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邊人在遼與五代中原政權間的向背
第二節 「邊區勢力」的發展與離散
除了邊人個體以外，儘管在十世紀前三分之一，過去藩鎮移留下來的勢力已 逐漸為河東李氏勢力與其發展而成的後唐所吞併，在後晉至後周間，仍有新的勢 力，由邊人團結而成，依違在遼與中原政權之間，以爭取本身的生存空間與利益。
在這個時期中，也不乏有非漢、非契丹的民族群居在河東北部至內蒙的南緣的地 區，卻往往分屬不同政權。因此，本節欲以這些包括不同族群的勢力為主軸，探 究他們在遼與中原政權之間政治取向的改變與否及其因素。
一、狼山孫氏在兩大政權間的依違
後晉時，在遼與中原政權交界處南方不遠有一座狼山，位在定州北約二百里 之處。山上置有佛舍，「有尼深意者，俗姓孫氏，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徒，
聲言屍不壞，因復以衣襟，瞻禮信奉，有同其生」146。深意死後，孫方諫（簡）
繼承其事。孫方諫，出身河北邊區的鄚（莫）州147。關於他與深意的關係，有二 種說法，一說孫方諫為深意的宗人，「嗣行其教，率眾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砦 主」148，另一說則是方諫自以為其族人，繼行其法149。
遼與中原政權間的關係在後晉少帝即位後破裂，反而成為狼山堡寨勢力日盛 的契機，因在當時：
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諫）、行友因帥鄉里豪 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諫）帥眾邀擊。頗獲其甲兵、
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150
可知狼山堡寨的形成，乃為維繫邊民安全所需，藉以逃避契丹剽掠之患151，且以
146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
147《新五代史》作鄭州清苑人，但《舊五代史》之北京中華書局版的校勘中，學者依殿本、劉本，
將「鄭」改為「鄚」。《資治通鑑》則作中山人。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九，頁五六○。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司馬光，《資治通 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三。
148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
149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九，頁五六○。參：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 九三○三～九三○四。
150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四。
151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宋史》載有「邊人賴以避寇」、「邊民千
信仰做為團結的基礎之一。
不久之後，狼山堡寨便與中原政權產生了連繫。一說為義武節度使「惡孫方 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奕使」152。另一說則是孫氏為首的寺寨懼為 官軍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153。
然而，狼山堡寨對於中原政權似乎沒有足夠的向心力，按中原政權方面的記 載所述，一說孫方諫「求請多端，因少不得志，潛通於契丹」154，另一說「朝廷 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155。且在附遼前，孫方諫曾執 前往邊地市馬的後晉將領劉延翰以獻156，已有討好遼人之意。此時，儘管孫氏「陰 持兩端，以圖自固」157，仍然是一個堡寨武裝團體的領導者而已。且《新五代史》
載其於後晉少帝開運二年（遼太宗會同八年，945 年）三月，還曾擊敗遼將領諧 裡於狼山，至後晉少帝開運三年（遼太宗會同九年，946 年）六月才以狼山附於 遼158。故在此之前，狼山並沒有明確的效忠對象。
當遼軍大舉南侵，有一說表示，「薊人導契丹陷中原，方諫之密搆也」159。 但就實質而言，後晉少帝與遼廷絕好之後，遼人便已連歲入寇160，不應過分高估 依違在兩方政權間邊人勢力的影響力。稍後遼軍攻下定州，義武節度使李殷降，
遼廷遂命孫方諫為義武節度使161，而其弟行友被任為易州刺史162，將其地位抬 高到了州級的長官。
孫方諫任義武節度未及一年163，遼廷復以耶律忠擔任是職，以取代孫方諫，
並徙其為雲州節度使。方諫得知這個消息後，為之怨恚：
餘家賴以無患」等語。脫脫，《宋史》，卷二百五十三，頁八八七二。
152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九，頁五六○。然《舊五代史》中，無定帥恐其為邊患之語。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一六五○。
153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四。
154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四九～一六五○。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 百八十五，頁九三○四。
15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四。
156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四。
157 脫脫，《宋史》，卷二百五十三，頁八八七二。
158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九，頁九五～九六。
159 脫脫，《宋史》，卷二百五十三，頁八八七二。
