治時期，協助英殖民政府攻擊日本軍，英殖民政府戰爭專家在森林裡為共產黨提供訓練，形成一股強大力量，也就是馬來亞人民抗日軍(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 MPAJA) (Ngin 1985)。二戰後，馬共成為合法政黨，而且開始在多個團體，特別是勞工組織發揮影響力，並且發起反殖民運動。在 1947 至 1948 年，英殖民政府認為馬共的影響力將損害他們的長期利益，於是推出新法律壓制勞工，扣留馬共和其支持者，並宣佈馬共是非法組織(林廷輝、方天養 2005)。1948 年，馬共決定放棄戰後以來採取的議會政治路線，改採武裝鬥爭，並遁入森林展開游擊戰。

為了與外界聯繫與取得支援，馬共便在森林邊緣地區廣泛建立外援網絡，或招募或脅逼居住在森林邊緣墾殖的華人墾耕者提供資源。馬共把這些人視為主要補給來源，將他們編制入「人民運動」(民運)組織。因此，「民運」成為馬共重要外圍組織，並站在馬共活動第一線上。民運人員任務廣泛而複雜，他們不但是馬共軍隊的來源，也是後勤部隊，從事物資補給，經費籌募及情報收集等工作。他們隱身在民眾之中，與老百姓無異，很難辨識(潘婉明 2004)。

為了打擊馬共獲得民運組織的補給，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亞規劃一連串的剿共措施，甚至想要遣送華人墾耕者回到中國，並在 1948 年頒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然而，「緊急狀態」頒布初期，剿共效果並不彰顯，殖民政府檢討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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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出於有關單位的協調和配合問題上，乃決定委派森林作戰專家布利克斯准將 (Lieutenant-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前來馬來亞出任作戰指揮官，負責籌劃、協調和指揮軍警聯合作戰任務。布利克斯抵達後，立即發表「布利克斯計劃」(Briggs Plan)作戰計劃。布利克斯認為在偏遠地區或森林邊緣開墾的華人墾民，都曾經自願或被迫資助馬共分子。因此，設法隔離大批華人，以避免他們成為馬共「後援隊」乃是當務之急，遂提出「新村計劃」，將涉嫌華人移殖(resettlement)到特定地點或範圍。在此計劃下。受影響的人口多達 50 餘萬人，主要遷移對象是華人。為了防範共產黨，新村築起籬笆網、閘門、瞭望台等空間隔離設置，村民過著猶如集中營式的生活 (潘婉明 2004) 。

截至 2002 年為止，全馬共有 450 個華人新村。新村從早期的族群隔離空間，

成為國家發展邊緣的地帶。經過半個世紀發展，全國的新村目前大致分成三類，

即是市區邊緣新村、半城鎮周邊新村及鄉區新村。有些新村因為地理位置關係，

蛻變成為城市化的新村，例如：雪蘭莪州的沙登、雙溪威、雙溪毛糯和蕉賴 11 里新村，以及吉隆坡的增江和沙叻秀新村。這些靠近城市的外圍新村開發中小型工業，周圍地區發展蓬勃。這些靠近市中心外圍地區的新村，已經成為國家發展主流的一部分(林廷輝、方天養 2005)。例如全國「老大」的增江新村。增江新村位於吉隆坡北部，介於甲洞、怡保路與古晉路之間，因為中間有甲洞路分隔，

形成增江「南區」與「北區」。增江北區有 3600 間房子，南區擁有 970 間房子(不包括花園住宅、組屋和公寓在內)，有高達 6 萬名居住人口及 1000 英畝面積的土地。隨著時代變遷，增江新村已經擺脫傳統新村的面貌，變成繁榮小市鎮，大部份房子也翻新成鋼骨水泥，新村裡四處可見高樓建築物(章菁燕 2010)。

另外一個城市化新村是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位於雪蘭莪州南部，是全國第二大的新村。沙登不僅與聯邦直轄區吉隆坡為鄰，還銜接直通政府行政中心布城的道路，更是通往南部的主要門檻，交通四通八達，讓他成為州內快速發展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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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雖然沙登已經易名為史里肯邦安新村(Sri Kembangan)，但大家依然習慣稱呼他沙登新村。沙登新村以「製鞋業」聞名全國，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期間，不少村民隨時代發展而改農從商，中小型工業隨之崛起，當中以鞋業著名。最高峰時期，沙登村內共有高達 200 多間的製鞋廠，為村民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銀行和金融業也如雨後春筍在新村林立，高峰時期共有多達 13 間的金融銀行，使新村大街呈現一片欣欣向榮景象。近年來，中國鞋業搶灘市場，許多鞋廠紛紛倒閉，

至今尚有 50 多家仍然存活(蔡昭媛 2009)。另一個例子是雪蘭莪州的蒲種 14 英里新村，這個新村早期以割膠和採礦為生，近年來蒲種地區納入多媒體超級走廊的範圍⁴，蒲種是雪州內崛起與發展速度最為驚人的地區，也造成蒲種 14 英里新村的屋價與地價暴漲數百倍(星洲日報／大都會 2009)。

4 「多媒體超級走廊」（MSC）是從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南郊雪邦國際機場延伸至市區邊緣的國

油雙峰塔的走廊地帶。MSC 也是個科技園區，總面積約 750 平方公里。大馬政府希望打造 MSC 成為一座現代化的科技城，及亞洲主要的多媒體科技中心，以生產資訊科技、應用與研發，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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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與發問

華人新村是馬來西亞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空間形式，早期新村研究的文獻多數以英文為媒介語。2000 年以後，才逐漸出現華人媒介語的資料。新村研究主要分成官方和非官方的資料，官方的主要是資料調查報告，例如：新村的數目、人口數、職業比例等。至於新村的歷史文獻資料和個案研究，則比較著重描述歷史背景和村民生活方式、華人人口問題和新村發展前程等(鄒雁慧 2008)。

