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五節 章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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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總共分為五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到第四章為主要內容，討論俄羅 斯菁英在不同階段 – 尤重普丁時期 – 的發展；第五章為結論。
第一章主要闡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確定本文的研究範圍 – 主要以 普丁的兩個法定總統任期為主（2000 年 5 月 7 日至 2008 年 5 月 7 日），並在分 析相關文獻後，選定「國家中心理論」作為研究普丁時期菁英政治的主要途徑。
第二章主要回顧蘇聯時期與葉爾欽時期菁英政治的發展脈絡。首先就蘇聯主 要菁英甄補方式 – 職官名錄 – 的運作與廢止進行介紹，並檢視戈巴契夫的改革 如何造成俄羅斯菁英結構性的改變；接著以通過俄羅斯新憲法的1993 年作為時 間上的區隔，探討葉爾欽時期的府會之爭與新憲法確立後的菁英態勢，並輔以量 化分析的方式，說明俄羅斯菁英在不同時期所出現的轉變以及新舊政權交替下菁 英延續的程度，最後歸納蘇聯時期與葉爾欽時期的菁英類型與對應政權。
第三章由政策面切入本文主要內容 – 普丁時期的菁英政治，討論普丁總統 任內收編地方與政黨菁英的方式與結果。首先由普丁設立七大聯邦區的聯邦制改 革談起，說明他在地方上的代理人 – 總統駐聯邦區全權代表 – 如何涉入地方事 務；然後透過檢視聯邦會議上議院 – 聯邦委員會 – 發展與沿革的方式，了解聯 邦中央與地方菁英勢力在改革過程中勢力消長的現象；接著討論普丁的政黨政策 與聯邦會議下議院 – 國家杜馬 – 的選舉制度改革，並以普丁時期的「統一俄羅 斯黨」為例，探討俄羅斯的「權力黨」現象。
第四章從菁英的角度出發，檢視普丁菁英的組成來源與其運作對政權的反 饋。首先由普丁的幹部政策談起，說明其決策團體的組成與主要菁英 – 強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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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幹部 – 崛起的背景；接著針對蘇聯與後共俄羅斯的國家高層機制 – 「政治局」
與「聯邦安全會議」– 進行比較，並討論強力部門幹部在國家不同階層所扮演的 角色；最後觀察普丁菁英與金融寡頭在權力鬥爭過程中的此起彼落，並探討他們 的特性與普丁政權走向之關聯性。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以上對於俄羅斯菁英政治脈絡、普丁收編策略及其菁英 如何反饋政權的研究發現，並提出未來可供進一步研究的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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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菁英政治 菁英政治 菁英政治 菁英政治的歷史脈絡 的歷史脈絡 的歷史脈絡 的歷史脈絡
在俄羅斯，所謂的菁英 – 尤其是「權力菁英」 – 指的就是國家的統治階層：
沙俄的彼得大帝靠著中央集權和龐大政府部門與諮詢機構來維持俄羅斯帝國；蘇 聯時期的政治結構則是由一小群透過特殊「職位安排系統」（job-slot system）1所 選出的共黨菁英，領導一大家子的政府官僚來為黨以及國家服務。而面對日漸腐 化的體制與政策難題，戈巴契夫開始了將權力由黨內移轉給聯邦政府和立法機構 的政治改革。他的出發點無非是想塑造一個具有獨立權力基礎的蘇聯總統，然而 最終卻導致了蘇聯的瓦解，但也讓俄羅斯長久以來的一元化菁英開始有了新的面 貌。蘇聯瓦解之後，俄羅斯歷經劇烈的政經轉型與隨之而來的菁英多元化，即使 在 1993 年確立了總統制的新憲法，葉爾欽時期的俄國政局始終因菁英間的對抗 而處於紛亂不休的局面。
本章第一節先就蘇聯主要菁英甄補方式的運作與廢止進行介紹，接著說明戈 巴契夫的改革如何促成俄羅斯菁英的質變；第二節以 1993 年作為一個分界點，
檢視後共俄羅斯新憲確立前的府會之爭與之後的菁英態勢；第三節則是用量化分 析的方式，探討俄羅斯菁英在不同時期所出現的轉變以及新舊政權交替下菁英延 續的程度；第四節小結以上的討論，並歸納蘇聯與葉爾欽時期的菁英類型與對應 政權。
1 John Higley, Oksan Bayulgen & Julie George, “Political Elite Integ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Russia,” in Elites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Russia, ch. 2, ed. by Anton Steen & Vladimir Gel’ma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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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數不等的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 / the Politburo）和一名總書記，並負責處理黨 代表大會休會期間的黨內事務（如【圖 2-1-1】）。但實際上，真正握有最高權力 的並不是代表國家元首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Презид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 the Presidium Chairman of the Supreme Soviet）2或是身為政 府主席的部長會議主席（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 the Chairman of theCouncil of Ministers）
，而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рь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Communist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蘇共中央總書記將黨政軍權力一把抓的情 況，也把黨政合一、以黨領政等特點發揮到極致。圖 圖 圖
圖 2-1-1：：：蘇聯政治：蘇聯政治蘇聯政治 蘇聯政治
資料來源：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4th ed., 1993), p.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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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黨專政的原則下，3
蘇聯政府的主要官員，例如部長會議主席與各部會
