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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社會運動與運動迷集體行動
社會運動分析途徑
當代主要的社會運動研究觀點與典範為：集體行為、資源動員、政治過 程、新社會運動（苗延威譯，2002；Donatella della Porta，1997），本節將簡短 回顧當代社會運動研究沿革，以及海外球迷集體行動之案例。
一九六零年代的集體行為論者推論，社會運動之所以會產生，是因為在當 代社會快速變動下，傳統的社會習俗、規範，已不能滿足個人需求，且當時的 體制一旦無法應變與改善時，這些不滿逐漸擴散，從個人擴及形成團體組織，
就會形成社運的雛形（苗延威譯，2002；Donatella della Porta，1997）。不過，
當時集體行為論者，將集體行動認定為「非理性的行動者」，是因為社會系統的 整合機制失能的產出，所以在當時相對保守的社會風氣中，集體行動本身是帶 有貶意標籤意涵的（苗延威譯，2002；Donatella della Porta，1997）。
其中，同樣身為集體行為論學派的 Neil Smelser（1962），又在集體行為架 構下提出「加值理論」，他認為集體行為之所以會爆發，是因為多種元素加在一 起才會產生的結果，他進一步說明，當人們開始認知到某種社會問題，且彼此 逐漸靠攏，成為團體或組織，之後就會開始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而行動，最終需 要國家或社會的強制力圍堵或回應改善，才能讓集體行為結束；最近的例子，
像是 2014 年美國密蘇里州佛格森鎮所發生的麥可·布朗命案暴動事件，就是適 用加值理論的好範例，當時 18 歲的非裔美國青年 Michael Brown 沒帶任何殺傷 性武器，卻遭到白人警員 Darren Wilson 射殺，引起廣大非裔族群不滿，上街抗 議警察的處理方式與種族歧視，最終在密蘇里州州長宣布宵禁、出動國民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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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等強力鎮壓的方式回應，暴動才逐漸平息（Lumen Learning，2019）。
為了能更全面理解社運的面貌，美國社會學家在七零年代開始另一種研究 取徑，興起的典範為「資源動員論」，與六零年代認為行動者非理性不同，他們 反過來，認為抗爭者行動是來自對於理性利益的追求，並透過各種資源匯集與 組織運作的方式來達成他們共同的最終目標（何明修，2005）。
McCarthy 與 Zald （1987a, pp. 338-340，轉引自何明修，2005）等人提出的 資源動員論，是認為當代社會發展下，進入社會運動部門的資源也相對應提 高，因此促成社運的興盛發展，其增加的資源有三大面向：金錢等實質資源、
人力投入、新傳播科技。主張資源動員論的學者認為，二戰後經濟復甦，讓總 體可支配所得增加，除了滿足個人物質需求，更有一部分流向社運部門，而政 府公部門也隨著社會福利預算增加，使得社運組織更有機會取得相關補助，並 利用補助進行組織倡議等動員活動；高等教育擴張與專業領域從業人員人數成 長，導致一部分人擁有高度彈性化的工作時間表，可以有更多時間參與，甚至 專職於社運；另外，新傳播科技的出現，漸漸打破以往的單一傳播模式，社運 團體得以利用電視廣告、郵寄傳單等方式向社會大眾宣傳自己的理念並爭取社 會支持（1987a, pp. 338-340，轉引自何明修，2005）。
從以上歸納可發現，資源動員論認為社會運動的資源會持續成長，不會倒 退，因此是比較正向樂觀的態度。不過 McAdam（1982）則是批判這種面向，
他認為資源動員論對於來自抗爭團體外部的菁英過於樂觀與期待，運動資源也 不必然來自外部的協助，他覺得在抗爭中，當事人自有的組織資源更重要，例 如黑人教會、黑人大學等組織，在美國六零年代興起的黑人民權運動中，都在 動員過程中扮演了極為吃重的比例與角色；McAdam 也透過外部基金會與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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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捐款時間對比，發現外部菁英的支持通常是在陳抗動員之後才出現的，
錦上添花成效居多，而發促成抗爭的主因；另外，資源動員論預設民怨是普遍 存在於民眾心中，唯有外部資源匯入後，實體抗爭行動才有可能出現，因此資 源動員論忽略了民怨的重要性，也忽略了民眾不滿的心理狀態能讓社運組織與 相關行動自發性組成的可能性，McAdam 則是繼續舉六零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 動的案例，他認為一旦政治機會結構改變，像是當時民主黨執政推行的各項改 革措施，相對的弱勢者更能感受到自己的能動性，且相信行動就有機會改變不 公的現狀，這也是促成動員的必要條件之一（何明修，2005）。
接下來到了八零年代，有一批學者們轉向關注爆發社運時的政治體制與政 治環境，探討抗爭者與體制內政治工作者之間的關係，他們推論，社會運動是 源自於當前體制的不公平，且集體站出來要求改變現狀，在這個過程中，國家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國家本身有可能就是被抗議的對象，也有可能是向國家或 政府，要求改變既有權力的運作方式，國家也有可能被社運是為槓桿工具，用 來改變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上述推論被稱之為政治機會結構論。
