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與和諧的平衡

儀式範疇的界定除了可以是節目的整體，也常常是節目的部分。在 van den Scott, Forstie & Balasubramanian(2015)關於選手淘汰感言（eulogy work）的研究 當中，他們指出實境節目作為大眾展現情緒的場域之時，受一種高度儀式化的 情境（也就是淘汰作為一種儀式本身）所指引，選手們會參照過往節目的既定 形式來處理自己被淘汰時的情緒。選手們的情緒策略自然非本研究所問，但 van den Scott 等人在將淘汰視為一種儀式時，他們同時指出了淘汰過程的儀式 意義，其實即是一種象徵性死亡（symbolic death），在三種不同的淘汰機制中 諭示了不同的寓意（allegory）：外部投票（觀眾投票）的淘汰象徵名氣的喪 失、內部投票（選手互投）的淘汰代表一種社會的隔離與孤立、個人選擇（專 家評審選擇）的淘汰表徵機會的錯失。這幾種原來分立於不同節目的淘汰機 制，如今被整合在同一個節目的不同環節甚至同一個環節之中，意即淘汰結果 可能是專家評審、觀眾或選手間互相投票共同作用所致。

在本章第一節的分析中，我們將這種聚合視為一種讓結局更撲朔迷離、變 幻莫測的懸念製造機制，但我們若將之視為一種呈現特定價值的儀式，我們就 不難看出這種交錯是節目組力求的平衡。舉例來說，《歌狂》是極少數透過選手 互投來決定淘汰人選的節目，但在票選的過程中，被製作單位邀請來觀賽的專 家評審團其實也會共同投出一票（加上三位歌手各一票，總共四票），由工作人 員在鏡頭的監視下送入密室，且該場比賽中觀眾投票數最高的歌手在密室中將 擁有被票選出局的免死金牌（意即若此人在密室中的票數最高，則淘汰票數次 高的歌手）。因此，無論是從使用的節目數量來說，還是就其實際操作時依舊加 入專家評審的意見與觀眾投票數這兩個因素來看，內部投票顯然還未能成為大 家心目中理所當然的淘汰機制。或許是因為大家認為這有失公允，又或許是因 為大家依舊仰賴專家、相信並重視選手的人氣，但若以 van den Scott et al.

(2015)賦予內部淘汰的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認為，節目組乃至整個中國社會，

其實相當抗拒社會隔離或孤立他人，對這種狀態或行為多半予以負面評價。這 可以從內部投票的實際運作情形得到印證：大多數的歌手在進入密室之後都會 將票投給自己，謙卑地表示自己該負最大的責任。比起被貼上孤立或怪罪他人 的標籤，他們顯然認為這種自我犧牲或勇於承擔的舉動，是較為和諧甚至討人 喜歡的。這對節目組來說也許是有些諷刺的。他們千方百計透過賽制試圖將選 手間的敵對情緒儀式化，這一切到頭來卻似乎只論為一種儀式（形式）而已。

也許如同 Reijnders et al. (2007)所言，歌唱比賽節目本來就是競爭與和諧共 存的儀式，只不過他們所言的共存，係指初選與總決賽兩者在場景氛圍上的落 差，是對於選手從被批評轉為被頌讚、從相互競爭轉而相互擁抱的一種觀察。

而本文此處強調的是不同賽制共存的背後，可能象徵不同儀式意義之間的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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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辯證。除了方才所述的內部投票，觀眾投票與專家評選之間的對峙是另一個 典型的例子。以第二季《夢之聲》來說，許多投票環節都同時納入觀眾與評審 的意見，只是配分比例有所不同。在突圍賽（E2-7）中 200 位觀眾投票占總成 績 52%，四位評審一票分別以 12%計，在往後的比賽中比例調整為觀眾 80%，

四位評審一票分別以 5%計。表面上看起來，觀眾投票所占的比重超過一半，但 實務上除非選手的觀眾得票率有明顯落差，否則評審的投票還是容易成為決勝 關鍵（尤其他們對於勝負擁有共識的時候）。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講，觀眾的 投票率在評審意見相左時就具有決定性影響，但至少我們已經可以在這兩者的 交錯中看出，在逐漸讓觀眾掌握生死大權的同時，這一波歌唱比賽節目始終無 法完全放下對專家意見的敬仰與依賴，節目中甚至常常會出現動輒數十人、由 業界人士組成的「專家媒體評審團」（如 A1-11; 12; 13; 14），與節目評審一起決 定選手去留，形成了在西方選秀節目中從未見過的評審團奇觀。

由此看來，Jian(2013)文中認為將選秀節目變成引導式學習（而非競爭式比 賽）的這一群「老師」，在歌唱競技被激化的當今節目中依舊是揮之不去。雖然 部分的他們如今也變成了選手（而且依舊被稱做老師），但顯然仍有許多的他 們，在節目中繼續扮演權威的、彰顯父權主義的老師。節目對他們的膜拜與順 服甚至可以說是變本加厲，因為現今節目中的老師與學生不再只是評審與參賽 者，這種指導關係在「導師制」的賽制設計下更明確地被定位為師傅跟學徒。

也就是說，過往的老師是在選手登台表演後以評審的身分給予建議，如今的老 師還必須在選手登台前以導師的身分傳授秘笈。哪怕實務上早有選手爆料導師 在她上場前根本沒有給予任何實際指導，只有幾句加油鼓勵⁴⁰，但節目組對於 這種導師制的形式追求顯然是樂在其中。在《好聲音》、《聲動》、《最強音》、

《好歌曲》中都能見到這也許是虛有其表的導師制蹤影，《最美合聲》的每場競 演甚至是導師與學員一同合唱，如同導師親自示範，「帶領」學生一起演練。就 激化遊戲的功能來講，既要導師和諧地引導，又要他殘忍地評判勝負，確實創 造了矛盾；若從儀式的意義來說，對於老師的順服似乎仍舊是中國節目難以釋 下的包袱。或者說，節目在往激烈的極端靠攏時，還是難掩對於華人社會中重 視家庭或團隊和諧的價值再現。

韓青與鄭蔚（轉引自李立，2012）曾用「小社會」來指涉真人秀節目靠規 則來建構的情境，認為它與真實社會同樣充滿慾望與道德、理智與情感的衝 突。本文此節的分析，正是試圖描繪出這個小社會的另一個層次，強調它除了 是對於人性真實的一種擬仿，也是對特定的社會互動行為與過程的儀式化展 示。這個儀式化過程既是某種媒介價值的建構，也是既存的文化信仰與形式的 縮影。就如當 Couldry(2009)將 Big Brother 的淘汰界定為一種儀式時，他試圖論 述節目正在劃定一個名人與素人的界線，是一種透過拍攝與運鏡來傳達的媒介

40 詳見《東方日報》2016.10.31 報導：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entertainment/yl1240111 8889，上網日期 201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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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而當 Reijnders et al. (2007)在描繪總決賽慶祝冠軍選手的慶典，闡述節目 讓他看起來光鮮亮麗、鏡頭不斷帶到家人支持他的畫面時，他在強調的是電視 如何透過視覺敘事來彰顯這個社會對於成功的想像──長得好看、有家人的陪 伴。這種在媒介環境中成立的媒介寓意，以及從真實社會中挪用的文化價值，

在一場名為歌唱比賽的電視節目中，被各種人為設計卻又貼近真實的遊戲規則 編織成在節目中獨一無二、在真實世界中卻又似曾相似的文化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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