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在台灣工作的移工來說，影響健康的風險因子，除了一部分來自於工 作本身的性質與環境(夏曉鵑, 2002)，一部分來來自於「遷移」所產生相關的壓 力(Schenker et al., 2014)，包含原本的社會連結產生分離，語言的障礙等等，而 移工們在台灣建立的關係，可以協助他們適應台灣的生活，消極的說是減低他 們的壓力，而積極的方面則是增加他們在在台灣生活中的幸福感。
移工在網絡中獲取的資源，醫療資源的資訊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健康。移工 若有身體的疾病需要使用到台灣的醫療資源，他們周遭的人可以提供可以去哪 個醫療院所看病的資訊，而有的移工會互相介紹自己去過的醫療院所給其他移 工，例如我在田野遇到的阿迪與西蒂，西蒂因為牙齒不舒服，告訴了阿迪，阿 迪就帶著西蒂到她曾經去過的牙以診所就醫，另外在一些醫療院所中，有人可 以協助移工用母語溝通的醫療院所，是移工會傾向選擇的醫院，而這一類的資 訊若透過有去過的移工分享，其他的移工會比較容易知道；有的移工不一定是 會去醫療院所，曼尼說他有的朋友會將他們的症狀透過社交軟體，詢問其他移 工怎樣的症狀可以吃什麼藥，有過類似經驗移工會回答可以吃什麼藥，有時候 還會放上藥物包裝的照片，而詢問的移工就會透過這些資訊去藥局買藥。
另外，有的移工在生病的時候並不一定會選擇使用台灣的醫療系統，有時 候是因為語言障礙的關係，有時候則是「習慣」，而這些移工求助的對象，會傾 向是家鄉的親朋好友，例如曼尼說他生病的時候，習慣吃印尼的草藥，他自己 會準備一些在身邊，當用完的時候，會請印尼的家人幫忙寄來台灣，或是用 LINE 的群組，詢問其他在台灣的移工是否有印尼的草藥可以使用。
除了直接影響到移工健康的醫療相關資訊，移工的網絡中，也存在其他資
源可能間接影響著移工的健康。
我在田野與移工相處的時候，最常聽到會讓他們心情變好的事情是與同樣 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朋友「出去走走」或是「聊天」，移工在透過朋友們出去 走走或是聊天的過程中，幫助減低他們生活中遇到壓力的反應，或是可能夠過 聊天，改變對於壓力事件的看法，減低心中的負擔，這是一種社會支持的緩衝 效應，另外，例如哈哥的台灣同事，開車載哈哥從台北到台南處理哈哥親戚逃 跑的事件，台灣同事扮演的角色是干預了哈哥的壓力事件，減弱壓力事件的
「難度」，這也是一種緩衝效應。
HK 團對於參與的移工來說，則是展現了社會支持的直接效應，HK 團的成 員有固定的活動：登山、淨灘或是在台北車站的聚會，這些活動有助於維持團 員們的社交，並且提供成員行為的反饋，幫助增進幸福感，另外HK 團的登山 活動，則是一種健康促進的行為，幫助團員維持運動習慣，這是透過集體行為 來增進移工對於健康的正向行為。
在社會關係中，與健康有關的因素有一部分與個人是否有感受到陪伴
（companionship）及歸屬感（sense of belonging）有關(Thoits, 2011)。根據 Berkman, Glass, Brissette, and Seeman (2000)等人的定義，陪伴是一個人可以與 他人分享社交生活（social activities），缺乏陪伴會使人感到孤獨，而當個人感 到有他人陪伴，則會增加個人的幸福感；歸屬感則是個人感受到被重要他人接 受，且融入到重要他人的生活中(Thoits, 2011)。印尼移工在台灣的社會網絡 中，平常與朋友們出去逛逛，就是一種陪伴，而雇主與受照顧者，有時可以同 時提供陪伴與讓移工有歸屬感，例如阿逼與奶奶的關係，就讓阿逼覺得在台灣 是待在另一個家；移工參加組織、社團，也可以使得移工獲得陪伴與歸屬感，
例如哈哥參加的由印尼人創立的HK團，而台灣人創立的YB組織，同樣可以讓
移工在活動中有陪伴的感覺，更是有移工感覺到歸屬感的存在。對於移工來 說，陪伴不只是對於減低心理壓力有關，有時候也會增加他們身體的活動，進 而促進健康，例如一起爬山、打球等等。
擁有生活目的（purpose in life）及感覺到自我成長（personal growth）是與 幸福感有關的因素(Ryff, 1989)。對於移工來說，除了賺錢是他們的生活目的，
有學習的目標也可以成為他們的生活目的，例如參加YB 組織中文課的移工，
絕大多數都是想要讓自己的中文進步，而這樣的生活目的，可以在他們執行的 過程中，因為中文的進步，感受到自我成長；「興趣」也可以有類似的功能，例 如HK 團的移工，想要探索台灣的山林環境，在他們登山的過程中，事前的規 劃及成功登頂，對他們來說都是一種成就感。不管是台灣的組織，或是印尼移 工自己組成的組織，都可以成為一個移工往目標前進及學習的平台。
