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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前述研究背景，所歸納出近年台灣社運特徵，以及台灣的社會學學者 研究（何明修，2004；2012），均指向台灣社運與去威權化，以及經濟資源開發 議題、政權更迭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決定以資源動員論、政治機會結構論作 為主要分析理論視角。
另外本研究發現，台灣運動迷抗爭與本研究個案，無論是訴求針對之對象 與抗爭場域，多在政治相關而非球場。因此，本研究意圖探討台灣與海外的運 動迷集體行動有何異同之處？為何海外運動迷之抗爭多在球場，而台灣運動迷 組織者則是多位於政治場域。
第二節 社會運動、運動迷與媒體
壹、 新聞媒體對社運與運動迷的再現
當代傳播與媒體研究多半指出，媒體報導與評論視角經常會因「再現」，而 導致事實與報導敘述有所落差，其中媒體與社運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也是傳播研 究一大重點，例如 Gitlin 對於美國主流新聞媒體報導與六零年代美國新左派運 動研究案例；該研究就明確指出，主流媒體對於初期反越戰相關行動並不友善 且不諒解，是到了後期，媒體逐漸發現越戰相關醜聞，美國國防部涉嫌遮掩相 關違法事由，才開始轉向同情與支持反越戰遊行，行動者也因此開始組織會吸 引報導曝光的活動，但到了後期，又有其他反越戰激進成員熱衷於鼓吹城市暴 動，此舉又讓媒體與社會輿論拉開與反越戰運動的距離（Gitlin, 1980；轉引自 趙鼎新，2007）。
除了上述的媒體報導再現會導致與事實之間的落差，媒體報導對於社運而 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如果會運動發生後未有新聞報導，則難以產生影響力 並達到最終目的，甚至可說是沒有意義的；但我們進一步探究過往的研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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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現，媒體報導社會運動，多半從衝突、暴力等負面視角切入，且因媒體的 政經關係與結構，通常較會採用官方說法，成為政府的傳聲筒（Gans，1979；
轉引自趙鼎新，2007）。
這種研究成果，不僅在國外，台灣也有類似的發現，陳雪雲（1991）研究 指出，台灣在戒嚴時期，主流媒體，包括報紙與電視等與國家關係密切，也因 此使得黨外運動之訴求難以傳播至社會各界。翁秀琪（2001）也發現，以美麗 島事件為軸心，訪談當時主流媒體撰稿的記者，研究成果顯示，當時的媒體受 到黨國系統施壓，在報導中強調主事者暴力、破壞安定、依法嚴懲、分化台 灣，由此可見國家機器藉由媒體來形塑民眾的國族認同，強化自己的統治正當 性。另一個例子，則是 1987 年爆發的 520 農民運動，當時媒體一律將這些農民 形塑為暴民，敘述他們開著貨車去抗議，車廂上頭鋪著蔬菜，下方卻暗藏棍 棒，一旦與警察對上，隨即就取出棍棒襲警，在台北街頭引爆了劇烈警民衝 突；但實際上經綠色小組拍攝的紀錄片顯示是警察強力驅逐暴打群眾（民報，
2017 年 5 月 20 日）。
然而台灣在解嚴後，主流媒體對於社會運動的態度仍不友善，倪炎元
（1999）以報導文本分析，以台塑遭解職之高雄廠員工北上抗爭事件相關報導 為例，在新聞報導內容中，資方就是以合法、平和方式表示其意見看法，對於 勞方則是以抗爭、指責等攻擊性字眼，非法解雇、未付資遣費等部分都分配在 勞方的控訴中，而讓勞方形成「他者」。到了更近期，簡曉娟（2010）研究也指 出，2005 年發生的高雄捷運泰籍移工抗爭事件，相關新聞報導的主導消息來源 大多為「官資方」等有權團體，他們建構了事件的發展方向，相較下泰籍移工 的發聲權與報導篇幅則被嚴重壓抑。國外的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學者分析 1998 至 2005 年拉丁美洲反水壩興建運動發現，在巴西等當地具有代表性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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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往往會忽視抗爭者與人權團體支持自然環境、反對開發造成當地居民被潑 遷離家園等論點，一旦抗爭團體採取實體抗爭行動，就會以犯罪行為、妨礙經 濟發展等負面視角（Silva & Rothman，2011）。
不過台灣在歷經首度政黨輪替後，相較於之前一面倒反社運的主流媒體，
如今不同政治立場的媒體，對於社運的報導立場也會因政治局勢、媒體高層立 場而有所轉移。例如 2006 年的紅衫軍運動，時任總統陳水扁周遭的家人和親信 爆發貪瀆弊案，使得社會中瀰漫著一股反扁的情緒，之後施明德等人發起的紅 衫軍百元百萬人倒扁運動，成功募集了龐大的資金，以及吸引百萬的人潮參 與，並且藉由倒扁總部的媒體策略，該活動也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目光，獲得 各大媒體的報導與支持（吳思宜，2008），最終也導致民進黨 2008 年總統大選 大敗，讓台灣再度政黨輪替。
以近期的例子而言，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期間，蘋果日報決定 以「洗版」的方式報導與更新運動最新狀況，因其正面支持運動之立場與新媒 體社群策略得宜，使蘋果日報網站在這期間的流量高居不下（劉時君、蘇蘅，