近年來也有一些新村空間的討論，如：鄒雁慧的碩士論文就是探討新村的文化景觀變遷。本研究目的是以空間和社會關係相互辯證的脈絡，探討華人族群及華人新村從成立至今的變化，提出空間「社會性」的重要性。

研究學者認為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結構的動態所塑造(Manuel Castells)。華人族群在英政府統治時，很多人並沒有正式公民身分及較高的經濟地位。當社會面對共產黨威脅時，國家透過軍警力量強制搬遷華人到新村，形成一個隔離和監視的空間形式。隨著馬來(西)亞宣佈獨立，華人也取得合法公民身分。新村在馬共投降後宣佈解除緊急狀態，政府隨後撤走鐵線網和瞭望塔，但是大部分華人新村仍然處於國家發展邊緣。本研究希望進入田野地點──拱橋新村，

利用文史資料蒐集、田野觀察和深入訪談法，從拱橋新村居民的角度探索新村空間的實質特性，華人在馬來西亞的社會地位，希望能描繪出空間和社會間互動的關係圖像。

更重要的是，華人和華人新村一直被描述成是經濟和社會弱勢的刻板印象，

我希望此研究能打破這個看法。華人社會及新村除了中低階層的國民外，還有精英階級的商人、專業人士等。當華人新村出現比他們更為弱勢的群體(東南亞外勞)時，「中心」和「邊緣」並不是一組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形成及流動的過程。昔日的弱勢者，或許就是今天的壓迫者。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有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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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不同的族群，流動到其他國家就業或居住，就像本研究個案拱橋新村在 1980 年代開始出現大量工廠和外勞，外勞現象造成新村出現更低層及看不見的邊緣社群及空間界線形式。以下為本研究之發問：

1. 國家的社會排除與華人新村空間隔離之表現為何？

2. 在國家政治與經濟壓迫下，中下階層華人村民的出國跳飛機策略，呈現何種階級流動及空間形式？

3. 當華人新村擴大地區範圍，新的社會群體(外勞) 與華人建立何種互動形式？

雙方表現何種社會排除、階級流動與空間隔離或排斥的情況？不同的多元國籍與族群的社會有可能創造跨文化的空間形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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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理論分析與研究架構

一．理論分析

這是一個從社會與空間角度出發的研究，企圖理解空間和社會相互建構的關係。文獻首先是闡述社會與空間理論，了解以往學界對空間和社會關係的立場。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以社會排除與空間形式的觀點探討世界華人移民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生活空間的形成脈絡。最後，本文將舉出兩個例子，探討「中心」和「邊緣」的流動關係概念，並且以此來觀察及分析華人新村的社會與空間發展過程。

(一) 社會與空間理論

Durkheim(1915)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指出「空間與時間是社會的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人類學家 Hallowell(1955)、Levi-Strauss(1963)、Hall(1966) 等作品皆證明「不同的社會，製造了性質有所差別的空間與時間概念」的說法。

Lefebvre 就認為空間是「社會性」產物，在空間裡瀰漫各種社會關係，不論是在生活空間、個人空間、學術空間、監獄空間等，在各處人們所經驗到的空間關係，

也正是社會關係(夏鑄九等編譯 1993)。黃應貴(1995)指發展過程是社會的建構過程、社會發展的寫照。他說空間是政治和經濟的建構。尤其是外來許多制度(如教會)在不同程度上是透過空間的象徵作用來塑造及加強它的宰制，更說明空間有如意識形態的作用。必須注意的是，空間不只是社會的建構。黃應貴指出空間不只是地理形式或建構的環境，更是人們在其上活動而相互結合運作，建構出社會關係、文化習慣、意識形態或政治經濟等新的空間類別。這些不同的空間建構，

不但可相互結合運作，更與社會生活的多層面結合而有其深度及廣泛性。

King,A.D. (1993) 主張如果建築物是被社會生產出來，它們同時也是被社會再消費。建築物以及它們所在之較大的營造環境，不單是「反映」或「呈現」特定的社會秩序，它們還積極地從事社會與文化存在之建構：社會在相當程度是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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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它所創造的建築物和空間而構成。這意味著建築所提供的象徵和意象，形成了人們使其物質世界有意思的語彙概念之基礎。換言之，社會必須是由空間建構起來，而空間組織也在影響社會運作。雖然學者一再強調空間和時間是相互關係，

但很多時候，我們依然會陷入「A／非 A」二元分立的窘境。A 的位置是「時間」，

而「空間」是非 A，時間一般連結上歷史、事件變遷；空間則是停滯、再生產等。

Massey(1994)表示如果我們要了解「空間」和「社會」的關係，必須打破潛存的二元論意識形態，空間和時間定義本身的建構，必須是相互關係的結果。

Massey 進一步闡述與定義「空間」：是有形有態的社會關係中的一個時刻(而非一種絕對的向度)，因此它不是一個停滯的狀態，因為創造空間的社會性質本身是動態的。他指出「空間」被概念化為動態的社會關係之同時共存；而空間也同時俱有秩序和混亂的要素。空間有秩序是因為它們確實是空間的系統，意即是一組社會現象的空間配佈(亦即相互關連的定位，而非「絕對」的位置)本身是這個系統構成的部分。另一方面，混亂的因素是現象中的空間定位，卻可能不是直接導致。這種相對的位置，是由個別決定機制的獨立運作所造成，是非意圖的結果。

