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結構洞與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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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構洞與發明
各種類型的經濟交易市場網絡存在許多不同的群聚(clusters)，這些群聚往往是不連 結的，故在市場網絡中充滿了「結構洞」的機會。若有人能夠將不連結的孔洞中進行搭 橋，則該結構洞搭橋的位置會創造出不等值的社會資本(Burt 1992)。通常衡量一個結構 洞 可 創 造 的 社 會 資 本 是 從 兩 個 面 向 來 看 ， 一 個 是 效 率(efficiency) ， 一 個 是 效 能 (effectiveness)。可搭橋的洞的效率是看這個橋樑將多少不重疊的聚集連結起來；而效能 是看連結聚集內直接和間接關係的人數。當個人的關係網絡能夠橫跨越多結構洞的位 置，所累積的社會資本越豐富，競爭優勢越強。結構洞像是一種緩衝器，它可為團體間 的人們提供資訊流通的有利環境(中介)，也可使得結構洞對立的聚集的人們得以聯繫起 來。
「效率」與「效能」是判斷社會網絡佈局時，型塑最佳化社會網絡的原理。一般而 言，人們投資社會網絡，包括直接關係和間接關係的投資。社會網絡佈局符合「效率」
的原理，是指人們將接觸的直接連繫盡量分散到不同的社會圈中；亦即，投資社會網絡 關係時，盡量不要投資許多彼此已是緊密連結的團體成員，或高密度往來的成員。這樣，
會造成社會網絡關係投資的資源浪費。效能是指人們投資社會網絡時，有效擴張社會網 絡的策略原理。最具有「效率」和有「效能」的社會資本投資者，其投資的直接關係者，
是不同社會圈中的核心成員，使得這些有限的社會關係能夠有效率地分佈在不重疊的社 會圈中，故效率高。此外，因為這些直接接觸者，又都是不同社會圈的核心者，故透過 這些人，可以觸及該社會圈最多的人們，故效能越高。效率與效能只是用來投資社會網 絡佈局時運用網絡資源分配的原理，以期使其均衡有效之用；實際測量時，最常使用的 指標仍是「結構洞」(結構限制)，因此本研究以結構洞作為測量及分析的指標。
許多文獻均指出，結構洞或橋樑者有助於創新或新制度的推動。DiMaggio(1992) 強調結構洞的核心位置的重要性，他描繪在建立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時，Paul Sachs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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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因其能透過強連繫連結各部門(博物館、大學、財務部門)的關鍵領 導者，故能使得博物館有效地推展開來。Padgett and Ansell(1993)描述 Cosimo de Medici 透過接觸異質化社會圈的核心人物，進而能間接地與敵對家族派系產生連繫，故能在文 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動員各種資源，建立其政黨，產生影響力。Collins(1998)則以社 會矩陣法計算哲學家代間社會網絡，指出聲望最高的哲學家在其世代中常為各種衝突學 派的橋樑者，可以進行綜合不同觀點，進而產生新觀念的創新。
組織中結構洞多者，往往能獲取較多的創新觀念，進而引進新觀點，提升組織學 習能力。Cohen and Levinthal(1990)指出組織吸收能力對組織競爭的重要性，結構洞多的 領導者能識別新的、外部資訊的價值，吸收消化後，將之應用在公司商業競爭上的能力。
然而，組織內結構洞多者，未必在經驗研究中，都能發現產生具體的效果。有些社 會規範與市場機制會抑制結構洞的效果。中國或日本典型的集體文化，並不鼓勵人際網 絡間的競爭空隙機會的探索，比較強調派系與高密度的信任網絡。Xiao and Tsui(2007) 將結構洞理論帶入不同的文化脈絡，研究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個人佔據職業網絡中介者位 置，是否能夠帶來在西方脈絡研究發現的結構洞利益。其指出中國典型的集體文化將抑 制結構洞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組織的層次，在高承諾(high-commitment)文化(強調人 際相互投資的文化)的組織中，結構洞中控制帶來的利益(control benefits)與文化中強勢 的合作精神不一致；在這樣的組織中，共有分享(communal-sharing)的價值使結構洞中 資訊帶來的利益(information benefits)無法物質化(materialize)；而橋樑中介者也與中國的 集體價值相扞格。進一步地說，組織若越具有類似宗族(clan-like)、高承諾的文化，則 結構洞越不利於員工的職業成就(如薪資或分紅)。
此外，結構洞也受網絡內容影響。結構洞是否構成社會資本，須視網絡的內容而 定(Podolny and Baron 1997)，結構洞在資源網絡中能創造社會資本，但在認同網絡(行為 規範與角色期待流動的管道)中則否(Ibarra and Smity-Lovin 1997)。其他可能與結構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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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產生交互作用的干擾變項(moderators)還包括同儕數量(Burt 1997)、組織變遷(Gargiulo and Benassi 2000)、網絡的內容與目標(objectives)(Ahuja 2000)及網絡中的時間面向(Soda et al. 2004)。