2017）；香港傳播研究也指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較為支持運動者的媒 體，例如香港電台、Now TV 的被觀看比例提升，但也因為媒體所帶來的資訊良 莠不齊導致媒體信任度下向（李立峯，2020）。
球迷同樣受到媒體再現廣泛影響，大眾文化（Linden，2017；轉引自 Jenkins，2007）研究指出，在美國，受到球評與媒體意見領袖影響，球迷的社 會地位往往音樂迷來得高，普遍被視為正面形象；但在歐洲的球迷，特別是足 球迷，在媒體上呈現兩極化的形象。當代大型國際運動賽事中，跨國至當地觀 賽的球迷經常被視為富裕的文化觀光客，且連帶品牌化他們所支持的球隊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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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例如丹麥球迷自 1980 年代歐冠系列賽事起，被小報媒體稱為 Roligans，意 思是他們在觀賽時往往很鎮定、冷靜，與大眾較為熟知的英格蘭足球流氓暴 力、激動等負面形象相反（Linden，2017）。
然而關於媒體再現足球迷負面刻板印象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 1989 年英國 希爾斯堡慘案（Hillsborough Disaster），由於球迷在警方引導下短時間內從單一 入口湧向兩塊小區域，最終導致 96 名利物浦球迷遭擠壓或踐踏死亡，英國著名 八卦小報太陽報，在事發隔天指控有利物浦球迷趁亂偷走受害者錢包、追打正 在進行急救的醫護人員，並引射利物浦球迷的不當行為才是事發主因，後續經 過法院多年調查，將肇事主因歸咎於警方引導與場地設計不佳，還球迷清白，
利物浦球迷也因此發起希爾斯堡正義運動（Hillsborough Justice Campaign），杯 葛太陽報上架與退訂，使其在利物浦銷量大受影響（Linden，2017）。
不只是媒體所有者與主管會影響報導走向，記者本身所處的階級與立場也 會，香港紀錄片《反高鐵運動之傳媒透視》（2010）中的訪談指出，很多記者本 身就知道中港高鐵興建，認為這會帶來經濟發展，因此反高鐵運動的媒體露出 不但少且偏向負面。
體改聯案例則可以與上述相呼應，根據訪談結果，體改聯的訴求吸引政治 線記者的支持，使其得以增加正面報導篇幅，進而帶動其社群影響力，形成正 向循環。
從上述研究整理可發現，媒體政經結構、記者看法、文本論述架構等人為 因素，造成報導不可避免會與「真實事實」有所差異，僅能盡量減少偏誤，從 以往國內外研究多發現大眾媒體對於社會運動之報導視角多不友善，本研究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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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在數位時代，該研究個案如何透過合宜的媒體策略，則能翻轉以往大眾 媒體對於社運集體行動報導之負面視角。
貳、 網路與社運動員
傳統的社會運動與集體行動，主要靠著傳統主流媒體報導傳遞訊息，動員 更多支持群眾，企圖影響社會輿論，給予執政當局壓力，期望達成最終目標。
而在 1990 年代末期網路剛崛起時，許多社運組織主並未注意到網路可影響社會 運動的因素與有用的動員工具（Earl & Kimport，2009），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後，
網際網路與寬頻、手機迅速普及，社運行動與組織者散布相關資訊與訴求的方 法，不再僅能依賴大眾媒體中介傳播，社運組織可以自己來，開啟了另一種傳 播管道。Castells（2012；2015）指出，網路連帶帶動了社會運動發展，使動員 更加容易且迅速，自 2008 年社交媒體網站興起後，帶動了阿拉伯之春、佔領華 爾街等大型社會運動。本節將回顧傳統網站時期，對比社群網站興起後，對於 社運所產生的效果差異有何異同之處，總體而言朝向兩種推論，一是認為科技 帶動動員效果，使社運發展方向更多元、更方便、門檻更低，但也有研究指 出，經營線上社群需要花費社運團體更多成本；另一種則是認為科技並未對社 會帶來太多好處，重點仍在實體人際網絡動員。
網路動員無顯著效果論
台灣相關研究指出，台灣社運在網路發展初期，網際網路這項新工具，並 沒有對社運帶來具體成效，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運用問卷調查指出，社運 團體企圖利用網站，來壯大運動資源與動員人數的效果有限，運動要成功，仍 需靠社運現場的實際參與者，而且造訪社運團體網站的，多為當時舊有的網路 使用者，而非當下關心社運的目標觀眾，像是工運。但該研究指出，某些社運 團體能利用網路號招到對該運動有興趣的目標閱聽群眾，例如性別運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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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造訪者的比例是最高的。這種研究成果走向，在台灣不僅僅是網路發展初 期，王維菁、馬綺韓、陳釗偉（2013）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他們透過訪
女性造訪者的比例是最高的。這種研究成果走向，在台灣不僅僅是網路發展初 期，王維菁、馬綺韓、陳釗偉（2013）的研究也顯示類似的結果，他們透過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