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資變化的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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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薪資變化的影響因素

導致薪資產生變化的原因可分為很多種，外在環境或是個人特質皆會影響 薪資的變化。而從歷史文獻中可發現，影響薪資的外在環境因素主要可分為三 種：勞動供給面、勞動需求面以及總體經濟面。江豐富（2006）研究引進外勞 政策對薪資影響的結果顯示，雖然外勞使用的密集程度對於大多數的職業而言 會對薪資產生負面的影響，但並不顯著；不過，外勞的引進確實會排擠掉本國 勞工的就業機會，使得臺灣勞工失業率上升。而陳坤銘（2007）則是利用主計 處 1991 年的投入產出表，並且配合了 1994 之國民所得以及其他相關資料進行 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引進外勞對實質工資非但沒有不利的影響，反而可能會帶 來正面的效果，且對於高技術勞工薪資的成長亦有幫助。另外，引進外勞將會 增加低技術勞工之失業率，不過影響之程度有限。而 Rodgers and Nataraj（1999）

的文章中也提到競爭壓力的變化是造成失業率影響工資的主要原因。在高失業 率的環境之下，因為競爭壓力較大，故資方有籌碼可以用較低的工資雇用員工；

反之在失業率較低的環境下，競爭壓力相對較小，將會造成工資較高的現象。

一國的產業結構變化也會造成國民所得的改變，張明志（2008）根據世界 銀行的統計數據表示，1998 年中等收入國家的第一、第二及第三產業占 GDP 的比重分別為 9％、36％和 56％；高收入國家的三項比重分別為 2％、33％和 65％。而中國大陸的三項比重分別為 18％、49％和 33％。故從國際間的比較 來看，中國大陸的第三產業之比重嚴重偏低，而第二產業之比重則相對較高，

顯示若一國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越高，則該國之平均薪資水準將會越低。

在 1994 年之後，教育部開始廣設公立高中以及國立大學，並且也放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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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學院與專科學校升格改制之相關限制，使得臺灣大專院校學生人數暴增。

由於學歷的高低往往左右著薪資變化，大專院校畢業生的薪資通常相對而言較 高，而大專院校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是否會導致高學歷人數供過於求，使得 高學歷員工之平均薪資下降，薪資成長不易，也逐漸成為了社會大眾所關注的 議題之一。陳紹綸（2010）利用 2008 年《人力運用調查》並透過比較大學畢 業生和高中職畢業生之間的薪資差距做為衡量高等教育擴張政策的影響效果，

研究結果發現，高等教育擴張政策對於大學畢業生的相對薪資有顯著負面影響。

表示此政策雖然增加了大學畢業生的數量，但卻也使大學畢業生的薪資相對減 少。Freeman（1976）、Katz and Murphy（1992）、Mincer（1993）等亦認為大 學畢業生人數增加將造成大學畢業生薪資相對於高中職畢業生薪資差距逐漸 縮小的現象。邱麗芳（2003）以 Mincer(1974)的薪資所得模型為基礎，並加入 其他的變數來估算 1978 年-2003 年臺灣之大學教育實質報酬率，並運用

Mincer(1976)的最小工資模型為基礎進一步探討影響其趨勢變化的因素。作者 將影響大學教育報酬率趨勢變化的因素區分為勞動供給、勞動需求以及總體經 濟三方面。勞動供給面的因素對大學教育報酬率有負面的影響，而勞動需求面 與總體經濟面因素則對大學教育報酬率有正面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在 1980 年代初期，國內對於高等教育人才需求增加，造成 1987 年以前大學教育報酬 率出現了上的趨勢；而在 1987 年後教育部廣設高中大學，使得擁有大學學歷 的勞動供給線右移，造成 1987 年後大學教育報酬率呈現下降的情況。

而李靜洵（2009）則是利用了 1999 年、2000 年、2003 年至 2005 年的《華 人家庭動態調查》資料，合併估計教育報酬率的變化。研究結果發現，我國大 學錄取率由 27％（1975 年）上升到 60％（2001 年）的這段期間，大學的教育 報酬率在統計上並未顯著的下降，即高等教育的擴張在統計上並未對大學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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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報酬率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而在薪資的性別歧視方面，鍾谷蘭（1987）的研究結果指出，男女就業者 的工資差異中，因特性差異所能解釋的部分占了 21％到 41％左右，而因為男 女性別而同工不同酬所能解釋的部分卻高達了 58％到 78％。有關在職性別歧 視之實證研究，劉錦添、劉錦龍（1989）以職業之選擇來解釋性別薪資之差異，

