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員反應對公共財提供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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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從捐獻這個行為本身獲得效用的提升。

Andreoni (1995) 提到即使在公共財的捐獻裡，每個人都有藉由搭便車的決 策為自己帶來更大程度效用的誘因，但事實上是現實世界裡從來不缺乏各種捐獻 行為，紅十字會或是許多慈善機構都對社會上有著龐大的捐獻，這可能源自於利 他主義 (altruism) 與 warm-glow 等因素而導致。Andreoni 認為人類的良善 (kindness) 不論在現實裡或是在實驗中確實都促進了人類的捐獻行為，因此其在 實驗中嘗試將利他行為、社會或文化使人們有良善捐獻行為 (social and cultural propensities for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等會促進人類捐獻行為的因素去除，分析 將所有會促進人類捐獻的良善動機與受試者可能不了解實驗內容的因素趨分開 後，受試者仍否會有合作行為。實驗結果顯示在去除這些因素之後，受試者的平 均捐獻率約為沒有去除這些良善因素時的三分之一。其結論為受試者在實驗中造 成捐獻行為因素裡，人類的良善 (kindness) 和不明白實驗的意義 (confusion) 同 等重要，而在實驗後期回合中受試者的決策會趨向搭便車的結果僅因受試者厭煩 了捐獻行為而已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ecline in cooperation often observed in the multiple trials of public-goods experiments may not be due to learning, but instead may be due to frustrated attempts at kindness)。

3.3 組員反應對公共財提供之影響

在公共財實驗中，即使所有受試者皆共同完成一項公共財捐獻，免費享用他 人所提供的成果卻才是極大化自己報酬的最佳決策。然而，在真實世界的很多情 況裡，即使所有人都有搭便車的誘因，團隊裡的成員並不會僅僅被動地接受他人 的搭便車行為，當這些成員有機會能以處罰的手段來制裁搭便車的成員時，不論 這些懲罰的行為成本高低、或是即使這些報復行為並不會為這些報復者帶來額外 的報酬，其他成員也不會坐視搭便車行為不管，因此不顧一切的懲罰行為很可能 因此產生，便有文獻探討當受試者彼此能夠對其他受試者的決策做出回應時，或 是其他受試者捐獻率的高或低是否影響整體受試者的平均捐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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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團隊之中，組員彼此處於競爭或合作的關係，都可能帶來非常不同的 結果，不論是在經濟學的實驗或是非經濟學的實驗都可以看到有類似的討論。

Julian and Perry (1967) 進行心理學課程的實驗，修課同學被分成四人一組，進行 各式各樣的資料分析、問題解析等與課程相關的題目，實驗分成三個組別進行，

依照學生之間成績計算方式的不同作區分，有完全的組內競爭 (intra-group competition) 、 組 間 競 爭 (inter-group competition) 與 組 內 的 完 全 合 作 (pure cooperation)，實驗結果顯示在組內競爭的組別中，由於受試者的成績決定方式由 組內組員的貢獻排名決定，因此在這類的組別中可以見到整組的報告內容最為完 整與優良，不論是解釋資料的詳細度、用字的專業度都是最高的。可見受試者在 彼此競爭的情況之下，願意高程度地貢獻自己的才能。反之，在組內的完全合作 組別當中，其課程作業的完整度最低。由於整組分數一樣，受試者間自然會有搭 便車的心態而不貢獻自己的心力。而在公共財捐獻的實驗方面，Fehr and Gächter (2000) 的實驗進行組內成員能夠對其他組員的捐獻給予實質回應。受試者進行 的公共財實驗中，各組員可以對其他組員的決策做出回應，也就是若不滿意其他 組員的決策，可給與其他組員懲罰點數以降低其報酬。實驗結果顯示不論在合夥 人的組別中或是陌生人的組別中，在有懲罰點數機制之下的平均捐獻率都明顯地 高於沒有懲罰點數機制的情況，而陌生人組別在有懲罰機制下，平均捐獻率並不 會隨著實驗的進行而明顯地上升或下降，相反地合夥人組別在有懲罰點數的機制 下平均捐獻率卻是隨著實驗的進行而明顯增加甚至到接近完全合作的水準。