與他人有正向關係（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也與幸福感有相關(Ryff, 1989)。對於遷移者來說，與當地人交流有幾個困難點，一個是語言的障礙，一 個是對雙方文化的不熟悉，容易產生隔閡，而當地人的組織，則是兩者之間的 橋樑(Bloemraad & Terriquez, 2016)，透過組織，遷移者比較容易與當地人產生 正向的關係。例如YB 組織會藉由舉辦一些活動，讓台灣人及印尼移工認識彼 此，擁有交流的機會，而且組織本身有會印尼話的成員可以幫忙整個活動的進 行，使得語言產生的障礙可以減少。當台灣人與印尼移工彼此有互動、理解彼 此的文化，對於印尼移工與台灣人更進一步產生正向的關係是可以期待的。
整體而言，移工在網絡中獲取的資源，可以滿足個體的基本需求，提升個 體的心理健康與幸福感，使其有能量去因應身邊的環境變化，進而擁有健康的 生活。
第三節 幫助印尼移⼯社會融⼊的因素
⼀、移⼯相關組織的協助
根據研究，當遷移者有參與社區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對遷移者整體的身心健康有正向的影響(Bloemraad & Terriquez, 2016)，
當遷移者到地主國生活，在生理與心理都遇到了極大的轉變，失去了家庭網絡 的支持，並且還需要面對語言所帶來的障礙，此時若有平台提供遷移者與在地 居民建立關係，可以幫助他們長期的社會融合；社區組織也可以是遷移者與當 地居民間的橋樑，組織可以提供多元文化交流的活動及場所，幫助社區居民認 識遷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遷移者也可以了解居住社區的文化特色，在雙方 互相認識的情況下，可以減少因不熟悉所產生的偏見或歧視。
我參與的YB 組織或是我拜訪過的 N 組織，都有類似的活動，雖然這些組 織與Bloemraad（2016）等人提到的社區組織不太一樣，他們提到社區組織比 較偏向存在於遷移者居住社區中的組織，而YB 組織及 N 組織並不太屬於在社 區型的組織，但這些組織的功能，與Bloemraad（2016）等人提到參與社區組 織對遷移者的影響，有著異曲同工之妙。YB 組織及 N 組織藉由一些活動，例 如語言交換、真人圖書館、移工大廚39等等活動，讓台灣人可以用較輕鬆的方 式接觸移工。
對於印尼移工來說，要自然而然的融入台灣的生活有幾個阻力因素，一個 是語言不同，一個是文化的不同，還有一個是東南亞移工在台灣是屬於低社會 位階的族群（藍佩嘉，2005），這幾個因素讓台灣人與印尼移工在跨族群的交流
39 簡單來說就是邀請移工擔任大廚，有時候是單純煮家鄉的食物，給參與者品嚐，而有的時候 是教導參與者如何製作
上產生了無形的牆，然而目前在台灣的移工相關組織，卻可以扮演將這道無形 的牆，開一個洞的角色，這樣的角色，除了能夠提供語言協助，主要還是讓台 灣人與移工之間的階級差異模糊掉，組織透過一些活動，讓台灣人與移工之間 是處於一個較沒有上下階級區分的環境，才比較有可能讓雙方之間有更進一步 交流的機會，而這樣類型的活動，讓台灣人了解移工不同於工作時候的樣貌，
同時，移工在這樣的機會可以與台灣人互動，這樣的交流活動，讓雙方意識到 彼此其實也就是「一般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個體，與自己沒有什麼不同。
有的時候，並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都對於移工的議題是很有興趣，可能是在 某個機緣下，看到了相關訊息，才「認識」了移工族群，而移工相關組織所分 享的資訊，可能成為台灣人民認識移工的開端，例如YB 組織與 N 組織都有在 他們FB 的網頁整理過移工相關事情的懶人包40，而這樣的懶人包會藉由看過的 人繼續在FB 上分享，增加更多人接觸的機會，雖然這樣的方式，還是得看到 的人自己去看過資訊才能多瞭解移工一點，但是當資訊不斷的重覆出現，就可 能增加一個人去觸及的機會，而當台灣多點人對移工有多一些的了解，就有機 會讓台灣成為更友善移工的地方，並且增加移工與台灣人交流的可能性。
⼆、台灣政府的⽀持
在近幾年，台灣政府的勞工相關單位，逐漸會與移工相關組織合作，協助 移工在他們重要的節日舉辦活動，例如前面提過的印尼女英雄日，或是今年的 開齋節，在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等地方，都有活動來慶祝這個對於穆斯 林非常重要的節日；以台北市來說，除了利用FB 宣傳，在捷運月台、公車都 有明顯的廣告，而台北市長也拍了一個影片邀請各方人士到大安森林公園參
40 字面意義是讓沒時間、精力的懶人也能使用的資訊。一般指有人熱心的將一個事件整理成簡
40 字面意義是讓沒時間、精力的懶人也能使用的資訊。一般指有人熱心的將一個事件整理成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