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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
第一節 結果分析
壹、實習制度與工作條件：台灣的明確 VS. 中國的混亂
比較兩岸新聞媒體實習工作條件，可以發現實習制度的其他部分，如實習 管道、工作條件和實習內容上，兩岸間都存在著明顯差異。中國實習制度較台 灣實習制度混亂許多，從普遍有進入實習媒體的私人管道到散布一年四季的實 習時間段，非常規報酬取代了常規報酬，實習生獨立產製情形也依媒體而異，
可以說是百花齊放的實習樣貌。
但兩岸媒體在實習要求和對待實習生的態度上則是較為一致的，如把實習 生視作不成熟勞動力，要求也相對正職員工有限和寬鬆，從署名等方式也可看 出實習生都被兩岸媒體視為不正式勞動力。惟因中國實習生獨立產製普遍、實 習總長度長，儘管是不正式勞動力，但卻更加被媒體採用。相對台灣來說，中 國的實習制度更為混亂，勞動樣貌也更為複雜。
在實習管道，除卻中國與台灣都有的「學校媒合」和「自投履歷」兩者，
中國還有藉「私人管道」進去實習的現象，顯示中國媒體實習管道多元，不乏
「靠關係」者，而地方層級的媒體特別有此現象，此現象出於有些學校資源不 足，或有實習生想在實習課程開始前提早實習。私人管道分成親人和師友，親 人人脈多僅限於家鄉媒體。另外，中國媒體人會私下找個人「專屬實習生」，此 類缺額主要是透過實習生的私人管道和自投履歷，「專屬實習生」此點也與台灣 相異。
中國媒體分成全國性的大媒體及地方層級的小媒體；台灣媒體則因地方媒 體式微，主要都是面向全國的知名大媒體，因此造就兩岸實習路徑的不同。中 國實習生想在第一次實習進到央媒、外媒等所謂的「大媒體」實習，除非透過 學校資源或是豐厚的黃金人脈，不然都要先至「小媒體蹲一蹲」，累積實習經歷 後才有機會到大媒體實習。台灣實習生第一次實習就進入知名媒體的比例相對 高，主要透過學校或自投履歷，但電視台或報社等知名媒體多只提供給傳播科 系學生實習機會；提供自投履歷管道並不限科系的也僅限於有限的雜誌類媒體 和新媒體，能透過媒體人脈進媒體實習的更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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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實習時主要以跟訪為主，實習含金量不高。另外有中國實習生會負責新聞業 務的工作，幫媒體賺業務收入，台灣則無。
「媒體如何看待實習勞動」是兩岸實習制度較為相似之處。除了台灣部分 培訓性質的媒體會要求實習生完成特定的實習作業、日誌，兩岸都採比對待正 職員工彈性、自主的態度，當作品會刊登或與正職員工工作進度密切相關時，
要求才相對高，有實習生會因而需要加班或被責備。但基本上實習都未有明確 獎懲制度，獎勵多是口頭表揚或只是實習報告上的分數，少部分中國媒體會將 實習生稿件列入跟正職一樣的評比範圍做評比，核發優秀稿件獎金。另外兩岸 媒體對實習生署名都有所著墨，像是中國實習生獨立產製情形較台灣多，獨立 署名卻較不普遍，媒體多採用正職員工名字掛於實習生名字前後以背書，或刻 意不放實習生職稱；台灣媒體雖不會強制掛正職員工名字以背書，但仍會藉由 放不放「實習生」、「實習記者」名字的取捨以維護媒體公信力。台灣實習部分 比中國實習多探討實習生與正職「名片」、「門禁」、「座位」的差異處，也透露 媒體的確對實習生「不太一樣」。
檢視兩岸的實習勞動強度，台灣實習生在部分媒體類別仍有「實習生」保 護罩，未能進到更接近真實狀況的新聞勞動中；中國實習生相對沒有此層保護 罩，實習更加像進入真實的新聞勞動中，並從「做中學」中快速累積職場即戰 力。雖然兩岸實習生中有部分實習生的勞動強度高，被當作正式人力，但相對 正職，實習生普遍仍是不成熟的勞動力，因此工作內容普遍較正職簡單，勞動 強度也比較低。實習生與正職間的互動，可以分成「指揮從屬」、「指導」、「實 習生同事」與「過客」等多種關係。也是因為中國實習生獨立產製機會高，屬
「指揮從屬」與「實習生同事」關係的比例較台灣高，也由於中國實習生實習 總長度長，除了媒體會更加熟悉實習生並信賴其能力，實習生勞動有機會從
「不成熟」變到「成熟」勞動力，此時實習生勞動強度及與正職的關係都會發 生轉變。而兩岸正職人員與實習生數量比都依媒體別而有不同，顯示媒體實習 生數量也與「實習生是不是媒體需要的勞動力」有一定程度相關。
台灣媒體雖然普遍不像中國媒體讓實習生獨立產製，但新媒體的獨立產製 情形明顯較傳統媒體多。如 14 家新媒體中，有高達 10 家讓實習生獨立產製；
17 家傳統媒體中則僅有 4-5 家讓實習生常態性獨立跑線。另外除了傳統的採編 內容，也多了數位時代特有的工作崗位，如製作只放在臉書的新聞影片，也有 如社群推播、子媒體平台經營等內容運營層面的工作，有些實習生就是負責這 些工作。這也顯示「媒體如何看待實習生」也依媒體性質而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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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不一樣的實習體制，一樣的製造甘願
