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描述過各種變項與團體成效的相關性，內容相當的豐富，
相對的也表示影響到團體成效的因素相當複雜。然而這個部分，則將 重點放在相關於療效因素的各種影響變項。
（一）人口統計學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診斷三方面。
1. 性別：Kivlighan 與 Mullison 在根據 18 個參加 11 次諮商團體 的研究中發現，男女在所有療效因素之間並無明顯之差異
（Kivlighan, & Mullison, 1988）。同樣的，在潘與符的研究中，
針對精神科急性病房病情較穩定的31 位病患（精神分裂症、
躁鬱症、重鬱症、精神官能症）進行人際互動取向團體心理治 療8 次，以精神醫學會團體心理治療小組（中華團體心理治療 學會前身）所編制的12 題之療效因素問卷，評估其療效因素，
結果發現男女之間並無顯著之差異，但男性在指導性的評價有 高於女性的傾向，而女性則在傾訴性因素有高於男性的趨勢
（潘、符，1996）。不過，在張氏等人針對急性病房住院病患 的療效研究中發現，女性對每一項療效因素的評價皆比男性 高，其中團體凝聚感、外現性人際學習、認同仿效、與利他現 象達顯著差異（張、黃、陳，1999）。
2. 年齡：潘與符（1996）的研究中，成人組（30〜60 歲）在 12 項療效因素的得分大多有高於青年組（30 歲以下）的傾向，
而張氏等人（1999）的研究中，年輕組（30 歲以下）則在外 現性人際學習比年長組有較高的趨勢，但兩組研究雖然在平均
得分上有所差異，卻皆未達到顯著之差異。
3. 診斷：潘與符的研究中，精神分裂症的普遍性和希望灌注在平 均值得分上高於躁鬱症，而躁鬱症的家重現性和仿同性較高於 精神分裂症，但並未達到顯著差異（潘、符，1996）。而張氏 等人的研究中，精神分裂組在團體凝聚感、希望灌注與利他現 象的評價顯著高於非精神分裂組（張、黃、陳，1999）。
4. 人際行為：在 Kivlighan 與 Mullison（1988）的研究中，另外 進行了不同人際態度與行為在療效因素上的比較，結果發現投 入性與支配性的態度並未有任何差異，但是參與性比較高的成 員，在認知因素的自我瞭解有明顯高於其他因素，比較不主動 的成員則在行為因素中的自我接露、人際活動學習、以及利他 性明顯較高。
5. 功能程度：Bulter 與 Fuhriman 將 23 個團體的 91 個門診病患，
包括精神病、人格疾患、精神官能症以及其他精神疾患，利用 功能程度量表（Level of Functioning Scale）將病患區分為高功 能與低功能兩組進行團體心理治療，比較兩組間在團體治療成 效上是否有所差異，結果顯示較高功能的病患在宣洩
（catharsis）、自我瞭解（self-understanding）、人際學習--輸出 與輸入（interpersonal learning--input, and output）的分數明顯高 於低功能病患(Bulter, & Fuhriman, 1983)。
6. 參與團體的次數：潘與符（1996）的研究中另外發現一個有趣 結果，連續參加二次的病患在普遍性及凝聚性的得分略高，但 未有顯著差異，而在連續參加三次的病患發現，其第二次與第
三次的參與在利他性則有顯著的差異，可能的原因是參加三次 的病患病情較穩定，對團體過程及規範較清楚。
7. 團體氣氛：在林與王的研究中，發現所有團體治療性因素皆與 團體氣氛中的「投入性」有顯著之正相關，而「認知性的獲得」、
「對團體的正向感覺」、「行動力的引發」、「利他性」、「建議的 提供」則與「逃避」有顯著正相關（林美珠、王麗斐，1998）。
另外，在反治療性因素中，「缺乏投入」、「自我揭露的抑制」、
「負面感受的喚起」、「與自己期望不符合」則與團體氣氛中的
「衝突性」達到顯著正相關，而「缺乏投入」則與「投入性」
呈現負相關。
關於各種變項與療效因素關係的研究並不多，雖然各個研究 中有一定的發現，但並無法完全推論於所有團體，只能提供治療 者在進行團體心理治療時的參考。
團體心理治療是一種相當普遍，而且有明確治療效果的心理治療 模式（Yalom, 1985）。許多研究提供了明顯的證據，說明團體心理治 療確實可以幫助病患緩解症狀、減輕困擾、以及預防疾病復發。雖然 國外的團體成效研究相當豐富，但反觀國內則仍然缺乏足夠的實證數 據，特別是在門診病患方面的研究，實顯不足，有待更進一步探討。
另外，在療效因素方面的研究，國內學者所使用的評估工具大多來自 於Yalom 的療效因素量表，而且缺乏信效度的檢驗，雖然李氏（1992）
曾進行過Yalom 療效因素量表的中文翻譯版信效度的檢驗，但卻忽略 了文化差異，難以真實呈現出國人對於團體心理治療的療效因素。然 而，林與王（1998）雖然編制一份屬於國人文化的團體治療性量表與
團體反治療性量表，但可惜的是，後續學者的研究並不多見，時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