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賽制的學術意義

第一與第二節的論述主要在回顧「遊戲」與「儀式」這兩種觀看實境節目 的視野。尤其當我們把「比賽」放在思考此類節目的中心位置時，「遊戲」與

「儀式」提供了可著力的理論基礎。只不過，遊戲與儀式其實是基於後設立場 對節目形式進行詮釋，本文以為使用「賽制」這個名詞可以讓我們對它的指稱 有較直觀與具體的想像。所謂賽制是指節目每週的淘汰機制，也就是決定選手 勝敗的規則。本節的任務是回顧各種討論歌唱比賽節目的文獻。雖然大多數的 它們都不是從遊戲或儀式的視角出發，但他們或多或少都論及了節目的賽制，

初步回答了關於「什麼叫做節目的賽制分析？」以及「分析節目的賽制會得出 什麼結果？」的問題。

華人社會中關於歌唱比賽節目的研究主要聚焦於《超級女聲》（以下簡稱

《超女》）、《超級星光大道》（以下簡稱《星光》）、《超級偶像》（以下簡稱《超 偶》）等節目。關於這些節目的賽制分析往往離不開「素人逐夢」與「大眾投 票」的象徵意義上。比方說 Wu(2011)從哈柏瑪斯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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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e）的理論出發，探究大眾對於《超女》的投入是否延伸至他們對其他公民 議題或大眾政策的參與；Huang(2014)則將《超女》視為一個象徵中國大陸實施 改革開放政策以後的流行文化文本，檢視年輕世代在參與節目的過程中如何抵 抗政府的管制以及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兩人在各自的論述中皆不僅一次提 到，《超女》之所以能讓大眾蜂擁而至（無論是參賽還是投票），主要是它解放 了中國傳統社會束縛已久的各種價值。尤其它顛覆傳統的菁英主義，讓任何年 齡任何背景的人都能爭取被鎂光燈投射的機會，並且讓人民第一次體驗到了能 靠投票來表達喜好、決定讓誰留下的愉悅。節目讓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

相信，他們能夠掙脫主流意識與獨裁政治的限制，只要有才華、肯努力，他們 也能夠為自己贏得更高的社會地位(Huang, 2014)。不過 Jian & Liu(2009)認為，

《超女》（等選秀節目）其實只是看似擁有了民主的基本元素，讓大眾能用投票 換取一種決定自己命運的感覺。實際上，觀眾若要投票就必須要付出金錢，做 自己的主人的同時，也要付出免費勞動。這個過程中的所謂民主只是想要透過 一點控制權來涉入節目所累積的感覺跟慾望而已，它終究是閱聽人自己產製又 自己消費的「娛樂民主」。

至此我們可以說，《超女》在學術上的討論價值主要與它們在文化與政治上 的民主意涵有關，在這種觀點中的研究通常僅將節目的整體做意義上的解讀，

並不會針對節目的賽制與設計做細部解析。簡妙如（2015）將免費勞動的主題 延伸到她對《超級偶像》與《超級星光大道》的研究之中。她透過對參賽選手 的訪談指出，參賽者為滿足節目設計的競賽遊戲往往必須付出各種努力與自我 訓練。比方說為了應付快歌或舞蹈挑戰賽而努力健身、排舞、克服心理障礙、

努力瘦身讓自己看起來煥然一新、貢獻自己的真實故事等等。這除了增加了節 目的價值，其實也掩飾了節目對於生產成本的投資與轉嫁。這就跟 Burawoy 關 於工廠勞動的敘述一樣，工廠中的勞動過程被設計成一場遊戲與比賽，剝削關 係被隱藏在這些趕工競賽與團體賽的表像中，勞工們彼此競爭，又調和了員工 與管理階層之間的對立，使他們在遊戲中產生自我滿足與志願性順服（轉引自 簡妙如，2015）。雖說這一份研究對於節目的賽制與設計有了較細緻的觀看，也 多次提到相關的名詞（比如快歌挑戰賽），但基本上也只是對賽制的意義有較深 層的批判，對於賽制與節目設計的具體型態之著墨依舊是欲言又止。

相較來說，分析歌唱比賽節目產製策略與閱聽人心理的文獻比較常論及節 目的賽制。簡子軒（2008）的研究探索整合行銷傳播策略（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cation）在《超偶》中的應用。他提到「美夢成真」是節目行銷與明星 形象行銷的關鍵主題。節目內容會不斷透過訪談、花絮、口號、廣告畫面等訴 說參賽者為了贏的比賽所付出的各種努力，錄影時也會要求選手在鏡頭前闡述 自己的真實故事（打過苦工、身世坎坷等），加深觀眾對他們的理念形象與認 同。薛聖棻（2010）在關於《星光》的創製關鍵元素的分析中，也提到了選手 的逐夢故事是觀眾感動的主因之一，惟除此之外，每週比賽主題的趣味性、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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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過程的故事性、踢館賽的緊張感等也是觀眾被節目吸引的理由。陳亭瑜

（2010）分析《星光》與《超偶》中素人明星的產製與消費，她特別指出「大 改造」與「人氣投票」是節目在賽制上最主要的特色，前者係指節目聘請專業 造型團隊讓選手脫胎換骨，讓選手看起來更像明星；後者指的是觀眾透過網路 或手機簡訊選出節目中的人氣王。節目每週限定的比賽主題（如快歌挑戰賽、