Massey 認為思索空間和時間的方式之一是堅持時間和空間(space-time)是不可分隔，它們透過現象之間的互動而共同建構。Weisman(1997) 指出「社會空間和物質空間有持續的辯證關係」，兩者都是由社會造成。他認為物質空間和社會空間是彼此反映和回應。空間提供一個架構讓我們思考世界和身處其中的人。每個人對物質空間的認知，大部分都是視他們所佔有的社會空間而定。Castells 在

《網絡社會之崛起》闡明他對空間的定義：在物理學上，空間無法脫離物質的動態而予以界定；在社會理論裡，空間不能不參照社會實踐而加以定義。他假設空間就是一個物質產物，相關於其他物質產物──包括人類──而牽涉歷史決定的社會關係之中，而這些社會關係賦予空間形式、功能和社會意義。Castells(2000) 認為「空間不是社會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會的表現(expression)」。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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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不是社會的拷貝，空間就是社會。空間的形式與過程，是由整體社會結構的動態所塑造。

1. 社會排除與空間形式

當我們掌握空間和社會是相互建構起來的論點後，我們來討論在社會排除的情況下，空間與社會的互動與表現。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有許多解釋。Mayes 認為每一個研究者、每一個國家有其界定與偏重的「社會排除」概念，但他指出兩個核心概念：排除於勞動市場之外及持續貧窮狀態。Roche and van Brekel 提到

「社會排除」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是指社會中的特定部分，被排除或無法接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等領域；而狹義則專指經濟部分的不平等(李易駿 2006)。「社會排除」有三個典範：1)不是經濟和政治現象，而是一個社會內部缺乏團結；2) 專業化(specialization)，是一種在操作上的歧視，像是下層階級的人永久性被排除；3) 壟斷或社會封閉模式，通常強調不同階級的權力關係，如何壟斷資源分配，如：教育、工作等。在國家層級上，能否取得公民權(citizenship)、

各種形式的歧視性立法、建立在不同族群的不同權利等，都是社會排除的形式表現(Taket A.2009)。

Sommers, L. M. (1999) 指出「社會經濟邊緣化」是表示某個社會空間的結構，

相較整體空間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福祉，是遠遠落後預期水平。當我們來檢視空間形式時，空間的不平等關係和社會對待貧困人口、少數民族、外來移民的基本態度和政策安排有關(陳雲 2009)。從居住空間的分異，可以看到各階層社會地位、

經濟收入、權力資源、文化價值的差異程度，並反映出政府空間的優越性及邊陲性，而有支配與屈從的不平等關係(黃應貴 1995)。當我們去看遭到隔離的團體或個人時，他們都具有特別的「原因」，像是族群、宗教、國籍、社會經濟階層、

文化階層、教育、年齡等。這些團體被隔離起來原因是他們不能融入主流團體，

或是被固定在規範或權力裡，這些被排除的邊緣群體並不適應社會規則(rig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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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pattern)。Schmidt(1998)指出我們可以分辨那些被社會隔離及邊緣的群體或是個人，他們的生活不屬於或不被充許屬於這個社會，這就是強制的隔離。這個情況通常明顯發生在一個異質社會，且有最重要差異在於主流／優勢群體，歧視或是邊緣化各種少數族群。社會邊緣化導致出現空間隔離(spatial division)的情況，

例如：貧民窟。

2. 華人移民與隔離空間

遷徏是人類恒古以來的傳統。地球上，沒有任何民族敢自稱從以前到現在，

只在一個地方生活。打從有歷史以來，富冒險天性個人、遊牧族群、遠征軍及各式商賈，就已經在全球各地穿梭往來。人類有千百種的遷徏方式和原因。遷徏大致可分成個體因素或結構因素。前者是「人力資本」，在各地流動尋找最佳報酬；

後者可能是經濟、政治或社會問題，把人們從一個國家推擠到另一個國家(Stalker 2002)。華人移民海外的足跡遍及五大洲三大洋，人數達 3000 餘萬。移民海外的華人以南洋諸國為大宗，約占華人總數的八成左右 (周宗仁 1997)。

19 世紀中葉，中國境外有英法聯軍相迫，內有太平天國作亂，造成社會動盪、民生艱困，失業人口激增。由於中國內部缺乏就業機會，於是出現大批國人出洋承工、糊口的地方現象。雖然清朝政府曾經實施海禁，禁止人民出洋，但還是許多人偷渡出洋。吳劍雄(1993)指出此時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海外佔有的殖民地幅員廣大，除了自願出國打工者外，還出現誘拐與擄掠行經，俗稱「賣豬仔」，

像是許多華工就被騙從澳門搭船到古巴、秘魯做苦工，中途發生許多華工被剝削、

虐待至死事件。苦力貿易悲劇一再發生，清朝政府終於和古巴、秘魯簽訂合約來保護工人。1893 年，清朝政府諭令取消海禁令，人民終於可以自由出國。

19 世紀移民潮是大勢所趨，當時中國社會動盪不安；海外西方國家殖民地正在開發，需要大量勞力，在此「推力」與「拉力」作用下，就此展開中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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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19 世紀，加州發現金礦，吸引大批移民。中國人在這次大移民潮中進入美國加州和西部其他各地。中國人刻苦耐勞、安靜無爭又忠誠可靠，所以很受雇主歡迎。當白人發現中國移民越來越多，並且威脅到他們利益時，中國人開始遭到歧視與排斥。白人指責中國人掠奪他們的工作機會，也排斥他們是不同的種族和文化傳統(吳劍雄 1993)。美國排華事件開始興起，種族衝突、排華法案和運動一浪高過一浪。排華有兩個具體表現，即排斥華人移民入境；同時對入境的華人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進行限制。加拿大、澳洲、新西蘭也出現排華的社會現象 (趙淑慧主編 2002)。

