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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羞恥感

本節共分為四部份。第一部分旨在在說明羞恥感的定義與理論基礎,包括其 研究重點的演變;第二部分為簡述各類不同的羞恥感及其測量工具;第三部分為 探討羞恥感在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第四部分則為總結。

一、羞恥感的定義與理論基礎

Shame,中文翻作羞恥感。然而何謂羞恥感?羞恥感讓筆者聯想到的是一種 想要隱藏、不想被人看見、對自己充滿負面評價之感,有種「羞」於見人、以己 為「恥」之感。

根據著名的演化論者Darwin (1965) 的觀察,羞恥感是一種跨文化的普遍情 緒,其外在表現為臉紅、眼神朝下、姿勢緩和,以及頭部下垂,強烈的羞恥感甚 至會讓人有身體發熱之感。在這樣較其他情緒更為明顯的生理變化下,個體內心 感受到的其實是一種強烈、令人不適甚至是暴露的(exposed)情緒經驗,覺得自 己是孤立、渺小、無力、劣於他人的,想要躲藏、不想要承認自己的行為

(Erikson, 1964; Lewis, 1992; Lindsay-Hartz, 1984; Lynd, 1958; Morris, 1971; Tangney, Miller, Flicker, & Barlow, 1996; Wicker, Payne, & Morgan, 1983)。

縱觀羞恥感理論的發展,早在Freud 時代即對羞恥感有所研究。雖然 Freud 的理論對罪惡感的著墨較多,但其實其描述的諸多情緒,是符合羞恥感的定義的 (Morrison, 1989)。包括 Freud 在內的數位心理動力學者皆認為,羞恥感和個體意 識到自己面臨暴露的危險並渴望隱藏以逃避被拒絕的可能,與抗拒視覺或性驅力

的滿足有關,且隨著成長發展,個體越來越在意表現,羞恥感會被內化成來自超 我的聲音,因而也變得更為重要,甚至可能會威脅到個體的自尊與自我認同

(Erikson, 1964; Reimer, 1996)。因此,感到羞恥時,個體較容易覺得想要懲罰他人、

與他人競爭、躲藏起來、覺得會被拒絕、被嘲笑、被拋棄,可能反映出想要報復 的慾望,或是一種保護自尊的防衛機轉 (Wicker et al., 1983)。

另一派的心理動力學者則認為,無法達到自我理想的期待是導致羞恥感的主 因 (Higgins, 1987; Piers & Singer, 1971)。然而不同於此理論觀點,Lindsay-Hartz (1984) 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羞恥經驗中,個體是從他人的角度看自己,並由此知 覺並瞭解到我們是我們不想成為的人(who we do not want to be),而不是自我理 想或期待。此觀點可呼應H. B. Lewis (1971) 提出的觀點,認為羞恥感針對的是整 個自我,整個自我被視為是有缺陷、令人難以忍受的,亦即自我同時是羞恥經驗 的主體與客體。不同於罪惡感針對的是個體的行為,而行為的改變是可能的,整 個自我的改變是困難的,故在羞恥感中,個體將糟糕的部分自己視為是難以改變、

沒有其他可能性的全部,甚至越是想改變可能越是導致失敗、絕望,於是個體尋 求從這樣痛苦的經驗中解脫,既然無法改變自己是誰,但至少可以躲藏起來不被 他人甚至是自己看見 (H.B. Lewis, 1971; Lindsay-Hartz,1984)。

在羞恥感理論的發展上,H. B. Lewis (1971) 的理論是心理分析觀點與後續的 歸因觀點之間的重要連結,亦為後續學者對研究羞恥感和罪惡感間之差異立下基 礎。歸因論學者強調個體的認知評價對於情緒的影響,認為情緒有可能獨立產生,

某個想法也不見得就一定會引發某特定情緒,故在瞭解情緒時,不可忽略個體的 因果歸因方式在其中的重要角色 (Reimer, 1996)。在 M. Lewis 於 1992 年所出版的

《Shame: The exposed self》一書中,強調自我意識,尤其是自我評價,在產生羞 恥感過程中的必要條件,主張羞恥感源自於個體將自己的行為,與社會化過程中 產生的某種標準、規則和目標進行比較後,因自覺失敗而產生的負面、痛苦情緒。

