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要保人告知義務法理基礎與兩岸保險法告知義務
第一節 要保人告知義務之法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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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要保人告知義務法理基礎與兩岸保險法告知
義務初步比較
保險契約當事人間的資訊揭露義務，目的在於減少資訊不對稱之情 況，首先討論的是要保人一方所負之據實告知義務。保險人在作成是否承 保及承保條件為何之決定前，須有足夠之資料作為判斷基礎，據實告知義 務之目的即在於課予要保人提供資料之義務，作為保險人判斷依據，以下 分別就告知義務之法理基礎及其法律性質逐一分析，並且比較兩岸告知義 務法制上之差別。
第一節 要保人告知義務之法理基礎
第一項 廣義及狹義告知義務
學理上一般認為告知義務有狹義及廣義之分。狹義的告知義務係指 保險契約訂立時要保人對於與保險標的有關之重要事項應為告知；至於 廣義的告知義務除了契約訂立時告知義務外，尚包括危險增加及事故發 生時通知保險人之義務26。德國所採用者為廣義告知義務，其他多數國 家多採用狹義告知義務，且將危險增加及事故發生列為「通知義務」。此 外，亦可從義務發生之時點區分為先契約義務及後契約義務。本文以下 所討論者為狹義告知義務。
第二項 告知義務適用之險種
我國保險法第 64 條規範要保人之告知義務，立法上體例編排置至於 第二章第二節基本條款中，並未區分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故理論上於 人身及財產保險均應有適用，為我國實務多偏重在人身保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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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財產保險之保險標的具有「外顯性」，保險人容易查核；而人身保險 之保險標的涉及個人身體健康及隱私，保險人實際上難以察覺。惟不論 人身或財產保險，於最大善意原則下，均應受告知義務同等規範。
第三項 告知義務之理論依據
第一款 合意說27
此說認為保險契約之成立，須以契約當事人雙方對於危險之程度 及範圍，意思表示上完全合致為必要，告知義務即為達此合意目的所 必須履行者。而合意理論有可分為主觀及客觀合意理論。客觀理論認 為：不論要保人是否善意，均須對保險人負告知義務；而主觀理論則 認為，契約上之合意僅限於保險人足以獲知之重大危險訊息，亦即要 保人僅就其知悉之危險狀態負告知義務，至於其不知之事項則無須告 知。
客觀理論認為，一旦當事人對於保險契約之目的達成完全合意，
保險契約之目的即告確定而成為告知義務之基礎，甚至有學者認為告 知義務制度目的在於防止不良的保險關係，故應跳脫當事人主觀限 制，不論要保人善惡意，且不當告知或沉默，均無須與保險事故發生 有因果關係28。因此，客觀理論下，即使要保人非出於故意而不為告知，
亦視為違反告知義務，此為保險契約團體性之考量。惟此說忽略保險 契約之主觀要素因而招致批評。
至於主觀理論，雖然與客觀理論一般，均以當事人合意為理論基 礎，但僅有要保人所知悉之事實始負告知義務。主觀理論雖然改進了 客觀理論對於要保人過嚴苛的問題，但主觀理論也有不合理之處，若 要保人不知的事項即不負告知義務，而該事項為保險人主觀上所欲知 之事項，則對於重要之點意思表示不一致仍可有效成立契約，顯然是 矛盾的說法。
27 石田滿， 「保険契書法におけるObliegenheitの法的性質に關する研究序說」 收錄於氏著「保 險契約法の基本問題」，頁 79~89，一粒社，昭和 52 年 10 月 20 日，轉引自林朝誠，保險法上 告知義務之研究，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 81 年度碩士論文，頁 11
28 三浦義道，告知義務論，嚴松堂，大正 13 年，頁 26，轉引自林朝誠 前揭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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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射倖契約說
此說認為保險契約為射倖性契約，當事人所建立之給付關係義務 與給付數額，取決於事故是否發生以及損失額度的大小。對於被保險 人而言，繳納少數保險費，而損失發生時可以獲得鉅額之賠償；相反 地，若損失未發生，則保險人保有所收取之保險費而無須負責29。因此，
基於保險契約之射倖性，保險契約當事人雙方對於事故發生之不確定 性應該要有相同之認知，故要保人負有告知義務。
惟亦有學者認為將保險契約視為射倖性契約容易與賭博契約相混 淆，從保險之構造觀察：保險非基於完全偶然之結果而是依大數法則 計算事故發生之或然率，且由具有同種危險之被保險人組成險共同團 體，以互助精神為基礎，與射倖性之賭博契約源自人性貪婪有所不同。
此外，由目的來觀察：保險強調共同經濟目的，須具有一定利害關係；
