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為遼宋政權所吸納與壓抑的邊人
第二節 遼宋政權對立下的邊民
在遼與中原政權的邊境，除了界河外，並沒有明顯而連續的自然分界，也缺 乏綿延不絕的人工阻隔與防線。因此，在五代與遼並峙的時期，便可以見到邊區 出身的知文之士或邊區將領可以輕易往來於南北政權之間。而在遼宋並峙時期，
由於記載相對豐富，更可以見到一些較傾向庶民階層的邊區出身者，在南北對峙 間活動的蹤跡。
那麼，在遼宋時期，即遼與中原政權並峙之局日益穩固的狀況下，這些邊人 移徙的因素與遭遇為何？往來南北的誘因與限制為何？位在邊界上，地位卻頗為 曖昧的兩屬人戶，在遼宋不斷的較勁中，又扮演什麼角色？在長達近一個半世紀 的歷程中，這些面向又有什麼樣的轉變？這不僅在說明邊人在政權相互競爭下的 普遍處境，也有助於理解遼宋對峙「前線」的真實樣貌。
一、跨界移徙
（一）促成邊人移徙的因素
遼宋並峙間，邊人從其中一方遷徙至另一方的情況並不罕見。如宋仁宗天聖 七年（遼聖宗太平九年，1029 年）三月，宋河北轉運使上奏宋廷，因遼境大飢，
致使「民流過界河」123。宋神宗熙寧八年（遼道宗大康元年，1075 年），又因河 東路旱災，導致「自甯化軍一路入北界者，已千餘戶」124。但此種以天災為理由 而遷徙者，在記載中出現的頻率相對的低；反而因為與軍事行動相關的因素而移 徙者，在記載中的能見度較高。
與軍事行動相關的因素所促成的移徙，可追溯至遼與五代中原政權並峙時 期。其中，最常見諸記載者，是經由遼軍的俘掠與強迫移民125。但遼宋並峙時期，
情況略有不同。宋太祖乾德三年（遼穆宗應曆十五年，965 年）十一月，宋方記 載：「契丹侵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數，
俟契丹放還易州之民，然後縱之」126。宋人為了防制遼人繼續長期以來俘略中原 政權邊區居民的行徑，也採取了相同的手法，以迫其釋放邊民。
123 經由界河南投於宋，又為河北轉運使上奏者，當為遼南京道的邊區居民無疑。李燾，《續資治 通鑑長編》，卷一百七，頁二五○四。
12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六十，頁六三三八。
125 被俘略者，多為河北邊區居民。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初版），頁 92。
12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頁一六○。
到了宋太宗時期，由於宋對遼採取較積極的態度，更可見到宋廷屢次俘虜與 遷徙遼境居民。如北宋前期的軍隊有三部落、清朔、擒戎等騎軍指揮。三部落為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遼景宗乾亨元年，979 年）遷雲、朔、應等州部落，於幷州 所立127。清朔、擒戎兩者亦是同年被遷至內地的雲、朔民，分別於宋太宗雍熙四 年（遼聖宗統和五年，987 年）與宋太宗端拱二年（遼聖宗統和七年，989 年）
所立者128。宋太宗雍熙三年（遼聖宗統和四年，986 年）攻遼時，宋軍更有計劃 的將雲、應、寰、朔等州吏民及吐渾等部族南徙，但率軍護送居民的楊業為遼軍 所襲，被俘而死129，故未竟其功。此一計畫，應為宋太祖時期對北漢所採「先去 枝葉，後取根柢」策略的延伸130，其目的在削弱對方的勢力。而依此種方式南徙 的遼境邊人，雖恐非出於自願，當有相當的數量131。
再者，軍事行動壓力下所導致的投降，也往往促成了邊人的移徙。北宋前期 與遼的爭戰中，特別是宋太宗二次經略幽燕期間，此種例子相當的普遍。如宋太 宗太平興國四年（遼景宗乾亨元年，979 年）時，有「幽州諸縣令佐及鄉民百五 十人來降」132、又「契丹知薊州劉守思與官屬十七人來降」133。
然而在戰爭結束，或壓力衰退，這些經由直接的軍事手段，或間接軍事壓力 而被動徙往他境的邊人，有可能會自行返回故鄉。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年）三月，河東安撫司向宋廷報告：「北界自景德二年後，漢口被掠自歸者千六 百二十五人」134。若將此人數平攤，一年亦有上百人。又河東安撫司所報數，疑 只含河東一路之數，總數當更多。而遼方雖無記載，但應亦有類似的狀況。這些 在戰爭結束後返回故里的居民，邊人當佔有一定數量。
此外，不單是軍事行動下直接性的俘掠與投降，促使著邊人被動的徙移到另 一方的境內。當邊區面臨戰火的可能性大幅增加時，邊人判斷情勢後，有時也會 做出投往彼方的決定。如遼聖宗統和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 年）的宋
127 脫脫，《宋史》，卷一百八十七，頁四五八七。森部豊認為其與ソグド（Soghd）系突厥有密 切的關係。森部豊，〈唐末五代の代北におけるソグド系突厥と沙陀〉，頁 86-87。
128 脫脫，《宋史》，卷一百八十七，頁四五八七。
129 脫脫，《宋史》，卷五，頁七八。
13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頁二二五。
131 有學者指出，在西元 939 年後，遼與中原政權間，戰事規模相對較小，遼方俘獲人口的記載 已不多見了。韓茂莉，《遼金農業地理》，頁 21。但本文認為更大的差異在於遼宋並峙時期，
中原政權有策略性俘掠邊民的行為見諸記載。
13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頁四五六。