唐人街(Chinatown)通常等同於種族聚居區或貧民窟(slums)，並且帶有許多負面形象，如：聚賭、毒品。唐人街一般被隔絕在市中心，是維持和支持邊緣社群的地方(Chan 2005)。吳劍雄研究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美國賓州匹茲堡地區華人經驗，他表示華埠的存在實際上是一種社會隔離(social segregation)。這主要由兩種因素所造成：第一種是自願性，華人移民聚居在一起，繼續過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並保持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第二種是非自願性、被逼的，因為中國人受到歧視與排斥，他們只好退卻到同族類聚居的地方，以尋求心理上乃至實質上的防衛。在充滿敵意的陌生環境，華埠幾乎是一個心理上的安全島。隨著 1943 年廢除排華法案，華人社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華埠裡發生一系列變化，慢慢衝破華人社區的隔離狀態(陳靜瑜 2006)。直到 20 世紀，昔日是隔離空間的華埠逐漸演變成仕紳化(gentrification)空間。2009 年「保護華埠∕下東城聯盟」就呼籲美國政府保護華埠的低收入居民，不要在地區蓋新樓並調高房租。《大紀元 2009/08/14》

就像社會與空間理論所強調，空間與社會關係是在動態的過程中被建構，當社會出現排除或是隔離空間時，空間同時也經歷變遷。王志弘等(2009)也指出早期研究空間形式，主要集中討論多元族群並非均勻分佈，而往往形成特定的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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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區(ghetto)，並有位居邊緣或核心地段的差異分佈。他們認為族群隔離是極端情況，能穿越的邊界和領地則是常態，形成大片主流族裔地毯上，幾塊不規則分佈、或鮮豔或模糊的鑲嵌。張小鳴(2007)在研究香港菲律賓女傭的空間使用議題中就點出社會和空間的形式變遷。他指出香港中環是香港的心臟地帶，摩天大廈、各銀行總部的商業活動都在此運作。中環高級商廈管理者對菲律賓女傭表現得很不友善，如把大廈外牆圍起，不許她們靠近外牆。政府也加入建立門檻、鞏固排他性資源利益的行列，派出小販管制隊掃蕩在中環皇后廣場售賣衣服及食物的小販。然而，菲律賓女傭工會、當地菲律賓社群，及部分從菲律賓女傭身上得益的小商戶香港人，齊心反對建立門檻的排他性建議。現在星期日的皇后廣場除了是菲律賓女傭假日的休閒空間，他們會在那裡聚會談天用餐外，也演變成特殊的觀光地區。

(二) 流動的中心與邊緣

無論政治、經濟或文化，在歷史的過程中，「邊緣」其實是一個流動的過程；

此一時的弱勢，彼一時可能成為強勢。 (李小江等，1999) 。Harvey(1993)指出社會空間(和時間)的支配性與霸權的界定，永遠都會遭受挑戰，因而總是有改變的可能。回顧前文，我們看到昔日族裔聚居區是社會邊緣化某個外來群體所形成的空間，但邊緣並不是僵固不變，像李小江等所說，邊緣是一個流動過程。美國華埠在社會變遷中，從昔日的隔離空間逐漸變化成商業中心與仕紳化地方。「空間」和「社會」是在相互關係中建構起來，而在「社會」與「空間」中，又有「邊緣」與「中心」，它們皆是一組流動及辯證的過程。

Perry, E.和 Lee, C.K.在他們的書裡分別闡述「邊緣」和「中心」的流動概念。

Perry, E. (2002) 在“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中，引用許多的歷史資料來描述和分析人民「挑戰天命」的論點，他分析到中國從古至今，中國的人民如何及為什麼反抗政權。他認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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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會／人民」不是相對的概念，兩者的界線是很模糊。當工人抗爭運動（社會）成功推翻當代政權，他們就成為掌權者（國家）。Perry 在書中舉例土匪和地方官員的對立身份實乃一線之隔；戰亂時期，軍人可以成為土匪，或是土匪被招降成為軍人，兩者隨時能互相替換身份。Perry 提出兩個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是可以相互競爭或是合作，是一組辯證的關係。

Lee, C.K. (2007) 在“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中，採用社會合同(social contract)和法律合同(legal contract)來分析中國兩個不同發展趨勢地區（遼寧、廣州）的勞工抗爭活動。他以 1)地區的工作作性質 2)不同工人對共產主義國家體制的不同情緒和記憶，來闡述工人如何採取不同的抗爭模式來面對政府。遼寧和廣州的工人因為不同的工作環境和條件而採取不同的抗爭方式，不過他們同樣利用中央的法律來施壓地方政府，要求得到應有的社會福利。國家地方機構處理勞工申訴案件，卻利用各種細密的手段（例如申請費用）來阻止工人，這裡法律成為邊緣與中心的一個中介。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待，

我們可以看到「國家」和「社會」並不是僵硬不變的關係，而是一組流動及相互辯證的領域。最後，本文嘗試從「空間─社會」與階級的「中心─邊緣」是相互流動過程的概念出發，探討華人新村歷史性社會和空間形式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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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分析與寫作架構

本研究架構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空間是同時並存的事物，並且相互影響與流動。在這個社會與空間互構的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同及交錯面向的事件。

在本研究中，階級流動與空間隔離展現此過程中其中一個邊緣化的面向，而族裔地景是兩者相互流動的具體空間表現。

本研究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共五個章節。首要部分即第一章，包括釐清研究目的與發問、研究背景及理論分析。我也在第一章闡明研究方法與作者立場，以讓讀者明白研究背後的真實情況。第二部分，我會依照上述研究分析(圖 1-2)作為寫作架構的主軸(圖 1-3)，分析拱橋新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空間互動過程中，造成的空間隔離與階級流動現象。與此同時，我也會探討「中國」因素對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影響，從中分析華人社會和國家的關係，包括當中不同階層的華人。