我的第一張專輯等）也為節目增色不少。

廖宣怡（2011）針對《超級女聲》與《快樂男聲》的產製策略做個案研 究，它對比賽形式的觀看比前述文獻更為細緻。他觀察到「節目主題」（如參賽 選手的特質與故事）與「賽制設計」是影響節目內容品質的關鍵因素，它們必 須創造足夠的衝突與懸念，才能維持觀眾對節目的興奮與期待。他以 American Idol 為例，指出節目製造衝突的手法：選手們聚集在房子裡等待成績，隨後評 審走進房間宣布淘汰結果，此時音樂響起，鏡頭忙於捕捉選手們痛苦不已的表 情，他們互相安慰，有的打電話回家。除此之外，廖宣怡也詳列節目中「車輪 賽」、「反向車輪賽」、「48 小時突圍賽」、「賽前小考」等精心設計的賽制，他認 為節目複雜又麻辣的賽制就是為了鋪陳各種懸念。以 PK 賽為例，《超女》每輪 比賽後觀眾投票率最低的選手將與評審挑選的最差選手進行 pk，演唱完畢後由 場內 35 位觀眾一位一位走向台前進行投票，這是節目中最具戲劇性與刺激感的 環節。

除了將賽制放在節目產製策略的框架中解析，李立（2012）與 Reijnders et al. (2007)對節目的思考可能更貼近於本文的位置。李立（2012）直白地點出真 人秀中最具研究價值的內容就是它的遊戲規則。他在著作《奇觀社會的文化密 碼－－電視真人秀的遊戲規則研究》中指出，真人秀是奇觀社會中媒體奇觀的 典型樣本，而規則作為組成人類生活的基本特徵，是解開這個時代中各種隱喻 的密碼。只是他的核心論述其實不在於仔細介紹各種節目的賽制，而是廣泛地 從符號學、社會理論、文化研究等多種觀點去討論規則本身作為一種文本的功 能與特質，論述過程中自然地輔以節目的賽制與設計為例。比方說，他認為

《超女》中 PK 環節的設置，其實是一種將選手間的潛在衝突強化為正面對決 的競爭儀式，這種兩兩對決打破了原來的線性表演，使競爭短兵相接地出現，

有助於反覆堆疊節目的高潮。在關於收視行為的分析中，李立也提到了儀式的 觀點。他認為電視的即時轉播與廣泛覆蓋使得觀看變成了某種儀式，節目中也 大量使用了類似儀式的場景。比方說《超女》的 PK 環節與 Survivor 的淘汰環 節，它們都是試圖將觀眾帶進特定情境裡的儀式。大眾之間的不同在共同投入 的過程中被消弭，讓螢幕內外產生一種心理上的應和。這種心理可能是基於觀 眾的好奇心原則、快樂原則、交流對話原則以及相關自身原則（李立，2012）。

Reijnders et al. (2007)指出荷蘭選秀節目 Idols 中不同層面的儀式意義。就節 目的進程而言，「初選」、「淘汰賽」、「決賽」這三階段的設置就是在塑造選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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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變大人、從原來的社會階層爬向更高地位的象徵意義。評審在初選時犀利 無情的批評，到了決選時也只會剩下「你真的很棒！」、「你真的是一個大明 星！」等等讚美與誇獎，象徵選手已經完全蛻變，進入另一個全新的階級。而 節目最終的贏家身上往往也匯集社會對於成功的標記：他們通常不只唱得好，

而且看起來好看，鏡頭會不斷聚焦於他們在觀眾席中的家人與小孩，他們驕傲 與含淚的面孔讓贏家看起來被愛洋溢。除此之外，「偶像」（Idol）這個原來用以 指稱上帝的詞，其意象也被挪用於選手明星形象的打造。他們的形象被印製成 光鮮亮麗的巨大海報，掛在年輕小朋友的睡房中，印有他們形象的杯子、衣 服、帽子、日記本、背包等等週邊產品也讓群眾蜂擁而至，選手儼然如同節目 的名稱一樣成為受大眾膜拜的「偶像」。除了 Idols 以外，另一個實境節目 X factor 也有它名稱背後的儀式意義：它默許了評審在裁決的過程中仰賴專業以及 可量化標準以外的任何理由，評審不再需要為他們的無法或不願抉擇提供合乎 邏輯的理由。

整體而言，我們在討論歌唱比賽節目的不同立場中初步看見了關於節目賽 制的解析。本節的整理除了是描繪出後續分析的草稿，為本文的核心關懷提供 部分解答以外，更重要的企圖在於指出不同的議題角度如何影響關於賽制的視 野。當學者從民主或勞動等觀點探究歌唱比賽節目的文化意涵時，節目賽制的 分析常常處於較為次要的位置，多半只是用作舉例，甚至只是不得不的順帶一 提。因為針對節目的文化意涵作詮釋本來就不以賽制的細節為說服要件，節目

整體而言，我們在討論歌唱比賽節目的不同立場中初步看見了關於節目賽 制的解析。本節的整理除了是描繪出後續分析的草稿，為本文的核心關懷提供 部分解答以外，更重要的企圖在於指出不同的議題角度如何影響關於賽制的視 野。當學者從民主或勞動等觀點探究歌唱比賽節目的文化意涵時，節目賽制的 分析常常處於較為次要的位置，多半只是用作舉例，甚至只是不得不的順帶一 提。因為針對節目的文化意涵作詮釋本來就不以賽制的細節為說服要件，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