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支持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與相關研究

根據 Duprez、Christophe、Rime、Congard 與 Antoine(2015)的調查指出，個人分享負向情緒，常 是基於「情緒宣洩」、「期望被支持、安慰」，或「得到建議與解決方案」等動機，尤其是為了「情 緒宣洩」，且當個人情緒感受愈強烈，愈激勵個人進行社會分享(Curci& Rime, 2008; Luminet, Bouts, Delie, Manstead, & Rime, 2000; Rime, 2009)，而社會支持是大學生調節自身情緒常使用的策略(江文慈，

2004)。因此負向情緒愈強烈，愈可能激勵大學生尋求他人支持，以緩和情緒。

黃筱蘋與黃囇莉(2012)進一步指出，相對於不熟悉者，個人更傾向和親近信任的人訴說自己的情 緒，且對關係較深者，常是基於知覺分享可獲得支持及對對方的信任而向其訴說；對於較淺關係、

或不認同者，則多出自「偶然」機會，且通常不只與其分享。而藉由了解個人為何採用情緒抑制的 因素可知，個人在自我揭露之前，內心常會產生複雜的歷程，包含擔心揭露後是否會被互動的對方

拒絕、誤會、感到窘困或是被洩密等風險，以及是否可從中獲得社會支持，進而決定是否揭露(Derlega, Metts, Petronio, & Margulis, 1993; Gross & John, 2003; Rime, 2009 ; Sylaska & Edwards, 2014; 江文慈，

2004；江文慈，2012)。可見個人為了獲得較好的支持品質，傾訴對象易有偏好。此外，Afifi、Shahnazi, Coveleski、Davis 與 Merrill(2017)指出，當個人傾訴困擾時，可獲得他人正向社會反應與支持，其身 心適應較佳。由此可推論，大學生的選課後悔情緒愈強烈，愈可能向親近信任者尋求支持與分享，

因而增加知覺良好社會支持的機會，也因此愈可能削弱後悔事件帶來之負向結果。故本研究假設，

透過個人知覺的社會支持，後悔會對動機干擾產生影響。

社會支持係指經由社會互動過程，個人獲取他人提供的各種不同形式之資源或支持(林志哲，

2014)，其形式約可分為四種，分別為自尊支持、訊息支持、社會情誼，和工具性支持。所謂自尊支 持係指藉由社會互動使個人感到被尊重、接納，以及有價值的知覺，又稱為情感支持；訊息支持係 指他人協助定義、理解，及提供如何因應事件的訊息，又被稱為建議或認知指導；社會情誼係指他 人陪伴參與休閒娛樂活動，以滿足其接觸他人需求、分散對壓力的注意力，和促進正向情緒；工具 性支持係指他人協助直接解決工具性問題或給予時間參與休閒活動放鬆，又稱為物質或有形的支持 (Cohen & Wills, 1985)。

過去已有大量文獻顯示，個人處於壓力情境時，社會支持有助於減輕個人壓力(傅瓊儀、陸偉明、

程炳林，2002；Fernández-González, González-Hernández, & Trianes-Torres, 2015; Bai, 2016; Raffaelli et al., 2012; Ç ivitci, 2015)，以及緩和壓力情境帶來的負面結果，如降低滿意度(翁振益、林若慧，2006)、

中斷目前任務等(陳欽雨、呂博裕、莊雅晴，2015)，並促進個人採用積極因應的行為或情緒(Cohen, 1988;

李金治、陳政友，2004；林淑惠、黃韞臻、林佳筠，2009)，與成功適應(Dawson & Pooley, 2013; Pooley

& Cohen, 2010; Wang & Eccles, 2012)。Feeney 與 Collins(2015)更認為有效的社會支持不只有助於緩解 壓力，更能使其從負向經驗中成長，比原來更為茁壯。可見儘管選課後悔會為已選擇課程帶來不滿 意或對放棄選項的渴望，但若能提供良好的社會支持，甚至可能因勢利導產生正向影響。

由前節文獻可知，個人從後悔情緒中恢復的一個可行方法是採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Gilovich &

Medvec, 1995)，而 Afifi 等人(2017)指出認知重新評估亦可藉由社會支持達成良好效果，當個人反覆 談論壓力事件時，知覺被協助重新評估的壓力者，無論重新評估是積極，還是中立，隨著時間的推

移，焦慮逐漸降低。此外，藉由社會支持的提供亦可促進個人傾向以較寬容自己的態度面對不如意 的事(Akin, Kayis, & Satici, 2011; Maheux & Price, 2016)。且當個人知覺有信賴的支持系統時，可增進 其安全感和自信(Awang, Kutty, & Ahmad, 2014)。