圖 1-2 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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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二章開始，我們關注英殖民及馬來西亞獨立初期，政治權力包括中國因景，如何影響華人社會及形塑華人新村的空間隔離形式。第三章進入馬來西亞政府實行新經濟政策後，中下階級的華人及郊外地區新村遭遇何種經濟與社會邊緣化的困境，民間社會又是如何反動地回應國家，並且造成階級流動及空間變化的情況。在第四章，我將和讀者一同探索拱橋新村因為人口增加、國家工業化政策而改變的社會人口結構，族裔地景表現何種新的階級及空間關係。同時，我也會討論流行文化可以連結不同族群，形成跨文化公共空間的可能性。最後，我將分析外勞社群出現以致中下階層的華人族群社會地位上升，不過這個階級晉升背後掩蓋的是華人族群內部與國家的不同階級關係。在第五章結論時，除了總結研究內容外，我也將提出研究者與受訪者的再反省的重要性、研究限制與建議。

圖 1-3 寫作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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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研究地點與方法一．研究地點

圖 1-4 西馬的華人新村分布圖⁶

霹靂州(Perak)曾經是世界錫礦市場的重要產地。大約在 1847 年霹靂的拉律地區及 1880 年近打地區發現豐富錫礦後，大量華人移居到霹靂的錫礦場工作謀生。霹靂州目前約有 60 多萬華人，是國內華人分佈的重要區域。馬來西亞共有 450 個華人新村，霹靂州(Perak)占了 134 個新村。本研究選擇個案研究方式，來探討社會與空間的互動關係。田野地點是霹靂州珠寶鎮的拱橋新村(Kampung Kanthan)、工廠及周圍的新興住宅區(包括寶地花園、龍鄉花園、輝煌花園)範圍，

本文在稍後會稱此區域為「拱橋地區」。

拱橋新村是在 1948 年「緊急狀態」法令宣佈後開始建立。他位于霹靂州市中心怡保市與和豐鎮之間，是一個半城鎮周邊的新村，居民以河婆客家人為主。

拱橋新村目前約有 600 戶人家居住。新村主要的活動區域是新村的「店仔」，也就是菜市場、雜貨店、茶餐室、籃球場一帶的區域。新村其他設備包括育群幼稚

5 引用自Nyce, R(1973), Chinese new villages in Malaya: a communit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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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霹靂州拱橋新村位置圖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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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拱橋浮羅交怡計劃資料中心、警察局、華文小學、警衛團。同時，這裡也擁有數間廟宇，包括歷史悠久的關帝廟、在警察局前面的拿督公廟等。

拱橋新村的背景與全馬大多數華人新村相同，村民可以提供本研究需要的英殖民時期被迫搬遷、居住在隔離空間和出國跳飛機的生命經驗。最重要的是，拱橋新村附近地區在 1980 年代開始發展成「拱橋工業區」(Kawasan Perindustrian Kanthan)，許多外資工廠林立，引進許多不同國家的外勞前來打工，他們開始與新村及村民發生關係。同時，珠寶地區也被納入第 9 大馬計劃(2005-2010)下的「北部走廊經濟特區」(NCER)，未來將是霹靂州高科技工業中心(Perak Hi-Tech Park) 的重點發展地區。這可以提供本研究視野去了解馬來西亞獨立後，在國家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下，華人新村的空間形式變化。當出現不同的族群時，新村居民和空間表現又有何轉變。

二．研究方法與歷程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透過空間形式變遷，來辯證馬來西亞華人族群的社會地位。

同時，近十幾年來，拱橋新村和附近地區湧現大量東南亞地區，如：泰國、越南、

印尼、柬埔寨等外籍勞工，我希望透過田野觀察與深入訪談來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如何與新村及居民互動，從中理解非華裔群體與新村空間變遷之間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對象包括拱橋新村居民(包括原來住在新村，後來搬至附近住宅區的村民)及外籍勞工，共訪談 32 位受訪者，包括 24 位拱橋村民及 8 位外勞。圖表 1 是受訪者的名單及基本資料，列出受訪者(村民)的教育程度和職業，目的是讓讀者粗略理解華人村民的社會地位。

本文研究範疇的時間軸線包含 1950 年新村成立至 2010 年為止。最初的研究設計是訪談經歷過建立新村，直到見證新村至今日發展的老年人。但我發現老年受訪者在長時間的訪談過程中疲憊的神態，讓我警覺到訪談村民有關他們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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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時間的生活經歷，對受訪者及研究者而言是一件很消耗體力的事。於是我修改訪談設計，企圖從不同年齡層的村民身上，訪談新村成立時戒嚴及隔離的生活(中、

老年人)、村民出外跳飛機的工作經驗(中、青年)。同時，我還訪談所有受訪者關於他們對外勞的看法與日常生活接觸的點滴。最後，我試著重疊不同年齡層村民的生命經驗，來拼湊及描繪拱橋新村的社會及空間形式圖像。另一方面，我也訪談尼泊爾、緬甸及印尼外勞，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與新村及居民的互動關係。

我的田野研究時間共分成兩個階段，首先是寒假的研究前期作業(2010 年 1 月至 2 月)，主要是觀察及蒐集田野資料；第二階段是在同年 7 月至 9 月的暑假。

我在 7 月 6 日至 8 月 31 日，主要是在觀察、記錄和分析田野、深入訪談拱橋村民。9 月初到吉隆坡國家圖書館、華社研究中心蒐集資料。9 月 5 日至 30 日，我就一直待在田野進行訪談和整理逐字稿。當中最大的挑戰就是在訪問外勞部分。

我將簡略介紹田野研究方法與歷程，這是非常重要的說明，可以讓讀者進一步了解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個人的態度及他與受訪者的互動情況，有助讀者釐清閱讀方向與研究局限。