故雖然同樣是傾向內歸因,然而相較於罪惡感,會引發羞恥感的歸因風格為穩定、

不可控制、全面性 (Lewis, 1995; Tangney, Wagner, & Gramzow, 1992; Tracy &

Robins, 2004; Weiner, 1985)。由此可知,羞恥感雖然被視為是一種情緒,但其產

生涉及認知處理的過程,與自我的想法、評價有關,與罪惡感、困窘感與驕傲同 屬於自我意識情緒(self-conscious emotions)的一種 (Fischer & Tangney, 1995)。

根據Lindsay-Hartz (1984),羞恥感的功能之一,是為了要讓當事人瞭解其欲 成為誰,這樣的瞭解可能會進而激勵自己做出改變,以達到自己的理想或期待。

另一個功能則是強化社會認可的自我形象,因為個體認定的自我形象是誰是來自 其對自己的看法以及他人對其的看法的整合。當感到羞恥時,個體會從他人的角 度來看自己,故同時亦會感受到他人的看法。Tracy、Robins 與 Tangney (2007) 的 支持此觀點,認為自我意識情緒的特徵之一為幫助當事人達到複雜的社會目標。

二、羞恥感的分類與測量

早期研究傾向將羞恥感視為是一種跨情境的(dispositional)傾向或特質

(trait),然而有些學者,如 Scheff (2000)、Leeming 與 Boyle (2004) 和 Gilbert (2007) 認為這樣的取向有其偏頗之處,強調羞恥感的社會脈絡或特定情境的重要 性。以下將先簡述跨情境羞恥感的概念和相關測驗,再說明情境脈絡在理解羞恥 感上的重要角色。

(一)跨情境的羞恥感

根據Andrews (1998),高羞恥感(high-shame)者之特徵為:(1) 具有羞恥感 傾向(shame-prone),亦即在潛在會引發羞恥感的情境下,特別容易感到羞恥;

(2) 經驗到普遍性羞恥感(generalized or global shame)之頻率高;(3) 長期對自身 行為或特定的人格特質感到羞恥。

這種觀點是將羞恥感視為是跨情境的,故測量的是受試者的羞恥感傾向

(shame-proneness)。此外,亦有學者是將這種跨情境的羞恥感區分為外化的

(externalized)的與內化的(internalized) 羞恥感,外化的羞恥感之乃以他人對 自我的看法為焦點,而內化的羞恥感則涉及個體對自我的負面評價 (Gilbert, 1998)。

Kaufman (1989) 認為嚴重的內化羞恥感會導致一種受限於羞恥感的人格(shame-bound personality)或基於羞恥感的自我認同(shame-based identity),亦即個體

或其表徵交織在一起,個體經驗到的是一種普遍的無價值感、自卑感,羞恥感不 是和特定的情境有關,而是一種長期的人格缺陷。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發展出 的量表可分為以下兩大類:

1. 羞恥傾向(shame-proneness)測量

主要包括The Dimensions of Conscience Questionnaire (簡稱 DCQ; Johnson et al., 1987) 、The Test of Self-conscious Affect (簡稱 TOSCA; Tangney, Wagner,

Gramzow, 1989) 和 The Self-Conscious Affect and Attribution Inventory (簡稱 SCAAI;

Tangney, 1990)。此三測驗皆是以情境、劇本的題目測量受試者的羞恥感和罪惡感 傾向,其中以TOSCA 的使用最為普遍。

DCQ 是一個七點量表,針對潛在可能引發羞恥感或罪惡感的假設性情境,受 試者以1 到 7 分來表示若有如題目所述之行為其感覺多糟。TOSCA 和 SCAAI 亦 是以假設性的情境為題,並針對每個情境列出四種常見的反應,請受試者以五點 量表的方式表達其會如此反應的可能性。DCQ 中不同題目預設為測量不同的特定 情緒,由受試者對羞恥感情境題的高得分,得出其羞恥感傾向高之結論,然而根 據Tangney (1992),很少有情境單獨只和羞恥感或罪惡感其一有關,多數情況下 這兩種情緒會同時存在,很難獨立劃分。

此外,Andrews (1998) 認為 TOSCA 和 SCAAI 中針對假設性情境的反應多是 受試者可能會感到羞恥的行為,然而行為只是羞恥感的眾多可能來源之一,難以 推論為個體之更普遍性的整體羞恥感傾向。最後需要注意,雖然此類測驗的情境 皆來自量表發展階段受試者真實生活中的羞恥經驗,但還是需考慮這些情境的生 態效度,亦即使用這些工具的研究結果是否能推論至現實生活 (Andrews, 1998),