McAdam（1982）在美國民權運動研究中，指出政治環境變遷下，改變既有的 權力關係，各式各樣的黑人平權不合作運動，顯示抗爭者擁有更多談判議價空 間，同時又提高執政者的鎮壓成本，政治機會擴張，使社會運動更能採取各種 抗爭手段（何明修，2005），例子則可以舉美國的 MoveOn.org，該組織成立於 1998 年，它設置了線上平台，供網路使用者串聯、連署各種進步政治議題的請 願書，給予美國國會與政府當局壓力，推動議題實現。
到了九零年代，對於政治機會結構論的批評也開始出現，Melucci（1994，
頁 107-109）認為政治機會結構論僅側重於社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卻 忽略了社運對於當代文化與日常生活規範的重新建構與挑戰，這類的批評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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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創「新社會運動論」，他們比較關注文化創新、地方形塑認同、日常生活民主 化等較「軟性」的運動目標，且質疑政治機會結構論分析，會將這些軟性運動 與其帶來的改變成果視而不見，新社會運動論也提出動物權運動、嬉皮文化、
新宗教運動等不與政治有直接關聯的「後公民權運動」，來弱化政治機會結構論 的分析效力（何明修，2005）。
趙鼎新（2007）也指出，指出政治機會結構論在相關社運研究中，幾乎能 影響所有社運的結構性因素代名詞，也因此失去理論該有的可證偽性。趙鼎新 進一步延伸解釋，若是把社會結構及其變化看作是機會，如此一來便無法提出 檢驗政治機會結構論的有效替代性假設。
儘管政治機會結構論受到文化取向批判，未必所有社運都與政治權力有 關，但近年台灣所發生的社會運動，皆與國家政權體系有所關聯。台灣社運研 究者亦多指出，台灣近年來的社會運動都與民主化反威權體制有關，因此新社 會運動論未必能符合台灣現況（何明修，2004）。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海外社會學學者對於社運研究有了相對穩定的分析框 架與共識，他們提出「古典研究議程」（Classical Research Agenda），涵蓋以下四 大項：一、政治機會與限制，也就是該國政治體制如何促進／限縮社運的發 展；二、社運組織形式，探討社運組織的人際關係如何串聯，內部架構與資源 又是如何運作；三、構框，探討運動之所以會誕生的根本原因，勾勒出社會不 公不義的象徵性結構；四、劇碼，社運之異議行動如何在公眾前呈現與展演
（何明修，2019）。
何明修、黃俊豪（2012）進一步針對台灣本土社運發展，提出三大分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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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首先是執政者的傾向：若是越保守，則更容易引起社運發生；相對而言，
若是改革色彩較為濃厚的政府，就會減少社運行動者選擇發動抗爭的機率。第 二則是政治管道：如果社運行動者享有例行性進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 府決策，發揮影響力，社運組織者的行動策略就會偏向趨緩。第三是政治聯 盟：一旦取得某政治勢力的支持，社運行動者便有機會將動員能量轉化為實際 的政治成果，不但有助於提升社運曝光，更會讓政府難以忽視社運的訴求。
另外，除了上述的政治機會結構、理性資源集結、感性情緒不滿累積等因 素會影響促成社運動員之外，學者還提出另一種概念：威脅，學者解釋，有些 社運會誕生，是因為行動者認為「不作為」的成本提高，而威脅所指的，就是
「若不採取行動，放任現況惡化所要付出的代價」，研究進一步指出，若是人們 意識到直接與致命的困境，在退無可退的困境下，就會產生出強大的參與意願
（Goldstone & Tilly，2001；轉引自何明修，2019）。
從上述段落整理可以發現，社會運動從被視為社會問題的亂源，後來轉變 為顯現社會問題的現象，如今更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之一，並成為一類專 門的研究題目和理論化、制度化的社會學子學科，隨著時間與科技進步，社會 運動所抗爭的對象、方式、動員與組織模式都更加多元，更得以完善涵蓋社會 運動理論。
運動迷的集體行動
經本研究整理分類，將國際上運動迷的集體行動可以分為運動場內抗爭、
場外行動、線上連署及出版刊物、自組球隊等方式，以下依序以相關案例與研 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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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內抗爭
運動迷最常見的集體行動形式，當然還是在運動場內；Giulianotti（2005，
頁 53-55）整理後指出，關於人類的運動研究，最初來自文化研究，而其中抵抗
（Resistance）理論則是運動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運動勝負中的核心理念之
（Resistance）理論則是運動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也是運動勝負中的核心理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