(一) 蒐集文史資料

我在田野的工作範圍包括蒐集各種相關的文獻，例如：政策報告、新聞報導、

歷史圖片和空間平面圖等。馬來西亞公共行政與資訊管理系統並不像台灣一樣方便簡潔，以致在蒐集官方資料報告時出現許多困擾。例如我在馬來西亞霹靂州土地測量局付費申請拱橋新村的平面圖，可是新村處於 4 張大圖的角落，拼湊之下的效果差強人意。當我向有關單位要求電子檔時，卻被告知 1 張大圖必須支付基本費用 150 馬幣(約 1500 元新台幣)，4 張圖加起來就必須花費 6 千元新台幣。在研究經費有限的情況下，我只好打消念頭，最後在 google 更新的資料中找到田野俯瞰圖。除外，馬來西亞國家圖書館內的資料檢索系統也不好用，很難尋找相關的文獻資料。最後我在民辦的華社研究中心及網路資料庫，找到一些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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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新聞和專題報導，對於理解整體華人新村情況有很大幫助。

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文獻資料和個案研究，包括林廷輝、宋婉瑩《馬來西亞華人新村 50 年》、林廷輝、方天養《馬來西亞新村──邁向新旅程》、潘婉明《一個新村，一種華人？重建馬來(西)亞華人新村的集體回憶》、馬華公會新村事務局《新村成立 50 周年紀念特刊》等書籍，提供我很多華人族群及新村的歷史背景、基礎(新村數目、村民人口數)資料；個案研究也披露村民生活方式、庶民歷史記憶等。同時，本研究一直強調新村的空間特性，空間圖片就變得非常重要。

早期新村人民生活貧困，並沒有多餘金錢和時間拍照，有的村民擔心被政府冠以馬共黨員的罪名，不敢收藏甚至銷毀早期的戰爭、馬共照片，以致本研究不易取得早期田野的景觀圖片。Mohd Hanif “The Malayan emergency revisited 1948-1960 : a pictorial history” 一書提供許多日本入侵、馬共與英政府對抗、新村戒嚴時期及獨立前後馬來(西)亞人民生活的照片。這本書豐富及珍貴的歷史照片，成為本研究非常重要的圖片來源，藉此得以引用來加強說明及表現空間特性。最後，新村居民提供我珠寶地區、拱橋新村河婆公會出版的民間刊物，讓我得以窺見拱橋新村早期的空間景觀和歷史發展概況。

(二) 參與觀察

田野參與觀察可以幫助我了解、發掘和發展議題。Blumer 提出人類社會是行動者(人)積極參與過程的集合，而人的行為是互動過程的結果。因此，意義的產生鑲嵌在互動的過程和情境脈絡中。人類社會的許多面向，特別是企圖回答文化情境脈絡(cultural context)問題時，或是希望了解一個環境的活動和互動，如何對某種行為和信仰賦予意義時，我們就可以選擇參與觀察法(嚴祥鸞 2005)。我在寒假前期研究中，以局外人身份初步觀察及記錄拱橋新村的環境情況。2010 年 7 月至 10 月期間，我以「觀察者─如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方式來接近田野，我以一名撰寫畢業論文的學生及新村居民親戚的身份出現在拱橋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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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外婆是拱橋新村的居民，不過我對拱橋其實很陌生，平常也只是到村子探望外婆，所以我對進入田野有些膽怯。雖然在二月時和村長有過短暫碰面，但村長工作非常忙碌，也無暇帶我進入田野。最後，我決定踏訪新村，調查村裡的人口和居住情況。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勘查活動不但幫助我了解拱橋新村的地形、

人口分佈和空間形態，也讓我有機會和村民互相認識。

我除了向村民表達自己研究生的身分外，還參與拱橋新村的日常活動。我會在週末逛新村的夜市場、光顧新村的商店、參加村民舉辦的瑜伽課程。參加這些活動，讓我可以觀察到田野人們的生活樣貌，同時也為趁機尋找深入訪談的對象。

在田野期間，遇上拱橋新村年度的關帝廟寶誕慶典，我選擇在不同時段出現在關帝廟，觀察及紀錄村民和外勞的互動情況，例如早上的酬神及舞獅儀式，晚上的粵劇表演或是歌舞活動。同時，我也參加拱橋新村舉行中秋節提燈遊行暨猜謎語活動，我和村民在新村大街一起遊行及觀賞歌舞表演。透過親身參與新村的活動，

我從中觀察、接觸、認識與訪問村民，了解拱橋新村的環境背景脈絡、空間變化過程、村民和其他族群的互動關係。觀察記錄也成為論文內容中重要的一部分。

(三) 深入訪談

我在寒假前期研究中，以台灣大學研究生身份接觸及訪談村長，並且電訪一位在新加坡工作村民的生活情況。同年 7 月再次回到田野後，因為村長非常忙碌，

我打消原先設定村長可以幫助我尋找受訪者的計劃。我過後拜訪新村一家商店的老闆娘，因為她和我的母親及外婆有交情，我希望透過老闆娘可以了解新村及接觸村民。老闆娘的商店位於新村大街，因為經商所以能夠接觸許多村民，掌握村中一些消息。當我詢問一些新村的資訊時，老闆娘和他的孩子都盡量幫助我，提供我一些基礎資料。我也透過老闆娘、外婆接觸到受訪者(華人村民)，自己也曾經向認識或不認識的村民自我介紹，希望可以訪談他們，過後再透過受訪者以滾雪球方式接觸其他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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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拱橋村民外，另一重要的受訪對象是外勞群體。剛開始時，我計劃透過村民幫我引介外勞，但發現雖然村民和外勞居住在同個地區，不過雙方在日常生活很少互動，我無法透過村民接觸外勞受訪者。後來，我在外勞經常出現的地方，