雖然中台相比較，一種制度混亂，一種制度有條不紊，相異體制產生根基 一樣但程度不同的甘願。兩岸實習生都甘願投入無薪或低報酬的實習勞動，但 中國實習生甘願勞動程度明顯更勝，不僅實習得更多、更早，也更遠、更有成 本。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實習生常要千里迢迢、離鄉背井的遠赴陌生的大城市 實習，努力適應環境外也自行負擔衍生的租屋和交通等實習成本，或甚至要付 費實習。實習條件更加惡劣下，全職實習和長時間實習卻更加普遍，獨立產製 新聞的比例也較高，但無酬或低報酬情形卻更多。
另外從實習生觀點出發，可以發現雖然兩岸實習生普遍有「實習可以投資 未來職涯」的想像，但其實略有不同。像實習份數多的中國實習生，從第一份 實習目的性較不強的「試用工作」轉變成後來的「籌備就業籌碼」；台灣實習生 實習份數相對少，而實習動機主要仍停留在「了解媒體」以及背後的潛藏邏 輯：「藉由實習學習和變強」，實習與就業相關性較弱。選擇實習的標準也可看 出兩岸差異，中國實習生是「選擇大媒體」優先於「有興趣的媒體」；台灣實習 生則是「有興趣的媒體、實習內容」較「選擇大媒體」優先，不過這也跟台灣 知名媒體主要是全國性媒體有關，而非像中國媒體區分為全國性和地方性。
雖與中國實習生的訪談中幾乎未討論到「實習是做還是學」，但因中國媒體 多是將實習生丟到實際職場，從「做中學」，培訓成分少，實習生也多肯認此類 帶有實踐成分的「做中學的實習」，期待做得更多、學得更多。台灣實習生則較 少有機會接觸真正核心的新聞產製工作，另外雖然台灣實習生也是同樣期望實 習能「做中學」，但更加強調實習中的學習成份，希望實習不只是有實作意義。
綜上所述，中台實習生雖然都是甘願勞動，但中國實習生比台灣實習生更加甘 願。
為何甘願程度不一樣？兩岸在塑造甘願上又有什麼異同呢？中國許多傳播 科系都設有必修的實習課程，強制學生實習，有的科系甚至規定學生在學期間 要有兩份實習以上，或是一整學期、學年刻意不排課，讓學生得以全職實習；
台灣實習課程選修比例則較必修比例高，也未有如中國學校的安排，課程的強 制力小了許多。
此外實習具有學習和勞動難以區分的特性，與研究助理是否是「工作」的 探討有相似概念。台灣的研究計畫兼任助理領有津貼或是薪資，但中國大學的 研究助理同樣需要協助計畫，卻未有相關津貼或薪資，但是老師會透過請吃 飯、介紹工作等其他方式回饋學生，就像中國實習媒體雖沒有給薪，不過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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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觀點相呼應，或是否有補強之處。Burawoy 分析，勞動過程被建構成一場 遊戲，產生了兩種玩遊戲結果，第一是玩遊戲掩飾了原本遊戲所從出的生產關 係；第二，工人也藉玩遊戲對界定遊戲規則的生產時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同意，這些都有助於資方掩飾及取得剩餘勞動。且 Burawoy 也指出，他會被不明確的 遊戲報酬給吸引，而趕工、自動配合管理階層產生更多剩餘價值（Burawoy, 1979/林宗弘等譯，2005）。 於過去的鬥爭與談判，基本條件界定了限制性規則（Burawoy, 1979/林宗弘等 譯，2005）。
從實習生觀點來看為何甘願？也與「製造甘願」相呼應。如 Burawoy
（1979）指出，有些趕工製造出的合作無法完全用金錢獎勵解釋，反而是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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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Burawoy 的製造甘願出自於他 1970 年代於機械工廠的參與式觀察，限 定在製造業工廠的內部運作，應用至本研究上，發現幾項理論的限制。一是像 台灣實習生的甘願未如中國實習生明顯，在於社會脈絡不相同，並非只是實習 場域的關係。二是，製造甘願的背景為製造業工廠，不能完全套用至特性相當 不同的文化產業勞動中。具有文化產業勞動特性的新聞實習不同於其他產業的 實習，如對新聞工作具有使命感、製作的新聞報導可署名、可參與新聞第一現 場等新聞勞動特殊性，都讓實習生肯認實習。實習生認為儘管新聞媒體實習無 薪或低報酬，但可以完成有意義、有意思的新聞工作，遠勝於金錢。新聞報導 署名象徵自我影響力，讀者或觀眾的分享和回應都增強了新聞工作的意義，實
然而 Burawoy 的製造甘願出自於他 1970 年代於機械工廠的參與式觀察，限 定在製造業工廠的內部運作，應用至本研究上，發現幾項理論的限制。一是像 台灣實習生的甘願未如中國實習生明顯，在於社會脈絡不相同，並非只是實習 場域的關係。二是，製造甘願的背景為製造業工廠，不能完全套用至特性相當 不同的文化產業勞動中。具有文化產業勞動特性的新聞實習不同於其他產業的 實習，如對新聞工作具有使命感、製作的新聞報導可署名、可參與新聞第一現 場等新聞勞動特殊性，都讓實習生肯認實習。實習生認為儘管新聞媒體實習無 薪或低報酬，但可以完成有意義、有意思的新聞工作，遠勝於金錢。新聞報導 署名象徵自我影響力，讀者或觀眾的分享和回應都增強了新聞工作的意義，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