將 1989 年之臺灣地區人力運用調查觀察樣本之職業重新分為五大類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在平均薪資水準相對較低的兩類職業中，不利於女性勞工之薪 資歧視情形最為嚴重。而高長（1990）則是依職業的選擇來解釋性別薪資差異，

結果發現服務工作人員以及生產性勞動人員這兩項職業中，女性受到薪資歧視 的情況較為嚴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對國際貿易之依存度逐漸上升，全球化的趨勢也影 響了國內的薪資變化。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因為企業的資金跟設備相較於國 內的勞工更能快速的移動，因此廠商們可以進行國際間的分工，使用開發中國 家與新興國家大量較為廉價之勞動力進行生產，追求成本之極小化與利潤之極 大化。而在此情況之下，發展程度較高國家的低技術性勞工的工作機會流失了，

壓縮了薪資的成長空間。黃于玲、張一穗、陳建名、苗坤齡等四人（2006）於 主計月刊中發布的文章提到，我國經濟十分非常仰賴國外的需求，屬於出口導 向國家；但是因為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我國商品必須與全球的商品進行價 格上的競爭，導致企業必須降低生產成本以提高產品的競爭力，而這也使得我 國薪資成長相對較困難。而詹建隆（2011）也指出，臺灣本身之產業發展是以 中小企業為主，而其規模無法與世界之大型公司競爭，而為了生存，主要還是 以「薄利多銷」的代工生產模式經營。而此種模式導致臺灣在勞動市場上需求 多為技術人員而非專業人員。專業人員可透過研發來提升產品的品牌價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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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人員只需要遵照客戶的要求代為生產，故專業人員的薪資水準高於技術人 員，因此臺灣企業採降低成本策略的結果，臺灣的薪資水準自然缺少了上漲動 能。

全球化的結果也會使得的產業結構產生變化。葉懿倫（2011）認為，近年 來臺灣薪資成長落後於經濟成長應是因為產業發展高資本、低勞力密集產業而 造成的結果。未來，若我國政府產業策略無法引導國內人才及資本等生產要素，

向「核心技術掌握」及「品牌價值行銷」等相對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移動，我 國的產業依然會持續陷落在資本設備投資擴張和生產成本削減的惡性循環之 中，勞動要素的價值創造型態以及性質沒有辦法改變及提升，我國的勞動要素 價格將與海外生產趨於一致，薪資上漲的空間將會更小。由於近二十年間臺灣 之企業與政府之投資導向主要以大型資本密集產業為主，雖然使得產能提升且 帶動了經濟成長，但是勞動雇用佔生產成本之比重則相對較低，甚至可能會產 生以機械取代勞動力的負面結果。即使需要勞動力，也可以海外工資較為低廉 之勞工來補足，因而造成了國內勞工薪資難以上漲的現象。

國際貿易與全球化對臺灣這個海島型經濟國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全球化 對於臺灣勞動市場帶來的衝擊也特別重要。林佳雯(2012)提到傳統的貿易理論 認為，當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進行貿易的時候，已開發國家將會專注於生 產技術密集性的產品，因而導致對國內高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而對低技術勞 工的需求減少，使得國內的薪資不均度增加；但是對於開發中國家情況則正好 相反，因為開發中的國家會專注於生產勞力密集性的產品，因而對高技術勞工 的需求減少、對低技術勞工的需求增加，故使得國內的薪資不均度獲得改善。

蔡敏仁（2008）則是根據 1989 年至 2006 年的個體資料觀察工資不均度的變化，

並同時考慮了進口、出口與直接投資等國際化之變數，發現國際貿易與直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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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確實會對工資差異產生顯著影響，並因地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變化情況。實 證結果顯示，臺商將產業移轉至中國大陸所帶來成本結構改變的結果，導致低 技術人力的工資水準下降，高技術人力的工資水準上升。工資不均度明顯擴大，

進一步也使得所得分配更加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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