13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頁四五七。
134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二，頁一八六九。
境七十村降遼135，日本學者便認為是邊民為保護自己所在村落不致受戰火波及，
而自發的行為136。參照遼聖宗統和七年（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正月，雞壁 砦守將率眾降遼，遼詔其屯於南京137，這些邊人投降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遼在聖 宗統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年）後的幾年間，幾度大掠宋境138，邊人為 了避禍，循前例投遼所導致的結果。在發生雞壁砦一事翌月，遼廷便詔「雞壁砦 民二百戶，徙居至檀、順、薊三州」，稍後又以雞壁砦民八戶隸飛狐139，遷往遼 境的其他州縣。從遼廷此時的處置方式看來，遼聖宗統和元年（宋太宗太平興國 八年，983 年）投遼的七十村人戶，可能也有部分居民在後來被遷至他處。而在 發生雞壁砦一事的同年三月，亦有進士十七人契家歸遼，並被擢為官吏，進入了 遼廷的政治場域中140。由於官吏的任職，必須接受遼廷的派遣，這些進士出身者，
應當更有機會移徙至遼境他處。
另一種與戰爭有關，而造成邊人移徙至他境的因素，是政權的招誘。宋太宗 太平興國五年（遼景宗乾亨二年，980 年），在河東北部，有不少遼境居民附宋。
據稱當時包括岢嵐軍、三交口、代州等，皆有數十戶至百戶、人口上千的「戎人」
南投141。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正月（遼景宗乾亨三年，982 年），潘美攻三交 西北三百里的固軍142。同年七月，在臨近的嵐州便有「戎人」五十三戶三百六十 三人附於宋，宋方「遣戍卒迎之，為敵騎所邀，因擊破其眾，斬首十七級」143。 戎人的來降，自然有可能是如前述那種為避禍而先降於彼方的作為。但從宋方遣 兵的動作，明白的表示宋方已先知悉「戎人」來投，並且願意接納。故這些戎人 的附宋，應是宋廷在準備北攻之際所主動招納者。宋廷的意圖，若非藉以弱化對 方的實力，恐怕則是為了知悉對方的情報。遼面對居民被宋所誘，雖在遼景宗乾 亨三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 年），遼方也做出了邀擊宋軍的反應，但此 一爭鬥並未演變為遼對宋的侵略。
135 脫脫，《遼史》，卷十，頁一百九。
136 德山正人，〈遼．宋國境地帶の兩輸戶について〉，頁三三～三四。
137 脫脫，《遼史》，卷十二，頁一三三～一三四。此外，《遼史．食貨志》中，在統和六年（988 年）之後載：「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薊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此「吉 避寨」與「雞壁砦」音近，疑為同一事，然戶數有二百及三百之別，未知孰是。脫脫，《遼史》，
卷五十九，頁九二四。
138 如統和五年（宋太宗雍熙四年，987 年）正月，以及統和六年（宋太宗雍熙五年，988 年）十 一月。脫脫，《遼史》，卷十二，頁一二九、一三二。
139 脫脫，《遼史》，卷十二，頁一三三～一三四。
140 脫脫，《遼史》，卷十二，頁一三三。
14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一，頁四七二、四七四。
14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二，頁四八九。
14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二，頁四九三。
此外，遼曾在聖宗統和十年（宋淳化三年，992 年）施行安集雲、朔流民的 動作144，遼聖宗統和十四年（宋至道二年，996 年）卻仍有「朔州威勝軍一百七 人叛入宋」的紀錄145。反觀遼南京道，在聖宗統和十一至十二年間（宋淳化三年
～淳化四年，992~993 年）遭遇雨、水災146，其後又有新稅率過重的問題147，卻 沒有邊人南徙的記錄。且在前一年，府州折氏還敗遼軍於子河汊148，因此，在這 些投附的背後，仍可能有策略性招誘的情況存在。這自然是雙方處於戰爭時期才 允許的作為，故隨著遼宋在澶淵達成和議後的一世紀間，邊民因為遼宋間戰爭壓 力而移徙的記錄自然不見於記載。
但在十一世紀時，遼宋交界西側的夏國在元昊的領導下，積極對宋發動攻擊 時，卻也促使了一部分遼宋邊境以西的居民，以「避兵」為由，徙入接近遼宋夏 交界的宋境邊區。如折繼閔曾安輯流民，得戶三千，並築三堡以處之149，這些河 西居民，也成為了緊鄰遼宋夏交界的邊民。
除了軍事行動所導致邊人成群的移徙外，個人或以家族為單位的移徙，尤常 見於澶淵之盟後的遼宋和平時期。這些邊人移徙的理由，多半不是因為戰爭或受 彼方政權的招誘，而是個別因素所導致的結果。例如宋仁宗皇祐四年（遼興宗重 熙二十一年，1052 年）二月，便有「先是，邊民避罪或亡入契丹，契丹輒納之，
守將畏事不敢詰」的記載150，顯然遼境已成為宋境罪犯逃匿的處所。
守將畏事不敢詰」的記載150，顯然遼境已成為宋境罪犯逃匿的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