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論 - 夾縫中求生存──依違在遼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邊人

一、研究動機

中原政權與遼政權間互動的歷史，不僅是中國史上重要的課題，以東亞國際關係史角度來看，兩方政權的長期並峙也是相當重要的歷史現象。因為自隋唐以降，今日的河北北部與山西北部到內蒙南緣，便長期處於中原政權與北方遊牧民族勢力的過渡地區。根據近來的研究顯示，唐代晚期以前，該地也保持著諸多民族混居的狀態¹，並非至唐代晚期才有胡化的問題²。但直到遼國（契丹）的建立，

東北亞才逐漸進入了不同國家足以分庭抗禮的時代。而此地區，不再是中原政權單一面向的邊區，而是「國與國」間的隙縫。

近五十年來，在海峽的兩岸，儘管由不同政權所統治，或許因為時代的氛圍所致，雙方的史家卻都曾經對這一局面的歷史，投注了相當的關切。不過，隨著研究風氣的轉移，這些研究的成果雖然在教科書中仍佔一席之地，但在學界間，

研究的熱度似乎已不如往昔。

回顧一九六○年代末至一九八○年代中期的研究史，包括諸朝的更迭、戰爭與戰略的推展與策劃、雙方所進行的談合、榷場貿易的規定與運作、使節的派遣、

朝野官員與士人對敵對勢力的批判等，都是許多學者曾經研究過的主題。但過去關於此一時期的政治史或外交史研究，往往著重於政權對時局的反應，或政權彼此間的互動關係。

然而，閱讀遼與後唐並峙至遼與北宋相繼覆滅間的記載時，往往可以看到接近遼與中原政權交界的地區，不時發生政治或軍事上的摩擦與衝突。在兩方政權互有消漲的情況下，許多出身於這些地區的居民，或以個人、或以群體的形式，

參與或被捲入這些摩擦與衝突中，其遭遇與反應各有不同。他們可能是在南北兩大政權間選擇政治與生計的出路；或者是被強迫歸屬於某一政權之下，從而協助政權的茁壯；也有可能在兩大政權間搖擺不定，尋求不受制於政權的存在；有時更「搏命演出」，為「己方」政權效力，潛至對方境內刺探消息，同時尋求自身

1 唐代前期，非漢民族居於河北北部的狀況可參：森部豊，〈唐前半期河北地域における非漢族の分布と安史軍淵源の一形態〉，《唐代史研究》，第 5 号（東京，2002 年 6 月），頁 22-45。河東部分可參：森部豐，〈唐末五代の代北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東洋史研究》，第六十二卷，第四號（京都，2004 年 3 月），頁 60-93。

2 胡化論見：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論稿》，收於：陳寅恪，《隋唐制度淵源略論略．唐代政治史述論稿》（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2001 年 4 月，初版），頁二○九～二一三。

的利益。這是在過去那段熱衷於討論遼與中原政權關係的時期，較少被注意到，

或者是被視為枝微末節的部分。

因此，本文的寫作動機，首先是為了彌補以政權為核心的研究架構中，將邊區「邊緣化」的處理，因為這樣的處理往往忽略了邊區才是遼與中原政權間長期的接觸面，而邊人的種種活動也是歷史中不可或缺的一環，甚至是影響政權興衰的因素之一。因此以過去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加入對邊區出身人物的觀察，特別是陳述他們在遼與中原政權間的境遇與抉擇，甚至在歷史中所造成的影響，是本文的主要動機。因此，本文不再是單純談論政權與政權之間的關係，而是討論邊區居民與遼及中原政權間，多變而複雜的歷史面向。

其次，過去文人對歷史的評論也好，現代的研究論述也罷，通常站在政權的角度，並以政權的利益為出發點，批評邊區出身者的所作所為³。居民雖是構成政權的重要元素，接受政權的統治卻不必然是居民生存的必要條件。若以唐末至五代時期的狀況為標準，即「邊區」呈現缺乏強力政權統治，諸多勢力並峙，甚至由邊人團結自保的情形，遼宋並峙時期的發展反而「異於常態」。故本文也想要以該區出身者為主體，觀察該地出身者在面對南北兩個日益強大的政權時，作何反應，並給予他們更多同情的理解，挖掘他們更真實的面貌。

與邊人真實面貌相對者，是官員或士人所建構的邊人形象。特別是從宋方的記載中，可以見到許多的相關敘述。這些敘述並不因為部分可能來自於想像，便失去了價值。在某些時候，這些建構的形象，也影響著歷史的發展。而部分對邊人帶有文化評價的描述，也疑似滲透著政治的意涵。釐清這些話語的產生背景與影響，亦有助於理解邊人形象與現實間的差距。

最後，過去關於唐末到宋代的研究中，中古至近世的轉折，幾乎是不容忽視的主題。但許多關於「轉折」的研究著重在「中國」的南方，北方似乎相對的被忽略了。因此，本文也意圖在政治史的框架下，探討邊區出身者與政權間關係的演變，是否也涉及一種轉折，甚至變革。