對於公共財實驗中當受試者處於能給予其他受試者的決策回應時，平均捐獻 率和受試者沒有辦法對其他受試者決策回應時非常不同，合作的情形明顯提升，

經濟學家也嘗試找出合適的詮釋。Clark and Sefton (2001) 提出實驗之中受試者 之間心中具有公平的概念，這種和報酬無關的因素，左右了受試者的行為。其認 為在具有競爭性的公共財捐獻實驗中，當受試者能夠對其他受試者的決策做出正 面或負面的回應時，公平的概念很可能因而出現，進一步改變受試者在實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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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

然而即使社會上各成員是以彼此合作的方式進行公共財捐獻並且最後共同 享受公共財帶來的好處，但在許多情況裡其實各成員在捐獻的過程中也是處於競 爭的關係，最終能夠獲得公共財好處的人只有一位。源自英國的實境節目智者生 存即是類似公共財實驗的概念，但該節目又結合各成員的競爭關係，成員彼此間 努力正確回答問題以增加遊戲結束前共同擁有的總獎金，但每一回合有一位組員 出局，最後獲得公共財獎金者只有最後的贏家。

Levitt (2004) 將歧視性的行為歸類為個人偏好基礎 (taste-based) 或是基於 獲取的訊息 (information-based) 的基礎，將英國熱門電視遊戲節目智者生存中，

各參賽者之間的投票行為做出分析與歸納。Levitt 蒐集了 161 集的節目，共有 1,016 個遊戲參賽者與 3,273 個投票次數，針對參賽者的種族、性別、年齡、答題 正確率、教育程度等因素如何影響每回合各參賽者之間的策略性投票行為做出歸 納。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和一般我們做出的預期差異甚大，由於該遊戲中參賽者 彼此都明白各自的身份背景，因此在一場遊戲的前半期中，參賽者的投票行為主 要根據個人偏好基礎。在還沒有足夠資訊下，每回合的出局者往往是答題錯誤率 高者，淘汰弱者能使團隊答題正確率上升而能有更高額的累積獎金。此外，個人 對某些族群的歧視也會影響參賽者的投票決策，如在美國社會地位通常較低的黑 人族群，也時常是在多數決投票中被針對的對象。

然而在遊戲的中後期回合時，參賽者之間的投票行為卻逐漸轉變為基於遊戲 到目前為止所獲取的訊息為基礎。由於離爭奪最後的優勝獎金越來越近，各參賽 者也都開始明白，縱使將場上的最強的參賽者留下有助於最後總獎金的提升，但 即使自己留到了最後一回合，也會因為對手實力高於自己而失敗。因此參賽者在 遊戲後期會傾向投票給實力最強者，如此一來自己才能在最後一回合的對決中勝 出。除此之外，影響遊戲後期的投票因素亦可能來自先前回合的投票結果，導致 參賽者在後期回合的投票中很可能有報復心態，投票給先前回合投給自己的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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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但在Levitt 的研究中，參賽者之間的投票行為，實際上可能受到現場觀眾的 氣氛壓力、主持人的刻意引導或是為了節目效果之下而有所改變，因此真正影響 參賽者的投票行為可能不如假設的只有 taste-based 與 information-based 這般單 純，參賽者之間的投票決策可能受到更多未被觀察到的因素影響。

因此本篇研究將以公共財實驗為基礎，以給定每位受試者不同的MPCR 表示 各受試者擁有不同的能力，如智者生存節目中每位參賽者的學識與能力的不同，

並以加入該節目中參賽者在每一回合答題完後的多數決投票的方式，使各組員彼 此面臨投票出局的競爭性關係，讓本實驗更貼近現實世界中某些情況下在最後獲 得公共財好處者僅有一人，進而分析受試者在實驗中不同階段的合作與競爭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