是否有文化或性別差異 (Leeming & Boyle, 2004),以及是否能測量出較為嚴重、

需要臨床關注的羞恥感 (Cook, 1996)。

2. 普遍的羞恥感(generalized or global shame)

此類測驗主要是以和自我有關的簡短敘述或形容詞,來測量受試者經驗到普 遍性羞恥感的頻率。此類測驗主要包括The Adapted Shame and Guilt Scale (簡稱

ASGS; Hoblitzelle, 1987)、The Internalized Shame Scale (簡稱 ISS; Cook, 1988, 1996) 、The Personal Feelings Questionnaire-2 (簡稱 PFQ-2; Harder & Zalma, 1990) 和 The Other As Shamer Scale (簡稱 OAS; Goss, Gilbert, Allan, 1994),其中 ISS 和 OAS 是專門測量羞恥感,ASGS 和 PFQ-2 同時亦測量罪惡感。

在ASGS 中,受試者針對列出的和羞恥感或罪惡感有關的形容詞(如:

embarrassed),以七點量表選出該形容詞能正確描述自己的程度。ISS 和 PFQ-2 皆是五點量表示頻率高低,前者的題目是以「我」為主詞的情緒經驗敘述(例:

我永遠都不夠好。),後者的題目則是較簡短的感覺描述(如:feeling

ridiculous)。而 OAS 是修改自 ISS,同樣是五點量表,只是將題目焦點從「我如 何看自己」,變成「我認為他人如何看我」,受試者據題目敘述回答出現該情緒 經驗的頻率。

上述這些測驗只著重在經驗到羞恥的頻率,而未考慮此經驗的時間長度,以 及是否和當時受試者的情緒狀態或其他人格特質有關 (Andrews, 1998)。以 ISS 為 例,雖然其發展的初衷是想要能有效鑑別出有臨床病理傾向的羞恥感,然而其和 自尊與憂鬱間的高相關提醒使用者須注意其區辨效度 (Allan, Gilbert, & Goss, 1994;

Tangney, 1996)。

為克服此取向測驗難以測量到受試者長期且特定面向的羞恥感之缺點,

Andrews 與 Hunter (1997) 延伸 Andrews (1995) 只針對身體羞恥感的研究,以半結 構式的訪談法,試圖深入瞭解受試者在性格、行為與身體三方面的羞恥感經驗。

此測驗後來發展出問卷版本,稱為Experiences of Shame Scale(簡稱 ESS;

Andrews, Qian, & Valentine, 2002),以及針對飲食行為之羞恥感的延伸問題 (Swan & Andrews, 2003)。為了解身體與飲食之自我揭露與相對應面向之羞恥感間 的關係,本研究採用Swan 與 Andrews (2003) 之延伸版本為測量羞恥感的工具。

(二)受社會情境影響之羞恥感

Leeming 與 Boyle (2004) 認為,若要完整地理解個體之羞恥感,或是想要在 臨床上治療與羞恥感有關的議題,則有必要瞭解經驗到羞恥感的情境脈絡,包括

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這兩位學者提出下列數點理由,質疑將跨情境羞恥感之概 念:(1) 此用語可能會錯誤假設個體之羞恥感傾向為穩定不變的;(2) 若假設羞恥 感是穩定的人格特質或認知風格,可能會使想要減輕或改變羞恥感的工作、研究 較不可行;(3) 生活中有些範疇和羞恥感原本即較有關;(4) 羞恥傾向之內涵可能 有個別差異;(5) 未考慮到不同狀況下,經驗到不同程度的羞恥感是必然的,故

人際關係與社會文化。這兩位學者提出下列數點理由,質疑將跨情境羞恥感之概 念:(1) 此用語可能會錯誤假設個體之羞恥感傾向為穩定不變的;(2) 若假設羞恥 感是穩定的人格特質或認知風格,可能會使想要減輕或改變羞恥感的工作、研究 較不可行;(3) 生活中有些範疇和羞恥感原本即較有關;(4) 羞恥傾向之內涵可能 有個別差異;(5) 未考慮到不同狀況下,經驗到不同程度的羞恥感是必然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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