首長、軍隊與國家安全部門首長以及重要外交官員等人士，往往同時具有蘇共中 央委員會的委員身份。這也造成了蘇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才是實際的政府決策機 關（而非部長會議）、蘇共中央委員會成了實際的議會（而非最高蘇維埃）等黨 政不分的現象。總而言之，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黨政合一的權力核心，他 所主持的政治局則是解決重大問題的決策機關，其中也包括了共產黨黨工（partyfunctionary）以及政府部門技術官僚（technocrat）等統治菁英的任命事宜。
那麼，在缺乏透明的任命模式以及公開的選舉制度等前提下，蘇聯時期廣大 的統治菁英是經由什麼樣的甄補機制產生的呢？在列寧（Владимир Ленин /
Vladimir Lenin）時期，蘇聯的人事制度建立尚未完備，直到了史達林（Иосиф
Сталин / Joseph Stalin）時期，蘇聯共產黨才確立了為後人所知的「職官名錄」人事任命制度，並以此作為往後半個多世紀蘇聯統治菁英的甄補管道。4
所謂的「職官名錄」，是記載蘇聯各級機關主要職位，並由共產黨進行控管 的職務與人事任命清冊。5
由於共黨極權本質的緣故，職官名錄的範圍涵蓋了國
家與社會的各個層面，除了黨、政、軍以及議會等幾個當然領域外，舉凡工業、商業、傳媒、教育、科學，甚至連文化與藝術等各部門領導人的任命事宜都由其 掌握。不論是透過任命或應經由選舉所產生的黨務與國家職位，一律都包含在職
3 1917 年十月革命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聯合執政。1918 年聯 合執政破裂後，便由布爾什維克黨（1952 年改稱蘇聯共產黨）執政，並形成了一黨制的政黨 體制。1977 年蘇聯憲法第 6 條明文規定：「蘇聯共產黨為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和指導力量，是蘇 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
4 陳厚文，〈蘇聯「職官名錄」制度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頁 34-42。
5 關於職官名錄的定義與說明，參見 趙春山，《蘇聯領導權力的轉移 – 從列寧到戈巴契夫》（台 北：桂冠圖書，1990），頁 140；Michael Voslensky, translated by Eric Mosbacher, Nomenklatura: The Soviet Ruling Clas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4), pp.1-2； Ольга Крыштановская, Анатом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литы (Москва: Захаров, 2005), 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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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名錄的管轄之中。此外，職官名錄還包含了以下幾個特點：6
（一）制度化的等級結構：
黨、政要職的名單由蘇共中央委員會機關 – 政治局與秘書處（Секретариат
/ the Secretariat） - 所操控，所有高層人事任命案必須經過前述機關的同意
才能通過。早在史達林時期，職官名錄便已如同彼得大帝進行西化時的官階 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 / Table of Ranks）分為十四職等。最高一級由蘇共中央 委員會總書記、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所構 成。接下來的一級是政治局的職官名錄，也就是職務的任命必須經由蘇共中 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核准，其中包括有加盟共和國黨部第一書記（但有時會包 括第二書記），地方級黨委會與首都城市黨委會的第一書記、聯邦政府部長、軍隊體系、派駐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重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大型軍工 業的負責人、藝文協會的領導人士以及中央機關報與雜誌的編輯。接著是蘇 共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的職官名錄，負責任命次要的職務，像是聯邦政府副部 長，地方黨委會第二書記以及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等等。以此類 推，層層節制的結構規定每個等級的職官名錄名單都必須得到上一級黨務機 關的批准，而且鮮少有例外。
（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
根據當時不成文的慣例，政府高官的子女們不得繼承父執輩的職位。在「內 舉不避親」的情況受到限制之下，職官名錄體系相當程度地吸納了來自社會 不同領域的人士，像是知識份子、勞工階層以及集體農場的農民。整個蘇聯 時期，除了 1986 年時布里茲涅夫的兒子尤里（Юрий Брежнев / Yurii
Brezhnev）以及女婿丘爾霸諾夫（Юрий Чурбанов / Yurii Churbanov）曾躋
6 Stephen White & Ol’ga Kryshtanovskaya, “Russia: Elite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lites, Crises, and the Origins of Regimes, ch. 6, ed. by Mattei Dogan & John Higle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8), pp.12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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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蘇共中央委員會外，歷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幾乎沒有人來自於所謂的職官 名錄家庭，大多數的人甚至也不是出身莫斯科之類的大城市。至於前面所提 到的菁英後代，雖然表面上沒有辦法跟隨前人的步伐直接參與政事，但他們 仍受惠於他們的家世背景，得以優先進入專門培養經濟、外交以及新聞等特 別是與國際事務相關的高等學府，並在結業後前往國外工作。
（三）輪調式的職務歷練：
職官名錄的成員，特別是有晉升機會的人，都會被要求到國內各地歷練。典 型的職涯發展途徑是先到莫斯科唸書，接著進入地方層級的蘇維埃、共青 團、經濟機構或是黨部，再回到莫斯科蘇共中央委員會總部停留一至兩年，
然後再回到地方接任更高級別的職務（通常是州黨委第一書記）。7
除了地
域上的輪調外，職官名錄成員也必須面臨不同性質職務的考驗。在布里茲涅 夫時期，最典型的模式包括有「黨務機關 – 經濟機構」、「共青團 – 黨務機 關」、「蘇維埃 – 黨務機關」以及「黨務機關 – 外交工作」等雙向的職務調 動。至於性質較單一的職涯發展，則主要集中在經濟領域，其升遷模式不外 乎在原來的工作單位升任負責人後，接著進入相關部會，最後成為部長級幹然後再回到地方接任更高級別的職務（通常是州黨委第一書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