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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結論
隨著女性議題在世界各地持續發酵，大眾對此產生的問題意識已不再侷限於單一國 家或社會。因此儘管目前台灣民眾對韓國的認知仍多集中在韓流現象上，但考量台灣與 韓國在歷史文化、價值觀等面向高度類似的特殊性，仍可預期雙方就女性議題將渴望有 更進一步的理解，甚至是深度交流的可能性。據此，筆者希望能提供關於韓國女性議題 的發展脈絡，以期幫助有興趣人士正確並理性地接觸現代韓國的女性問題。再者，透過 文學與社會議題的結合，本論文將嘗試呈顯韓國的女性小說，在說故事的過程是如何反 映社會問題的真實面貌，同時再造女性對自我的認同意識。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針對研究動機、文獻探討、研究對象與方法進行闡述，
第五章則為統整本論文內容與論點的結論。而在第三、四章的文本分析之前，第二章從 韓國的當代女性小說發展歷程著手，考察不同時期反映當時韓國國內社會情勢的女性文 學傾向，並以此為依據，在梳理女性議題自 60 年代開始，社會能見度逐漸升高的由來 與態勢之後，歸結出既普遍存在於各個時期的韓國社會，亦在從 70 年代橫跨至今的女 性小說之中，持續受到女性作家矚目的三種女性議題。與筆者歸納的女性議題連結，透 過分析孔枝泳的兩部女性小說，《像犀牛獨角一樣隻身前行》、《我和我那離婚三次的老 媽》，突顯其小說貼著社會現象書寫、試圖引導問題意識形成，並映照出女性尋覓自我 認同歷程的作品特點。
首先若針對韓國的現代女性小說發展歷程作總括性的整理，可以輕易發覺其受國際 與國內局勢左右的痕跡。在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殖民時代的末期，因民族自決原則影 響爆發之三一運動，轉變了日本政府的殖民手段，而這一波文化統治催生具備一定教育 程度的新女性，並藉由這群女性的引領，以主張解放女性挑戰傳統價值觀的女性文學得 以在 20 年代初期成形。儘管自 1925 年起因卡普成立使得部分女性作家向無產階級文學 靠攏，集中發展所謂關注貧窮等現實問題的批判文學，但隨著 30 年代末期因應戰爭的 軍國主義再起，一度轉而傾向社會議題的女性文學亦重回女性解放意識的探討。1940 年代戰爭危機席捲全世界，韓國亦無法倖免於難，因戰爭導致的荒涼混亂以及意識形態 的對立，不僅波及到當時女性文學的生存空間，戰爭結束後遺留於韓國社會的心理創傷 更蔓延至 50、60 年代的女性文學，悲觀的氛圍持續壟罩並致使女性作家沉浸在浪漫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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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書寫當中，期望藉由愛情帶來的慰藉撫平內心的動盪與不安，重新確認自我存在的 可能。
綜觀以上所述，70 年代以前的女性小說雖已嘗試不同風格的寫作型態，並開始追求 開發女性自我意識的新時代精神，但在該時期未能開創出穩定與自主發展路線的事實，
亦確實彰顯出其容易受政治環境與因素介入的脆弱體質。主要原因除了在於二次大戰乃 至韓戰期間前後，韓國未能把持國家主權，面臨國內體制尚未確立的分裂局勢，而造就 國家意識凌駕於個人主義之上；另一個原因則需歸咎戰爭後經濟疲弱的社會環境，使原 先即箝制於父權體制的女性更無法脫離家父長制的庇蔭，在無法確保生存權與獨立發展 的資源下，女性文學亦無法構築出一定規模的格局。
因此以 60 年代五年經濟計畫開始實行，並隨之帶動高速經濟成長為前提，女性文 學進入 70 年代漸獲得自主發展的空間與能量。為反應與解決急遽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造 成的社會問題，70 年代韓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傾向應運而生，其影響力同時擴及至女性文 學，展開關於弱勢女性的社會問題探討。此種與現實議題緊密結合的文學特徵，更因為 80 年代民主化運動的蓬勃發展而愈加帶有反抗僵化體制的文字色彩，同時隨著女性勞工 比例的逐步提高、資本主義邁入成熟階段，女性文學的問題意識亦從刻劃女性現實處境 的敘事，轉向注視個人生活與慾望的書寫型態，預告大敘事將步入尾聲，取而代之的是 聚焦個人性與日常性的文學論調。迎接冷戰體制的落幕、文人政府的建立，90 年代的韓 國文學脫離著眼國家與民主議題的中心意識，並承襲前一時期關注個人存在的本質問 題，強化其去意識去中心的主要訴求。女性作家亦以此為契機，發表大量解放女性慾望、
抨擊外在壓抑以尋求自我認同的女性小說。