Nils 與 Rime(2012)與 Rime(2009)指出，情感支持與認知重新評估在緩和個人負向情緒的效果有 所差異。在情感支持方面，其能滿足個人的社會情感需求，從而緩解個人從負向事件導致得不安全 感，焦慮與孤獨等感受，並增強個人對談話的正向感覺。然而因為過去負面情緒影響的來源並未被 消除，故這種情緒緩解是暫時的。相反的，協助認知重新評估因可刺激個人的認知工作，使其認知 觀點改變，而使情感恢復持久，即促使之後面臨相同壓力情境時，較少負向感受和反芻，但相對個 人較少從中知覺社會情感需求被滿足。Rime(2009)認為由於負向事件發生後初期，個人常無法放棄 最初未實現的目標，即未準備好認知重塑，故優先考慮情感支持，以緩解情緒困擾，隨後再使用認 知干預策略，將獲得較佳解決效果。由此可見，情感支持與訊息支持對於緩和負面影響常是有用的 因子且相輔相成。尤其 Wentzel、Russell 與 Baker(2016)研究亦顯示，當老師、父母提供較高的情感 支持而不是嚴格和批判性時，個人更傾向採用其看重的期望和建議。

綜上，在選課後悔事件後，對於高後悔者提供情緒性與訊息性等社會支持，可使其滿足後悔事 件帶來的情感需求與感知可用建議，因此相對於知覺低支持者，更得以對選課後悔事件進行重新評 估與解釋，恢復對後悔情境的掌握感。因此本研究假設「社會支持在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上具有 調節效果」，也就是說，高後悔者知覺社會支持程度較高時，因有助於情緒緩和及想法改變，而使 後悔感受降低，因而感知的動機干擾較小；而對低後悔者，因從後悔的情境中引發的支持需求與負 向情緒較少，因而知覺高低社會支持高低對其較無影響。此外，也因高社會支持較可誘發個人重新 評估負向事件，即轉移對選課後悔事件的錯誤執著，故本研究亦假設「社會支持對反芻型思考傾向 與動機干擾間有調節效果」，即高傾向採取「反芻型思考」因應後悔者，知覺高社會支持時，其感 知的動機干擾較小，然而對於低反芻傾向者，因較少反芻，使知覺社會支持高低對其較無影響。

二、社會支持的測量

Cohen 與 Wills(1985)指出社會支持若要有效減緩負面效果，須注意提供的支持類型與壓力情境 衍生之需求的匹配程度，當兩者適配時才會產生效果，而本研究情境的後悔事件定義為無法重新選 擇，因此實質性支持較在此情境可能較無法發揮效用。再者，Pasupathi 等人(2017)指出，採用分散 對負向事件注意力的策略，即在負向事件後思考其他可引發正向情緒事件，雖然在調節期間可減緩 負面情緒，但之後再次呈現原先情境時，其負向情緒感受與原先無異，因其並未轉換觀點，然而採 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因對負向事件者，不論當下或之後再次經歷負向情境時，負向情緒皆較低，可 見轉換想法對情緒恢復之重要性。而情感支持有助滿足壓力情境引發之個人社會情感需求，亦促進 之後認知思考的機會(Rime, 2009)。因此在上述四個社會支持類型中，相對於社會情誼與實質支持，

情感性支持與訊息性支持對調節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的關係更有利益。

再者，當個人相信自己需要協助時，會被提供有效支援的情況下，可促使自己對壓力事件重新 評估為良性，而減輕知覺到的壓力感受(Cohen & Wills, 1985)，因此，本研究的社會支持分量表由情 感性支持和訊息性支持兩面向構成，且研究者認為即使在本研究中參與者僅知覺社會支持，而非真 實接受過的社會支持，亦與動機干擾為負向關聯。

藉由以上文獻探討與推論，提出下列假設：

H1 不同後悔因應方式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1a「以適應現在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1b「以適應未來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1c「反芻型思考」之因應策略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間的影響。

H2 後悔因應型態可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2a「反芻型思考」可正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2b「以適應現在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2c「以適應未來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2d 比起「以適應未來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之因應，「以適應現在為基礎」的認知重 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的影響力較大。

H3 社會支持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4 社會支持具有緩和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的調節效果。

H4a 較高水平的社會支持可緩衝後悔與動機干擾正向關聯的強度。

H5 社會支持具有緩和「反芻型思考」之後悔因應與動機干擾關係的調節效果。

H5a 較高水平的社會支持可緩衝「反芻型思考」之後悔因應與動機干擾正向關聯的強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