一般而言，若一個人在組織內網絡的結構洞越多(包含結構性衡量的效率與效能)，
當這個人身為橋樑者，能將不重疊的聚集連結越多，則其可搭橋的洞的效率越高；而其 連結聚集內直接和間接關係的人數越多，則其效能越大。若這兩個面向兼具，則其諮詢 討論的人不僅數目較多，且來自不同團體，所以在組織內越有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力。
結構洞的位置越多，越能從更多不重複的聚集獲得資訊或好點子來源，而當某人 若能操弄這些結構洞的位置搭橋功能時，其不僅具有可聚集多種非重疊異質化的訊息的 優勢外，也因控制該優勢位置，可以從中玩弄分裂和中介的角色，以便從中擷取最大利 益。
Burt(2001,2004)的研究顯示，位於組織中結構洞的位置與工作表現升遷報酬皆呈現 正相關，亦即一個人在組織內網絡的結構洞越強，則在組織內越有創新解決問題的能 力，故較早升遷。Burt(1992)指出結構洞所能擁有的資訊優勢，是結構洞多的人，會擁 有較多跨團體間的關係；團隊內相較於團隊間往往成員組成越同質，因此一個橫跨結構 洞多的中介者，往往能夠從中獲取有利的資訊與多元的資源，而會影響創新與發明。
Burt(2004)針對美國某大電子公司的供應商經理做研究，透過詢問經理們對改善供應鏈 的想法，判斷該位經理是否擁有好的點子(good ideas)，並與其網絡位置作關聯。其研究 結果指出，橫跨結構洞的中介者比起組織中其他人，除了能取得多元的資訊，也進而能 激發出新的想法，此外，結構洞多的網絡，新點子傳播速度也快。顯示經理的網絡有跨 越到結構洞的就會更容易傳遞點子，並且與同事討論，資深經理較會提出點子，這些點 子也比較容易被認為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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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t(2004)的研究給我們的啟發是，研究創新，把好點子的價值與橋樑者位置的分 析放在一起，跨越結構洞的人有比較早的機會接受與解讀多樣的訊息，因此有助於發展 好點子。而且創意是需要透過傳播的過程，新點子才會普遍被市場接納，進而創造新點 子的價值。亦即，點子必須是由大眾願意去接納採用它，才讓它有價值。故本研究以發 明人當年專利平均被引用次數高低來作為發明人的點子的價值評量。
圖2-1-1 台積電 2001 年專利發明人網絡［左上長方框處為章勳明(Jang, Syun-Ming)(藍 色點)及其發明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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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台積電發明人章勳明(Jang, Syun-Ming )2001 年專利合作發明人網絡
舉一個台積電發明人的例子，擁有麻省理工學院(ＭＩＴ)材料博士頭銜的章勳明 (Jang, Syun-Ming)，民國八十二年加入台積電，三度蟬聯年度「發明王子」(吳修辰、江 祥得，2002)。章勳明在 2001 年時，共參與 47 個專利的發明，與 26 個發明人合作，這 些專利平均具有高的引用數(9.617)，他的發明人網絡，具有高度的程度中心性與高度的 結構洞特性。結構洞強調不重疊，也就是與不同的團隊成員合作，若是結構限制高代表 都與同樣的一群人合作。
圖 2-1-1 是台積電 2001 年專利發明人合作網絡呈現出分化中帶有連結的結構特 質，左上長方框處為章勳明(Jang, Syun-Ming)(藍色點)及其網絡。圖 2-1-2 是只選出章勳 明(Jang_Syun-Ming)的合作網絡，連線的粗細表關係數的多寡。細部來看，其左半部的 專 利 相 較 於 右 半 部 合 作 的 專 利 有 較 多 發 明 人 重 疊 ， 結 構 限 制 較 大 ， 整 體 來 說 ， Jang_Syun-Ming 仍具有相當高的結構洞特性，連結著許多非重疊的專利發明人，與不 同的團隊成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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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Burt and Merluzzi(2014)的研究指出，地位與結構洞這兩個概念雖然出現在同 一研究社群，卻很少一起討論。因此他提出兩變項的經驗證據和推斷—網絡地位和結構 洞—在概念和實際上密切相關，當兩個變項互為補充一起被分析來定義網絡優勢更是清 楚地顯示其優勢所在。他論證正式組織中工作職位較高的經理人，社會地位高，其網絡 即提供更大的接近結構洞，因此收到較高的報酬，較多的正面評價，和更快的升遷。非 正式組織也是如此，高網絡地位，在當中被嵌入結構洞，如同高工作職位與較多結構洞 和跨洞中介(brokering across holes)的較高回收相關聯，高網絡地位也與較多結構洞和較 高回收相關聯。因此，網絡地位與網絡中介在概念上，在事實上，和結果上有密切關係。
從以上的結構洞理論，可演繹成解釋台灣IC產業專利創新網絡模式與解釋機制的假 設如下：
假設：在台灣IC 產業專利發明人網絡中，居結構洞位置越強(結構限制低)的發明人，
平均專利被引用次數較多或稱專利影響力較大，專利發明數也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