反之，射倖性契約則無30。因此，由構造及目的來看，以射倖性作為告 知義務之理論基礎並不充分。
第三款 危險測定說
保險業為維持保險營運之正常，基於給付與對待給付須相等之法 理，故所收取之保險費與所承擔之風險必須均衡，因此有蒐集並判斷 危險發生率相關資訊之必要（亦即所謂的「危險選擇」），此種資訊常 偏在於要保人一方，保險人取得資訊仰賴於要保人自發性的告知。基 於保險人測定危險之必要而以法律課予要保人告知義務，學說上稱為
「技術說」31，主要展現在兩方面： 1.團體性：保險契約雖為個人債 權契約，但保險制度係依「危險分散」及「負擔平均」兩大理論而生，
須有多數經濟單位加入，始能達到上述兩目的，因此在經濟上形成共 同關係之保險團體，而技術上多數加入者形成保險團體之構成要素，
因而具有強烈之團體性32，由於加入者大多僅重視自身利益，故為衡平 團體成員之利益，訂約時應課予告知義務。 2.合理計算：以公平負擔
29 大森忠夫，保険法，有斐閣，1985 年版，頁 84
30 吳鴻章，保險契約告知義務制度研究，商務印書館，1974 年，頁 13
31 山下友信，保険法，有斐閣，2005 年，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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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旨，以共同提撥金(contribution)為遭遇事故時所需補償費用之 準備，此外，保險契約之成立，以危險率計算保險費為前提，危險估 計之大小原為保險人之責任，但受技術上限制，須使要保人為重要事 實之告知，故告知義務制度為保險技術所需33，此說為日本學界通說34。 第四款 瑕疵擔保說
此說認為，保險契約屬於有償契約，保險契約之告知義務應與一 般有償契約之瑕疵擔保等同對待，因此，要保人違反告知義務即視為 違反擔保義務。惟保險契約為一方支付保險費而他方承擔危險，與一 般有償契約給付、對待給付之性質並不相同：1.保險標的物之危險不 能等同於瑕疵； 2.保險之目的在於轉嫁對未來之不確定危險，而瑕疵 擔保之目的在於取得無瑕疵之標的物； 3.告知義務現今以過失歸責為 原則，而瑕疵擔保則傾向無過失主義； 4.告知義務為契約訂定前的先 契約義務，瑕疵擔保則是契約訂立時所隨之發生之義務。因此，較少 有學者採用此說。
第五款 最大善意說
最大善意理論認為，保險契約為最大善意契約，要保人基於誠信 原則，須於訂約時將一切所知之重要事項告知保險人，因為保險契約 以互相信賴為基礎，因此所要求之善意較其他契約為高，以避免保險 遭到惡用。早在英國 1774 年＜賭博法＞(Gambling Act)第 4 條即有規 定：「唯有善意之保險，保險契約始為有效」，亦即保險契約乃最大善 意契約。
最大善意理論源自海上保險，海上保險為一種要求絕對誠實信用 之契約，保險人在核定保費與保險條件前，對於要保人所提供之訊息 往往無法以確實的方式查證，因此，故意或錯誤之陳述下相關之重要 訊息常常成為保險人承保與否的關鍵因素，故為課予要保人告知義務 之法理依據。
惟學說上有對於最大善意原則提出質疑：1.最大善意原則雖可作
33 陳雲中，保險學，五南書局，1985 年，頁 178~179
34 西島梅治，保険法，筑摩書坊，1980 年 2 版；石田滿，前揭書，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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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告知義務之法理依據，但告知義務亦可成為最大善意原則之理論依 據，因此陷入循環論證35；2.此外，「最大善意」之概念過於抽象，定 義並不明確，且並非所有保險契約均具有善意性，例如生存保險是以 積極生存為要件，並無最大善意性；3.最大善意說之下，告知義務常 被解釋為「主動告知義務」對於要保人而言過於苛刻，因此最大善意 契約說遭到學者質疑36。
第六款 訊息不對稱說37
信息不對稱說認為，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爭議繁多之原因在於 契約締約前之磋商階段，一方對於影響風險衡量之重要因素並未透漏 給他方使其知悉或理解，因此雙方當事人存在資訊不對稱之現象，基 於交易之安全及效率，因此課予資訊優勢之一方有告知義務。
上述各說各有所據，合意說從契約法觀點出發，惟偏重於主觀或 客觀合意均有理論及實際上之缺陷，客觀合意說忽略當事人主觀之可 歸責性，課予要保人過重之義務；主觀說則會造成當事人意思表示不 一致而契約仍成立之矛盾。擔保說則忽視保險契約告知義務與一般有 償契約瑕疵擔保之差異，一般契約瑕疵擔保為賣方之義務，而保險契 約中，要保人並非風險之賣方，因此無法解釋要保人之瑕疵擔保責任 從何而來。其他如射倖契約說、危險測定說及最大善意說，其實都在 強調保險契約風險之不確定性及當事人資訊平衡的問題，因此配合訊 息不對稱說，恰可建構出告知義務之法理基礎。
第四項 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
第四項 告知義務之法律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