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出國參訪，主要在瞭解日本獄政制度及發掘值得學習之處，在 此分為以下幾點：
一、務實解決矯正機關超額收容問題
日本的低犯罪率素為各先進國家之參照指標，但不可避免地面臨著 同樣的困境－超額收容。矯正機關超額收容帶來的問題絕不僅是矯正機 關或法務體系所能單獨面對與承受的重大議題，因為除了超收擁擠導致 矯正人員過度沉重的工作壓力外，收容空間不足衍生的人權爭議，如霸 凌、性侵、生活條件及處遇課程受到排擠等等，進而肇生矯正處遇成效 難以彰顯，更生人再犯率居高不下等社會議題。根據統計，日本自1998 年起矯正機關收容人數由5 萬 2,347 人逐年攀升至 2006 年的 8 萬 1,255 人，增加了將近2 萬 9 千餘人。伴隨而來的是矯正人員龐大的工作壓力，
由一項自1998 年到 2002 年的統計資料可知，5 年間受刑人違規件數以 及職員或收容人遭受暴行傷害的次數都增加了1.5 倍，收容人陳情件數 增加2.5 倍，接見次數增加 1.3 倍，戒送外醫件數更增加高達 3.2 倍，
出庭件數多了2 萬件。
法務省除了檢討刑事政策，積極推動如緩執行之前門轉向策略外，
更納入公私協力的民營化概念，於2005 年起成立第一所民營化矯正機 關：美彌社會復歸促進中心，秉持「區域共生」及「多元處遇」的理念 目標，透過民間企業體的參與經營，一方面結合地方人力及物力資源，
以爭取民眾理解的共榮互利方式營運；另一方面擷取民營企業多元彈性 且富創意的處遇策略，強化矯正措施成效，緊密連結更生復歸的就業網
國家財政預算而言，因為屬於購買服務型的公私協力模式，未必能樽節 龐大的財政預算支出，但間接促成就業率提升，以及民間對國家刑罰政 策的參與接納，其效益遠非金錢可以衡量。
此次參訪過程中，各受訪機關都能很驕傲的表示，目前收容率都能 穩定地維持在9 成左右，除了醫療人力外，各項管理、教化及作業技訓 資源都不虞匱乏，雖然因為時間有限，未能詳細且深入的詢問其他刑事 政策具體作為，但可由矯正局法務統計資料得知，矯正機關的收容人數 也由2006 年的 8 萬餘人下降到 2012 年的 6 萬 7 千餘人，未來似可進 一步研究，該國犯罪率下降，係因刑事政策或是因矯正行刑措施改革，
使再犯率降低有關。但無論如何，日本矯正機關在國家財政緊縮及超額 收容的困境下，導入民間投資提案策略，由民間資金興建監獄，部份公 權力屬性較低的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除可解決國家財政，苦無經費可興 建監獄的問題外，更可藉由將業務委託民間經營，減緩矯正機關職員極 為沉重的工作負荷。這種部份業務委託民間的作法，應可作為面臨同樣 超收問題的我國，作為解決方案的參考作法。
二、落實調查分類制度，建立專業處遇機構
我國曾推行所謂的調查分類監獄制度，但在專業人力及收容空間不 足的條件下宣告失敗。此次參訪得知，日本對於判決確定的受刑人，無 論係羈押中的被告或自行報到執行者，均先於拘置所中接受1 至 3 月的 調查分類處遇，再依專業評估結果分類，舉例來說：A 類受刑人屬於低 再犯傾向者，其判定指標包含有無少年違法素行、最近5 年有無罪紀錄、
有無參加犯罪組織、有無藥物依賴或濫用習慣，以及犯罪原因是否為意 外或偶然等等。
各矯正機關再依據前揭分類採行各項專業化處遇，包含作業事項分 配、處遇課程規劃，以及基本學科教育等等。更進一步，則如同本次參 訪的加古川刑務所，設置有交通犯處遇專區，針對惡性重大的交通違規 者、交通事故肇事者，以及危險駕駛導致的其他刑事案件犯罪者，因為 這類受刑人再犯危險性較低，刑期也不長；但人數卻不少，故以專區或 專監收容方式，施以低度安全管理，俾使這些人不至因短暫的執行而與 社會網絡產生隔閡，導致執行完畢後的復歸困難。
矯正機關純化一直是我國努力的目標，在過去超收問題尚未如此嚴 峻之前，尚有所謂的煙毒專業監及重刑累犯監…等之區別，當超收比高達 近120%，甚至更高時，專業化及類別化處遇已成奢望。根據法務部統計 資料，犯公共危險罪的受刑人隨著社會關注酒駕及公安議題而躍升前四大 犯罪類型，僅次於毒品、竊盜及詐欺。但細究這類型的收容人惡性未必重 大，且再犯風險也相對低於其他幾類，如能適度轉向，或仿傚日本另設置 專區收容（如設置於目前已無實質效益的明德戒治分監，採取類似外役監 的低度安全管理模式），未嘗不是一個紓解超收擁擠的策略。
三、魚與熊掌，人權保障與囚情秩序
在就讀研究所時期，林健陽教授曾提及一位主張德州控制模式的美 國學者George Beto 來台參訪，離開時喟然感嘆道：沒想到在這裡還能 夠看到德州控制模式的影子，台灣的監獄能夠以如此少的警力及資源將 矯正機關管理得秩序井然，實在令人讚嘆。