1990 年代過渡到 2000 年代可說是女性文學蓬勃發展的輝煌時期，無論是 90 年代精 闢剖析女性個人情慾和深入內在的創傷面貌，亦或是 2000 年代以貼近女性個人經驗解 構性別意識，憑藉豐富想像力創造出多元性別身分認同的女性小說，自大敘事脫逃的女 性文學，得以揭露長久時間以來被父權陰影壟罩的女性富饒內面，並在反抗男性中心意 識的基礎下嘗試擴展女性特質的深度與層次。從爭取女性思想的解放、披露勞動現場女 性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到緊貼個人經驗與慾望的女性書寫使受父權體制壓迫的自我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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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被釋放，女性文學逐步接近女性議題的核心問題，成為引導大眾關注性別歧視的助 力之一。
如同女性文學晚至 20 世紀後期才漸斬獲顛覆既有意識形態的地位，韓國的女性議 題由於牽涉普遍價值觀的更新與現實面的制度改革，其變革步調比起女性文學來得更加 緩慢。在 40、50 年代不僅因為左右翼意識形態對立導致男性中心秩序持續被強化，美 軍的進駐更使韓國女性的性權利被剝削及矮化。至 70 年代之前，在女性團體尚未發展 成熟、勞動現場仍由男性權威主導的情況下，朴正熙政府指定特定利益團體給予支援的 偏頗作為，亦讓女性勞工組織與相關修法團體被迫妥協於父權意識的持續深化。對女權 意識的抑制從政府向下深根至大眾認知中，因此儘管在 80 年代前後勞工抗爭與民主化 運動受到廣泛的響應，女性議題隨之受到關注並在全斗煥政府垮台後，保障女性權利的 多個法規得以接連通過，但依照 90 年代末期直至近十年來韓國女性的經濟活動、社會 地位的變動樣貌來看，不僅契合性別平等的社會結構形成與否尚待商榷，因高度競爭被 激化的男女對立氛圍，亦彰顯出大眾對於所謂女權的認知仍處於模糊甚至誤解的狀態之 中。
對此，2010 年代的女性小說再次探討生存於男性社會，女性所感受的恐懼與挫折，
亦無疑驗證了女性議題來源自根深柢固的文化體制，並積累於歷史脈絡中已久的事實。
有鑑於韓國的女性作家並未隨著時代的變遷，停止審視特定的女性問題意識，本論文亦 藉由找出女性議題與女性小說多重疊的三個問題面向，父權意識下的禁錮、邊緣化的孤 立處境、自我認同的摸索，觀察反映女性問題的女性小說文字面貌，並以此作為切入孔 枝泳小說文本的參考依據。
作為跨越十年，分別於兩個不同時代創作的同一作家的女性小說，《像犀牛獨角一 樣隻身前行》與《我和我那離婚三次的老媽》保留了部分相同的問題意識，但同時也對 關於女性特質的定義進行略有差異的論述。在這之中，兩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同樣地 未停止追尋自我認同與實現，作者透過不同的故事脈絡訴說女性對尋覓進而建構自我的 多重嘗試，重複強調更深刻地認知自我，才是面對歧視環境與創傷威脅時保護女性個人 主體性的有效方法，同時憑藉女性自主地構築身分認同，亦得以促使對女性更為友善的 意識形態積累與流動，從而形成更為自由與以相互尊重為基礎的普遍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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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與第四章針對兩部小說的文本分析中，能夠發覺父權意識的社會結構始終橫 跨在女性面前難以撼動，無論是《像犀牛獨角一樣隻身前行》的慧婉、英善與京惠，還 是《我和我那離婚三次的老媽》中離婚三次的魏寧母親，都曾遭遇來自男性的直接暴力，
例如言語、性暴力等家暴和其他侵犯身體自主權的外顯性作為，抑或是因男性中心主義 思想而被物化、不自覺服從於威權而犧牲獨立個人的所感所想，甚至是自我實現的慾 望。由此可見，儘管在設定主軸為新家庭組成與女性的成長史的後者作品中，關於性別 歧視的指控不若前者作品頻繁且深刻，但從該小說仍利用部分篇幅刻劃離婚女性承受的 有色目光及嘲諷言語便可斷言，現代的韓國女性至今仍舊委身於家父長制的權威意識當 中，日復一日地遭受不合理的對待。再者，為從壓抑自我主體性的困境中脫逃、治癒創 傷並實現身分認同，兩部小說的主要女性角色倚靠著外在的刺激牽動關於自我的內省，
以察覺罪責感亦是造成創傷的原因之一、體悟權利不應有任何附加條件為契機，忠於自 我的認同意識才得以獲得實現與再造。亦即，從兩部小說皆運用一定的篇幅勾勒女性受 傷、隱忍、矛盾、衝撞，最終勇敢接受自我的懦弱從而體現認同的心路歷程，作者不斷
以察覺罪責感亦是造成創傷的原因之一、體悟權利不應有任何附加條件為契機，忠於自 我的認同意識才得以獲得實現與再造。亦即，從兩部小說皆運用一定的篇幅勾勒女性受 傷、隱忍、矛盾、衝撞，最終勇敢接受自我的懦弱從而體現認同的心路歷程，作者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