接觸女性外勞及道明自己的來意，終於初步認識到緬甸籍及尼泊爾籍外勞。很可惜馬來語不是對方的母語，我們溝通得很吃力，受訪者也表現的很緊張。實際上，

外勞群體內部存有很多差異，當中包括不同的國籍、語言、宗教信仰、文化習俗等。我後來選擇訪談印尼外勞，因為印尼語和馬來語是相通的語言。我之前已經在田野中觀察到印尼外勞的住處，然後在星期天登門拜訪印尼勞工，終於順利進行外勞群體的訪談。

在訪談開始前，我會簡述研究目的，也向受訪者保證會保密他們的個人資料。

這是一個採用「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法，我以文獻理論：空間與社會關係的互 動及與外勞/村民群體的互動經驗作為訪談基礎，針對受訪者的生活經驗討論拱 橋新村的空間變化。訪談過程並不是單向問答環節，當受訪者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是意見時，我也嘗試和他們一起討論。這是一個研究者與受訪者在分享生活經驗的過程，也是雙方共同建構有意義的研究工作(Seidman 2006)。除了 4 位受訪者(包括 1 名外勞)是在沒有錄音情況下受訪外，其他 28 位訪談者的內容都製成逐字稿，

所有受訪者都以化名處理，以保護他們的隱私。

不同出生年代的村民有不一樣的語言習慣，我和年邁村民談訪時，一般以客家話溝通，中生代村民則是廣東話為主，年輕一代是以中文交談。訪談的地點和人數視情況而定，有的受訪者是在住家，有的是在公開場所。當我在公共場所訪談時，有時會引起旁邊村民的興趣，如果加入討論的村民也有提到重要的內容，

也將其計算入訪談人數。除了個別訪談外，也有團體訪談，包括一對夫婦及一群年輕村民。華人受訪者和我之間並沒有語言上的障礙，不過每個受訪者個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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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侃侃而談，有者內向不善言辭，往往相隔許久後才吐出一言半句。在訪談過程中，有些受訪者年事已高，偶爾會出現記憶重疊的問題，例如混沌了第一次戒嚴和第二次戒嚴的記憶。如果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不對勁的地方，我會技巧性提問其他問題，以作交叉對照。例如：發生這件事時，你的小孩幾歲了？從受訪者小孩的年齡來推敲事情發生的年份。村民對空間裝置也各有不同的名稱，如：瞭望塔也被稱為「望月樓」、「塔」、「望樓」等，在訪談時會我和受訪者討論裝置和內容，以確認他們口中的「名稱」。另外，逐字稿也是非常重要的「重構記憶」

工具，透過閱讀和分析不同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以讓研究者發掘議題，甚至發現受訪者矛盾的言詞，進而重新整理或是歸納訪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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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的名單及基礎資料

姓名年齡國籍 教育程度 職業備注

珍妮 24 馬來西亞大專書記、協調員電訪

馬伯 65 馬來西亞商人住家(沒有錄音)

石先生 55 馬來西亞文員辦公室(沒有錄音)

王伯 77 馬來西亞退休農民、雜工公共場所，團體訪談

齊叔馬來西亞餐飲業老闆

溫先生馬來西亞農民

六嬸 76 馬來西亞退休農民、洗琉琅

Maung 馬恩 31 緬甸外籍勞工(工廠) 夜市場(沒有錄音)。住在商店二樓

唐叔 56 馬來西亞國小老闆

丁嫂馬來西亞老闆娘

軍隆 40 馬來西亞大學老闆

康大姐馬來西亞小販

Sabin 沙賓 42 尼泊爾工廠員工團體訪談。住在公司提供

的商店宿舍

Babu 巴布 33 尼泊爾工廠員工

金和 41 馬來西亞初中耕種團體訪談

蘭美 39 馬來西亞初中家庭主婦

玉淇 41 馬來西亞高中家庭主婦

家亨 40 馬來西亞初中準備到澳洲跳飛機

志偉 26 馬來西亞大學待業中團體訪談

珮珮 26 馬來西亞大學佳邦工廠文員

鳳英 26 馬來西亞高中美妝人員

陶先生 44 馬來西亞研究所教師

江叔 58 馬來西亞中學農民、司機

伍婆婆 76 馬來西亞末受教育割膠、種菜、養豬

毛先生 43 馬來西亞 - 菜農

屠先生 46 馬來西亞中三裁縫、理髮師 Kuwat 辜瓦 22 印尼

(龍目島)

棕油廠員工團體訪談 Budi 布迪 20

Ahmad 亞莫 28

Ali 亞里 35 印尼 (龍目島)

棕油廠員工團體訪談 Geni 肯尼 28

杜伯 79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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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的反身性思考

我開始在新村進行基礎調查時，引起許多村民的好奇，也讓我反省自己在田野的工作態度。我記得第三天在田野踏勘時，看見一群中年男性村民坐在茶室喝茶聊天，我趁機前去問路，希望認識村民(也讓他們認識我)。當中某位村民回應道：你都沒有告訴我你是誰？為什麼我要回答你的問題？當下，我覺得尷尬又慚愧，因為我犯了「自以為是」的毛病，總覺得自己問了，人家就應該回答，也不事先道明身份，實在失禮。自此之後，我都會向村民道明身份，也表示自己是新村某某人的孫女，他們對我的態度也變得比較友善。在村民和外勞群體中，我一直認為尋找外勞受訪者是最艱難的工作，因為他們是「難以接近」的一群。外勞在傍晚五點至七點後，一般以群體方式出現在新村。我經常觀察他們的行為，卻始終無法踏出第一步。我覺得一個人走前去介紹自己實在有點怪，而家人和朋友一直覺得我很「危險」(外勞被污名化為犯罪的一群)。我確實擔心安全問題，雖然我知道「很多外勞都不是好人」是刻板印象，可是當自己需要面對他們時，卻又顯得很乏力。另外一個原因是大多數外勞都是年輕男性，他們注視或打量的目光讓我覺得很緊張，不知道要如何和他們互動。直到後來，我經由兩位工廠女工介紹下，認識緬甸和尼泊爾外勞。