此次赴日參訪，亦不禁有類似的感概，誠然，日本矯正機關的建築 結構之完善、人力資源之充沛，是台灣目前遠遠無法相提並論的；但是，
日本矯正當局在戮力改善各項軟硬體的同時，卻不曾為了盲從所謂的人
權潮流而棄守應有的管理規範，而是更務實的從完善法令規章、落實依 法行政的方式經營矯正機關。
挑高的樓層、綠建築式的通風氣窗設計、全國一致的舍房規格等等，
處處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且毫無異味；但實際上，根據該國法令及管理 規定，收容人每週僅能沐浴兩次（夏季得增為三次），氣溫未達攝氏30 度以上，各場舍不准開啟電風扇。除了依作業型態提供的伙食份量不同 外，幾乎看不見任何自備飲食或零嘴。厲行絕對的沉默制，收容人行進 間僅能目視前一人的頸部。凡此種種，造就了連歐美矯正學者都驚訝不 已的管理模式，毫無武裝的戒護人員竟能將矯正機關秩序維繫得如此井 然有序。
因為這不僅造就了日本每十萬人僅有55 名收容人的低監禁率（同 時期美國為716 100,000、英國為 149 100,000），也獲得一個結論：
日本的低犯罪率來自於刑罰的嚴酷。當然，積極推動兩公約的台灣不必 然要走回頭路去仿傚日本的嚴刑峻罰；但，近年來收容人暴力攻擊管教 人員的案例倍增，當哪天我國管教人員都必須學習歐美等所謂人權國家 的戒護人員必須攜帶槍械及適當之武裝才能進入戒護區域時，是否應加 以省思，過去維繫矯正機關良好囚情秩序的管理方式，在人權概念無限 上綱的年代，都已毫無價值而必須捨棄了嗎？還是能去蕪存菁，完善應 有的法制作業，明確管教人員的分際與權限，在保障收容人人權之際，
也能兼顧管教人員的尊嚴與榮譽。
四、外部監督機制與收容人申訴救濟權益
日本之前施行的監獄法是1908 年訂定，隨著時代變遷突顯出許多
法令規範的不足，例如被收容者的權利義務、職員權限等並不明確，受 刑人的處遇原則、方法及其他類似的矯正機構法令有欠完備，大量的行 政命令來補充法律的不足等衍生許多爭議，遂於2006 年 5 月 24 日頒訂
「刑事設施及受刑人處遇相關法律」，但對於刑事羈押被告的相關規定 仍付諸闕如，故再於翌（2007）年 6 月 1 日修正施行目前的所謂「刑事 收容設施及收容者等處遇相關法律」。
日本各矯正機關依其規模及所在行政區域的大小，分別設置3 至 7 人的刑事設施視察委員會，成員包括法律專業、地方民代及公務人員，
還有當地士紳耆老，對於矯正機關的各項業務運作有實質的審查與監督 權限，同時可直接受理收容人的申訴或陳情案件，從保健衛生、處遇實 施、收容情形，到收容人對外聯繫等等，範圍幾乎涵蓋了所有矯正機關 內部運作的事務，實實在在的發揮了外部監督機制的功能。
另被收容人的不服申訴制度主要有三：（一）審查及再審查的申請 制度；（二）事實的申告制度；以及（三）委屈的陳請制度。此三種類 型不服申訴制度之事項、對象、程序等雖略有不同，但基本上均須：（一）
各依職權進行調查或確認等之義務；（二）明定處理的方式、程序及期間；
（三）告知結果的通知義務。此外，刑事設施長官對於被收容人所提之 審查及再審查的申請制度、針對矯正管區長官、法務部長之申告制度或 法務部長及視察官員之陳請制度的內容，應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設施 職員知悉。又設施職員不應以被收容人申請審查或陳情為由，對其採取 不利之對待。亦即明文上述審查、申告等均有秘密受理的義務；且明文 禁止不利益地對待被收容人。亦是足供我國未來在修正羈押法與監獄行 刑法時參考之用。
五、逐步深化落實矯正法制之基本理念
日本刑事設施及收容人處遇法的處遇理念非常重視收容人人權，
但是仍難免被批評陳義過高，尤其實務機關尚不見得能完全趕上新法腳 步，此凸顯矯正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的重要性，未來我國羈押法及監獄 行刑法修法後，可預見的未來，仍不免同樣面臨此一問題，尤其在矯正 機關軟硬體設施，不僅要能符合矯正法制的基本要求，矯正人員在管教
但是仍難免被批評陳義過高，尤其實務機關尚不見得能完全趕上新法腳 步，此凸顯矯正人員職前及在職教育的重要性，未來我國羈押法及監獄 行刑法修法後，可預見的未來，仍不免同樣面臨此一問題，尤其在矯正 機關軟硬體設施，不僅要能符合矯正法制的基本要求，矯正人員在管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