3 例如羅球慶就曾在〈北宋兵制研究〉中，指出邊民所組成的軍隊「雖然勇悍善戰，但反覆無常，

不忠不義」。羅球慶，〈北宋兵制研究〉，《新亞學報》，第三卷，第一期（香港，1957 年 8 月），

頁二五八。

二、研究回顧

過去，未曾有論文或專著，針對十世紀至十二世紀初之間，遼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邊人加以論析，卻不代表沒有論著曾經論及邊人。這些研究通常是在討論某一政權的問題時，提到了邊人，或針對其中某一階層或時段進行討論。因此，本文與過去研究的直接連繫上，是較模糊的。但其脈絡仍可自傳統對於唐末五代、

遼宋時期、宋金時期，以及遼與中原政權間部族或地方勢力的研究中尋得，因此以下乃分唐末五代研究、遼廷為中心的研究、以宋廷為中心的研究、宋遼關係研究、遼與中原政權間部族與地方勢力的研究、以金廷為中心的研究，計六個脈絡，

由個別脈絡與本文關係的遠近，分別論述其對本研究的啟發或參考價值。

首先是五代的部份，西川正夫在〈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中，曾對華北四道的文武官員進行統計⁴。毛漢光在〈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中，將西川正夫的統計更細緻化，論述這些官員在歷朝間的繼承關係⁵。這兩份研究皆以道級的行政畫分作為統計的範疇。而本文所欲探討的「邊區」，由於與上述研究中的行政區畫分並不相符，故無法直接沿用其數據；但這兩個研究中，所提到的文武官員比例、區域差別、官僚延續性等問題，都啟發了本文在分析邊區出身者時所該注意的面向。

進行較小規模統計的有黃淑雯〈李克用河東集團人物分析〉⁶，該文針對跟隨李克用的河東出身者進行分析，其著重於辨別不同身分，如何影響其在李克用集團中的地位與角色。可惜該文僅限處理李克用時期，未能探究這些人物在其後政權的角色。其中河東北部出身者的部分，正是本文所欲補足的。

以遼廷為中心，而涉及邊人的研究，可見於王明蓀〈略論遼代的漢人集團〉

7，王氏雖曰「略論」，也未明顯分別出那些屬於燕、雲出身者？那些屬於渤海出身者？但實際上已經對於《遼史》與《長編》中，效力於遼廷的漢人及其家族，

做了細密的蒐羅、表列。專注於處理燕地漢人集團者，則有蕭啟慶的〈漢人世家與邊族政權──以遼朝燕京五大家族為中心〉⁸，蕭氏具體研析漢人世家與遼朝

4 西川正夫，〈華北五代王朝の文臣官僚〉，《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 27 冊（東京，1962 年 3 月），頁二一五。

5 毛漢光，〈五代之政治延續與政權轉移〉，《中國中古政治史論》（臺北：聯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年 1 月，初版），頁 391-445。

6 黃淑雯，〈李克用河東集團人物分析〉，《淡江史學》，第九期（台北，1998 年 6 月），頁 19-58。

7 王明蓀，〈略論遼代的漢人集團〉，《宋遼金史論文稿》（臺北：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8 年 7 月，再版），頁六三～一二五。

8 蕭啟慶，〈漢人世家與邊族政權──以遼朝燕京五大家族為中心〉，《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七輯

（臺北：國立編譯館，1997 年），頁 481-541。

的共生關係，並詳細描繪各大家族的世系圖，分析其婚配與家族的狀況。而燕京實為燕雲十六州的東部地域，因此，該文實已處理了大量邊人及邊人後裔被吸納於遼朝政權的狀況，成為本文處理遼境出身邊人時的基礎。然而這些研究，較少著墨於這些仕宦者與地區的關係，本文將彌補這方面的不足。

以宋廷為中心，而涉及邊人的研究，有安國樓的《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

9，安氏對於宋代在各種制度上如何對待邊境的諸民族，有一個概括性的處理，

並討論其施行的情況與效果，並在最後歸結於對羈縻政策的批判。不過，安氏處理的範圍太大，僅零星地提及宋遼間的情況。再加上其論述脈絡是宋廷的政策，

主要乃是採取中央看地方的角度。且主軸在對周邊民族的態度，不在邊人。本文將轉換角度，並針對特定區域，擴大其未及處理之處。

以宋遼關係史為關切核心，而啟發本文寫作的研究，莫過於陶晉生的《宋遼關係史研究》。特別是在〈宋遼關係的歷史背景〉一文中談到中國傳統的外交不同模式與宋遼關係所繼承的脈絡¹⁰。陶晉生又在〈宋遼間的平等外交關係：澶淵盟約的締訂及其影響〉一文中分析傳統東亞政權關係的架構¹¹，對於雙方政權，

不但在名義上，並且在百餘年的互動關係上，加以平等的陳述與對待，顯而易見的，陶氏集中焦點於政治平等性的思索。

在文檔中夾縫中求生存──依違在遼與中原政權之間的邊人 (頁 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