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llek 等學者指出，影響跨國遷移者（immigrant）的健康因子可分先天與 後天，先天的因子主要是遷移者本身的基因；後天的影響因素又可分成物理環 境及社會環境，物理環境包含衛生條件，居住、工作環境，氣候等等；社會環 境則有：居住在新環境、與母國家人及朋友失去連結、語言障礙、處於非法地 位等，皆會對跨國遷移者帶來壓力，另外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reciprocity），
與母國的不同的醫療照護方式，遷移者在地主國所處的社會位階，皆是影響遷 移者健康的風險因子（圖2-1）(轉引自 Schenker, Casta-eda, & Rodriguez-Lainz, 2014; p44)。
在 Spallek 提出的跨國遷移者健康影響因子中，與母國家人及朋友失去連 結，以及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性，這兩項因子與前一節討論的社會關係有關。
跨國遷移者原本所擁有的社會網絡隨著遷移而有所改變，在網絡中的支持資源 自然也受到影響，遷移這件事大多伴隨著失去與家人朋友之間緊密的連結，而 與地主國人民的互惠性，表示跨國遷移者與地主國人民關係的建立這件事情，
與地主國人民有關係的建立，則會帶來幫助跨國遷移者在地主國的社會整合。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也提出針對影響移工健康因子的 研究概念框架（圖2-2）(AM, B., V, V., H, S., R, B., & Zimmerman, C., 2015)，這 個概念框架結合了移工在移動發生時這件事的社會和政治脈絡，以及從一開始 就使個人處於高度脆弱狀態的出發前條件。該框架還提出，移民的職業風險不 僅與工作具體內容有關，還與工作和生活的條件有關，包括移工的社會網絡
（social networks）的情況。最後，框架包含了這些暴露導致的健康受到危害 後，移工是否可以獲得足夠醫療保健的機會。
除了上述因子會影響遷移者的健康，地主國的政策對於遷移者的健康也需
要納入考慮，因為政策會影響遷移者的社會決定因子（social determinants）
(Jasinskaja-Lahti, Liebkind, Jaakkola, & Reuter, 2006)，例如工作環境及條件，社 會階級（social status），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而根據 WHO 的研究報告 (Wilkinson & Marmot, 2003)，客工（guest workers）是遭遇社會排除的高風險族 群；遷移者基本上是處於不利的社會位階，且容易被刑事司法系統針對，因此 遷移者相較於地主國的人容易被臨檢，或是遭遇過度的執法13(Jasinskaja-Lahti et al., 2006)；在勞動市場因所在的社會位階比較低，且沒有適當法律保障，遷移 者除了與地主國的人有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也常常在危險的環境中工作，並且 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他們甚至受到僱主的違法行為，包括沒有付足夠的薪 資，或是讓他們超時工作(Gee & Ford, 2011)。
根據以上對跨國遷移者的研究所提出健康影響因子，目前在台灣已經有一 些研究可以做初步回應，例如外籍家庭工作者普遍勞動條件不佳，包含工時 長、工作內容繁瑣，雇主掌握假日決定權，造成心理壓力，或是對周遭環境的 熟悉程度與語言因素影響到他們使用台灣醫療資源(陳映竹, 2006)；產業型移工 的工作環境有很多是處於骯髒、危險及困難的場域(夏曉鵑, 2005)，而產業移工 的工作性質、生活適應、住宿條件可能也影響到他們的身心健康(尤素芬 et al., 2012; 莊婷, 2013)；成露茜 (2002)與曾嬿芬 (2005)解釋了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 社會和政治脈絡，並且提出對移工的影響：台灣在移工的政策上，採取的是客 工制度，台灣因現實需求，引進外國勞動力，卻不希望這些移工長期居留或成 為移民，因此透過限制移工在台的期限，以避免長期居留，甚至申請入籍的情
13 台灣最近發生的「阮國非事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例子。警方在抓越南的逃逸移工阮國非
時，開了九槍並且造成其死亡，TIWA 質疑當中開九槍的情況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只是抓一個 外籍逃逸勞工，為什麼需要開到那麼多槍
況出現(成露茜，2002)，同時，客工制度所表現出來的是台灣的「國族」意識 型態(曾嬿芬，2004)，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對於種族同質性的維持是很看重的，
他們有部分的考量是移工的異文化對台灣的種族同質性會帶來衝擊(曾嬿芬，
2004)， 也因此從制度層面上，就將移工他者化(othering)，區分成「我們」和
「他們」(成露茜，2002)；藍佩嘉 (2005)提出台灣對於外國人的區分可以分成 兩種：外籍人士及外勞，外籍人士的稱呼多屬於非東南亞籍的外國人，而東南 亞籍的外國工作者則多被稱為「外勞」，外勞隱含著東南亞來的工作者是比較低 階、劣等的人，也就是將他們視為「賤民」，在這種人工分類的結構下，導致在 台移工在政策上或人際互動上容易被孤立並遭受歧視(曾嬿芬，2005)，這可能 影響到移工們在台灣社會的融入，容易受到社會排斥，進而影響其在台灣的幸 福感(Jasinskaja-Lahti et al., 2006)；而因為低階的社會位置，外籍家庭工作者受 到性騷擾和性侵害的事實常被忽略(夏曉鵑，2005)。
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的確面臨著某種形式上，與原鄉的人際關係斷裂 的情況，不過現在由於科技的進步，各式通訊軟體的出現，移工與原鄉的聯絡 不像傳統遷移者研究中，遷移者很難取得與原鄉的親友聯絡的機會，因此在不 同物質條件下，對於印尼移工與家鄉連結產生的影響，是本研究嘗試與過往移 工研究做對照的部分；政府在這幾年也積極的推動新南向政策，在這樣的政策 中，政府努力建立台灣與印尼的友好關係，透過各式的文化交流活動，因此印 尼移工在這樣的政策之下，產生與台灣人關係變化的影響，也是本研究會試圖 分析的部分。
migration
nature nurture I: physical environment
nurture II: social environment - differences in genetic
background
=>no change over time
- hygienic conditions - living/housing conditions
- working conditions - climate
- violence (war, terror, persecution)
- etc.
=> considerable and part abrupt changes over time/due to migration
- stress due to:
- new, foreign living environment
- loss of home, family, friends
- language barriers - no residence permit status
- reciprocity
- differences in health care compared to country of origin
- nutrition
- risk behavior (somking, alcohol)
- social status in society - gene 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 etc.
=> considerable and part abrupt changes over time/due to migration
disease risk
圖 2-1 影響遷移者的健康的先天與後天因⼦
圖⽚來源：Schenker, Casta–eda, & Rodriguez-Lainz (2014); p44；研究者重新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