身為一位外國學生，我在台灣求學居住已經有五年多了。當我訪問外勞群體時，我才驚覺「出國」這件事對不同人而言，其實充滿不同的想像與機遇。我訪問兩位尼泊爾勞工時，其中一位外勞告訴我，他回國後會繼續耕田維生，在馬來西亞賺到的錢則是用作小孩教育費。他說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他也要到台灣走走(pergi jalan)。在他們想像裡台灣(北)是一個先進都市、充滿娛樂節目及美食的天堂。而我這位從馬來西亞到台灣讀書的學生，則是幸運的出國人。對我而言，

出國升學起始於馬來西亞整體的政治和教育環境，也隨著關係我未來的人生規劃。

我們都是出國人，但是每位旅者的生活際遇卻是面向不同的人生出口，受訪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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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後從事農耕工作，而我可能就投入中產階級的生活模式。這提醒我自己在訪談外勞群體時，必須意識到階級在生活經驗上的重要性。由於尼泊爾、緬甸等外勞不精通馬來語，實際很難做比較深入的訪談。最後，我在毫無辦法之下，只好硬著頭皮選擇在周末時，登門拜訪新村的印尼外勞。在團體訪談中，很多外勞表現很友善，唯一讓我不舒服的是一名年約 22 歲的外勞，在訪談過程中一直打黃腔，

我心裡覺得很生氣又尷尬，不過還是隱忍至訪談結束。

在熟悉的地方做研究，較易尋找訪談對象及掌握田野資訊，不過也更易影響到研究者個人情緒。我在團體訪談兩位受訪者時，他們恰巧認識我的家人。當談及新村人口到日本跳飛機話題時，受訪者就談到我的父親，還透露曾經和我父親一同求醫治病的經過。那是一段我都不知道的故事，勾起我心中一些很難過的回憶，眼淚都想掉下來，忽然而至的情緒讓我覺得措手不及。我在心裡不停告訴自己「掉眼淚」不是一個好的處理方式，這不但嚇到受訪者及中斷訪談，也是一個

「不專業」的表現。過後我嘗試移轉話題，最後也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另外，在田野期間最大的收穫是我和外婆有更親近的關係，從外婆口中了解更多拱橋的故事外，還彷彿參與那些昔日的家族時光。

我在田野中常有自己是一位科學家的錯覺，努力就研究假設尋找證據，學習思考各種可能性。不過，我覺得社會科學家和實驗室科學家最大不同是，前者可以有血有肉，就算我們在田野依然有自己的情緒和感覺，不應強迫自己「理性」、

「公正」，這也是讓我最痛苦和享受的研究過程。我從小在華人新村長大，有許多快樂或是難過的生活經驗。我必須承認自我成長過程中，烙印在身上的個人及族群記憶，確實影響研究者的工作態度及看待事情的角度，這是我無法否認的事實。我嘗試在田野研究中，時刻提醒「偏見」於研究的重要性，不過我也願意讓個人經驗與立場豐富我的研究，因為我相信新村研究是「人」的生命故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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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捨棄一切喜怒哀樂，豈不顯得太過矯情？我願與讀者分享田野研究中個人心情轉折，希望枯燥的論文，可以成為我們分享社會真實生命故事的讀本。

第二章政治權力塑造的華人新村

^{(1970 年以前)}

Harvey(1990)指出客觀空間與時間的定義，深深糾結在社會再生產的過程中，

例如藉著指派人群與活動到不同的地方與時間，有助於建構社會秩序。二戰後，

英政府殖民期間，有英國與馬來亞共產黨兩個政治勢力。當時英政府為了對付馬共，頒布全國進入緊急法令，實行新村計劃及戒嚴行動，目的是隔絕共產黨和人民的聯繫。英政府成立的華人新村呈現隔離與監視的空間特色，而華人村民與低階警官成為英政府和馬共中間的「夾心人」。雖然兩個政治勢力握有軍事資源，

不過底下階層的華人村民表現靈活的生存技巧來應付不同的政治勢力，當中表現出上層的政治結構與下層的市民社會並不是固定「強」與「弱」關係。當馬來亞取得獨立後不久，卻發生 513 族群流血事件，馬來亞政府重新啟動戒嚴行動，華人新村也牽涉進入第二次戒嚴行動裡。雖然國家再次監控村民的自由，村民在和國家機器互動中，依舊尋找到對應方法。在兩次的戒嚴事件裡，國家(英政府、

馬共、馬來亞政府)與華人村民在互動過程中，呈現不同社會組織權力交織的圖像，掌握上層「政治權力」的組織深刻影響華人新村的空間形貌。

我在第一節會首先勾勒在英政府時期，華人族群與中國的關係與政治認同，

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地位，及其所形成的新村空間樣貌。接下來，我們分析本研究個案──拱橋新村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如何呈現英政府、馬共與華人村民的社會關係，包括隔離及監視設置、門禁時間、搜身檢查、糧食限制等。直到國家獨立及解除戒嚴後，許多華人村民也取得公民身份。當政府面對國內族群衝突事件時，

仍然再次實行戒嚴行動。英政府和馬來西亞政府的兩次戒嚴事件中，不同的社會組織及政治權力貫穿華人新村，形塑特殊的歷史地理樣貌。與此同時，新村內部也呈現不同經濟階級的華人村民，顯示新村內部的異質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