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菁英女性教育與慈善事業
第一節 菁英女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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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聚焦莫爾的菁英女性教育主張。初到倫敦時，莫爾的作品多在討論菁英 階層女性的教育，究其原因，在於莫爾對菁英女性的社會責任有著許多期許。她 認為菁英女性應善加利用她們的身份和影響力，成為對社會有益之人，而現有菁 英女性教育體系，無法幫助她們達成這一目標。她指出現行女性教育未能使菁英 女性成為對社會有益之人，且助長浮誇虛榮的不良風氣，因此呼籲改革女性教育。
雖然如此，莫爾並不希望女性突破當時的性別秩序。她仍然相信女性應處於 從屬地位，但這不意味女性只能局限在家庭中。她們應走入社會，共同承擔中上 階層應負擔的社會責任，莫爾視慈善活動為菁英女性的義務和使命。
莫爾認為慈善活動是菁英女性的義務，受到多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慈善是 當時英國社會發展的一大特徵，也是名流貴族與知識菁英關懷之所在；其次，農 業技術的提升、工業擴張與交通的進步引發社會變動，法國大革命帶來新思潮的 湧動，對英國造成不小衝擊，莫爾感到社會變動中隱藏著劇烈危機，因而希望菁 英女性可以透過慈善，穩定社會秩序。
本章第一節〈菁英女性的教育〉以莫爾討論女性教育的作品為主要材料，以 同時代的「藍襪子」社團、行為指導手冊、盧梭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的作品為 輔助材料，分析她的教育主張及她承接的思想脈絡，並指出她希望菁英女性在堅 守傳統性別秩序的同時，需加入慈善活動來增進社會福祉。本章第二節〈菁英女 性的慈善事業〉將簡述18 世紀英國教育、慈善的發展狀況， 指出當時的慈善事 業受益於中間階層的興起，也是為了回應時代的挑戰，並論述莫爾將慈善視為菁 英女性社會義務的原因，及菁英女性應如何參與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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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作品格外受歡迎，例如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魯賓遜漂 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出版第一年售出 5000 冊，而亨利•菲爾丁的 小說《阿米莉亞》（Amelia, 1751），一周內就售出 5000 冊。2出版品的暴增，反1 Roy Porter,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British Enlightenment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2000), 72.
2 Richard D. Altick,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49
3 Roy Porter,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76.
4 Jane Donawerth, Conversational Rhetoric: The Rise and Fall of a Women’s Tradition, 1600-1900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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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層，分別是貴族（the Great）、窮人（the poor）和有別於以上二者「生活 處在中等水平的階層」（the middle station of life）；英國統計學家格雷戈里•金
（Gregory King, 1648-1712）也將英國社會按照財產和出身劃分為三個階級，分 別是赤貧的人（the poorest sort）、中間的人（the middle sort）和優越的人（the better sort）。5也有知識分子將社會劃分為五層，例如教育思想家詹姆斯•尼爾 森（James Nelson, 1710-1794）指出英國社會可分為五個階層，分別是貴族
（Nobility）、鄉紳（Gentry）、大行業家（Genteel Trades）、小商人（Common Trades）、農民（Peasantry）。6無論如何劃分，可以看出人們逐漸意識到到社會 頂層貴族和社會底層民眾之間，存在著中間階層，他們的出身和職業不盡相同，
共同之處在於他們均不居於貴族之列，生活水準卻較底層民眾優渥許多。
中間階層的出現與壯大是18 世紀英國的重要特徵，這個階層內部存在很大 差異，他們有著不同的經濟收入，生活在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職業。18 世紀城市 中的商人是組成中間階層的重要群體，英國經濟擴張是全球性的，少數大商人和 銀行家，依靠煙草貿易和奴隸貿易聚集財富，有些英國商人遠比德意志和義大利 地區小王國的君主富有。7在為數不多的大商人之下，有著許多活躍於英國各地 的中小商人，他們從事批發零售，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便利。城市中的大商人、
銀行家與小商販、小店主都是中間階層，鄉村中也存在著中間階層，即為鄉紳
（gentry），他們在富有的土地貴族和底層的農民之間，擁有著少量的土地財產。
專業職人（professionals）也是中間階層的組成之一，包括醫生、律師、作家和中 下級的神職人員等。8
5 William Arthur Speck, Stability and Strife: England, 1714–1760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1.
6 James Nelson, An Essay on the Government of Children, Under Three General Heads, Health, Manners and Educ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R. Dodsley, 1763), 272-275.
7 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78.
8 Roy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18th Century,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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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社會一大變化，是女性識字率的提高，學者估計在 1500 年大約有 1%的女性和 10%的男性具有閱讀和寫作能力，而至 300 年後的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85-86.
10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227.
11 John Lawson and Harold Silver, 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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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Kirstin Olsen, Daily Life in 18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9), 226-227.
13 盧梭創作《愛彌爾：論教育》的目的可謂具有革命性，其目的不僅在於提供一套教養兒童的方法和建議，
更挑戰和質疑了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的教育理念。在盧梭看來，教養兒童不應是教會他們如何適應一個腐敗 的社會，而應教會他們發展天性。女性教育上，盧梭的觀點散在他的諸多著作中，有許多矛盾和模糊的論 述，至今有多種不同解讀。參見Pierre Chanover, “Rousseau: A Pedagogical Bibliography,” The French Review 46:6(1973): 1148-1149; Mary Trouille, “The Failings of Rousseau’s Ideals of Domesticity and Sensibility,”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4:4(1991): 451.