160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頁九二九三。
161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頁九三一九。
162 脫脫，《宋史》，卷二百五十三，頁八八七二。
163 孫方諫任義武節度使，在遼太宗會同九年（後晉開運三年，946 年）十二月後；耶律忠為義 武節度使，在遼世宗天祿元年（後漢天福十二年，947 年）八月之前。司馬光，《資治通鑑》，
卷二八五，頁九三一九；卷二八七，頁九三七二。
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控守要 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帝（按：後漢高祖）復其舊官，
以扞契丹。164
孫方諫能夠反覆於契丹與後晉之間，其原因一方面在於他擁有數千家的民戶以為 憑藉，而不像其他的個體在進入政權後，僅能接受官職的安排。且當時恰好是後 晉被滅，遼又無力嚴密控制華北地區的時候，因此容許他擁有在兩方間依違的空 間。
等到遼將麻荅、耶律忠等焚掠定州，悉驅當地居民北去之際。方諫聞知消息，
又自狼山率其部眾數百人，還據經遼軍焚掠的定州165，獻於後漢朝廷。此舉獲得 後漢高祖的嘉賞，高祖授以節鉞，復加其官至使相166。方諫又奏其弟行友為易州 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自此，「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契丹頗畏之。於是晉 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167。以狼山堡寨為基礎，由孫氏所領導的邊人 集團，在後漢時已經壯大成能襲擊或騷擾與遼兵的勢力。
對後漢而言，定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附於己，但是實質上仍是擁有部分自主權 的區域。這樣的勢力與十世紀初諸「地方勢力」，雖然在形態上有相似之處，其 構成卻有所不同。十世紀初的地方勢力是唐末藩鎮之延續，而孫氏為首者，卻是 由小型的武裝集團漸漸凝聚而成的勢力。在這個時期，這樣的組織也保障了一群 邊人的生存空間與利益，不被遼或中原政權任意剝奪。
後周廣順元年正月（遼世宗天祿五年，951 年），後周太祖即位，加方諫侍 中之職。八月，移鎮華州（鎮國）節度使，後周以其弟易州刺史孫行友為定州留 後，又以弟議為德州剌史，兄弟子姪等任職於後周內廷者頗多168。此時的移鎮，
有其弟留於定州為前提，與遼將其移至雲中，疑似欲架空其對狼山控制權的舉動 有所不同。而周祖以其親屬為官的策略，一方面固然是承認地方勢力有著一定的 政治實力，另一方面應有攏絡地方勢力，甚至有以為人質，迫使孫氏無法背棄中 原政權的用意。
164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頁九三八九。
165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頁九三八九。
166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頁一三三二；卷一百一，頁一三四八；卷一百二十五，頁一 六五○。歐陽修，《新五代史》，卷四十九，頁五六○。
167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頁九三八九。
168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頁一四六四；卷一百一十一，頁一四七四；卷一百二十 五，頁一六五○。
後周世宗嗣位後，孫方諫於顯德元年（954 年）正月，獲封蕭國公，而孫行 友獲正授節度使169，但三月時，便以史彥超代孫方諫為華州節度使170。此時，
孫氏對後周政權的態度尤為恭謙，當世宗為攻太原，跓蹕幷門之時，孫方諫入覲，
並從世宗南下。時方諫有疾，就醫於洛下。七月，改任同州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孫行友則加檢校太傅。但是年八月，方諫未及赴任，便以疾卒於洛陽。世宗為之 輟視朝兩日，詔贈太師。隨後，其弟孫行友遂繼為定州節度171。既然後周世宗對 於向已輸誠的孫氏，表達了善意，並對其後繼者予以承認。是故，孫氏也繼續為 後周效命。如後周世宗顯德六年（遼穆宗應曆九年，959 年），定州節度使孫行 友向後周奏其攻下易州，擒遼易州刺史李在欽獻於後周，後李在欽被斬於軍市172。
歷後漢、後周的狼山孫氏，在中原政權的容許之下，漸漸獲得一定的實力，
而中原政權也往往需要他們來做為自身與遼間的緩衝，因此，孫氏與中原政權形 成了一個互利的關係，並持續到後周結束前未嘗停止。
孫深意 孫方諫孫行友孫行議
圖例
領導者繼承關係 宗族關係
圖九：狼山孫氏世系簡圖
169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三，頁一五○二。
170 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因高平之功任華州節度使。見：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
頁一五一四。
171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頁一五一八～一五二○；卷一百二十五，頁一六五○。
172 薛居正，《舊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頁一五八一。此外，立於遼穆宗應曆十六年（宋太祖 乾德四年，966 年）的《李崇菀為父彥超造陀羅尼經幢記》中，言李彥超為易州刺史，雖經 學者考辨，其是否為同一人，或有關係者，仍不能確定。《李崇菀為父彥超造陀羅尼經幢記》，
收於：向南編，《遼代石刻文編》，頁38-39。
二、吐渾的反覆與衰散
（一）自主空間的逐步喪失
在遼與後唐、後晉等中原政權並峙時期，吐渾族是處於邊區較大的部族之 一。吐渾在唐中期以前頗為強盛，唐代晚期漸衰，不少部落散居代北173。而吐渾
在遼與後唐、後晉等中原政權並峙時期，吐渾族是處於邊區較大的部族之 一。吐渾在唐中期以前頗為強盛，唐代晚期漸衰，不少部落散居代北173。而吐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