14 Jean-Jacques Rousseau, Emilius and Sophia: or, A New System of Education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and P. A. de Hondt,176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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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菁英女性作家，她們大多肯定傳統宗教、政治、社會秩序，雖然她們在聚會 和沙龍上常討論文學、宗教議題，寫書並出版參與公共事務討論，並贊助其他女 性作家出版，但是她們堅持，女性必須維持女性的美德，不可挑戰性別秩序。15 莫爾作為「藍襪子」社團的一員，思想上承接了「藍襪子」社團的成果。她 不主張女性參政、不追求女性權益，也不願挑戰傳統性別秩序。她曾寫道：「我 不知道女戰士（female warrior）和女政客（female politician）二者中，哪個更加 令人作嘔（disgusting）和反自然（unnatural）。」16然而盧梭、福代斯、及格雷 高利等人的觀點，也使莫爾無法完全認同，尤其是盧梭，將女性完全視為男性的 從屬，忽視其影響力的論調，使莫爾難以接受。莫爾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出身 上流社會的菁英女性，可以承擔許多責任，對社會利益有所貢獻。福代斯、格雷 高利及金世伯的行為指導手冊，曾一度影響莫爾的寫作，在她最早討論菁英女性 教育的作品《論為年輕女性設置的課程》中，她重申了他們的觀點，強調性別秩 序，勸告女性要以女性的方式成功，不能以男性的方式追求功業。17然而隨著莫 爾思想的發展，她逐漸改變了這一論調，她依然不希望女性挑戰性別秩序，但是 她們不能完全局限於家庭中，也應在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
與「藍襪子」社團的女性作家不同，瑪莉•沃斯通克拉夫特立場較為鮮明地 反對盧梭和許多男性行為指導手冊作家。在她的作品《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中，她認為 18 世紀有許多感情用事、依賴男性的 女人，但是這並非女性天性的不足，而是因為社會拒絕為女性提供合宜的教育，
因此她主張給予女性同等受教權，培養她們的理性精神與獨立思考能力，使她們
15 Norma Clark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men of Letters (London: Pimlico, 2004), 7-8.
16 Hannah More, Strictures on the Modern System of Female Education, 6.
17 所謂「女性的方式」與「男性的方式」都建立在莫爾對於兩性天生性別和社會角色有根本差異的根本上，
因此她所強調的是女性在追求教育時，也不可忘記自身位置，不可挑戰性別秩序。參見“More, Hannah (1745–
1833),”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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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成為「善於體察的女兒」、「關係親密的姊妹」、「忠貞可靠的妻子」以及「明 曉事理的母親」。
沃斯通克拉夫特常被拿來與莫爾比較，二人同為女性作家，也都受到良好 教育，使她們可依靠出版書籍謀生。她們都認為當時的教育存在缺陷，使女性 無法扮演好她們的社會角色，因此呼籲改變女性教育。但莫爾卻不認同沃斯通 克拉夫特，這或許源於二人立場的不同，莫爾趨於保守，不希望社會發生突然 或顛覆性的轉變；但斯通克拉夫特則期待用更加快速激進的方式解決問題。
實際上，沃斯通克拉夫特雖認為男女應獲得同等受教權，她的初衷並非要 求男女平等，而是要求給予女性機會，使她們可以獲得理性和獨立的美德。她 認為，女性如果受到合宜教育，她們能夠更好地扮演傳統的女性角色，成為對 社會有益的人，她們也可以證明女性在智識和道德上，與男性是平等的。18沃 斯通克拉夫特被視為激進主義代表，並在20 世紀後的女權運動浪潮中被當做最 早的女權主義者，但實際上，她筆下女性教育的最終目標，依然導向了使她們 更好地扮演傳統性別秩序下的女性角色。莫爾始終不願承認，她讀過沃斯通克 拉夫特的著作，不願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伍，但她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共通之 處卻不可否認。
莫爾重視女性的社會責任，她認為受過教育的女性有能力走入社會，也應積 極參與社會活動，善用其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在她談女性教育的集大成之作《評 現代女性教育體系》中，她寫道：
對於⾝處上流社會、有財富和地位的⼥性來說，她們有許多與⽣俱 來的天賦，其中最重要的是影響⼒。影響⼒的結果有好有壞，如果
18 Moria Ferguson, Mary Wollstonecraft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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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錯誤的地⽅會造成各種有害的結果，但⽤在正確的地⽅就可以 樂觀地期待其結果。19
在阿拉伯，⼥性的影響⼒完全體現在虛榮和享樂上，阻絕了她們⾃
由和智識的發展。但我們國家不是這樣，我們的⼥⼈和男⼈⼀樣，
共同享有合理的法律、虔誠的信仰和平等的社會，因此我相信我們 國家的⼥⼈不會⾃滿於虛榮、享樂和奢侈的⽣活，如果她們能夠改
⾰，如果她們的影響⼒可以影響後世，她們會⾏動起來。20
她認為菁英階層女性的影響力，不能用來追求享樂和浮誇的生活，而應將影響力 發揮在有益的事業上，對社會文化有所貢獻，她也相信，如果她們有能力，她們
她認為菁英階層女性的影響力，不能用來追求享樂和浮誇的生活，而應將影響力 發揮在有益的事業上，對社會文化有所貢獻，她也相信，如果她們有能力，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