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1950 年代覃子豪詩論（觀）與現代詩論戰
第二節 覃子豪與紀弦之論戰
1953 年，紀弦創辦《現代詩》季刊，1956 年 1 月宣告成立「現代派」，並提 出現代派六大信條，以「領導新詩的再革命，推行新詩的現代化」為職志：
1.我們是有所揚棄並發揚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萊爾 以降一切新興詩 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 之一群。
2.我們認為新詩乃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
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
3.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 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見、新的手法之發明。
4.知性之強調。
5.追求詩的純粹性。
6.愛國、反共 、擁護自由與民主。18
前兩則信條肯定現代詩發源於橫的移植，奉波特萊爾為現代派始祖，去除中國古 典文學傳承痕跡，這是大膽卻有爭議的信念。從《詩經》以降，中國古典韻文先 後受到南方《楚辭》，漢代到魏晉的賦、古詩、樂府、印度佛教文化及西域文化，
唐代的近體詩、敦煌曲子詞，宋代的詞，元代的曲等影響，這是一種「進步的累 積」（Progressive Cumulation），是一種歷程。而現代派詩人與西方新興詩派精神連 結者並不多，無法證明中國現代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血緣。
第三到五則強調嘗試新方法，主張知性，追求詩的純粹性，至今仍在詩壇有 一定的影響力，1960 年代臺灣現代詩曾以這三條作為創作難解晦澀詩句的依據。
最末條則是因應 1950 年代盛行的反共文藝思想，有點像做做樣子給政府交代。五
17 覃子豪，《論現代詩》（臺中：普天出版社，1976），頁 136。
18 轉引自蕭蕭，〈五○年代新詩論戰述評〉，收入陳大為、鍾怡雯主編《20 世紀台灣文學專題 I：
文學思潮與論戰》（臺北：萬卷樓圖書，2006），頁 178。
六兩則看似相悖卻又並列，由此可猜想紀弦對當時的政治社會背景有所顧忌。
在紀弦成立現代派，發表了六大信條後，上一節提到的作家寒爵給予了嚴厲 的批評，紀弦也加以回擊。紀弦直言：
真正的雜文家，貴在有他的正義感。……為什麼專在詩壇上起風波，偏要 尋寫詩的作對，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罵其街，究竟是何居心，有什麼不共 戴天之仇？而尤其可怪的是，未聞對於舊詩有所冷嘲熱諷，唯獨找到新詩 的頭上來大放厥詞。難道寫舊詩的官大，不敢罵，寫新詩的多半是些兵士、
學生，好欺負些不成？19
紀弦重砲回擊，質疑寒爵等人其心可議，也可呼應上一節覃子豪和周棄子等人的 論戰所涉及的現代詩和古典詩競爭詩壇主導權的情形。
有些人或許感到疑惑 1953 年，紀弦已創辦《現代詩》季刊，為什麼還要特地 發起一個文學團體。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反共抗俄」是 1950 年代政治、社 會乃至文藝的優先表現主題。紀弦發表現代派六大信條，「愛國反共」改至最後一 條，是為了 1950 年代盛行的反共文藝思想所設，算是宣示不背離政府反共文藝政 策看的。追求知性與詩的純粹性才是現代派真正追求的精神和主要內容。
第二，現代派以六大信條為號召，召集了上百位詩人。林亨泰認為，詩人們 藉由這樣的刺激，開始認真探討「詩是什麼？」、「詩必須如何來寫？」、「詩是為 何而寫？」等問題，是促進現代詩壇活力的重大契機。20
一些回憶文章形容此時的紀弦「意氣風發」、「儼然是一位詩壇盟主」，紀弦成 立現代派，或多或少有與舊詩壇爭奪主導權有關。另外，自《新詩週刊》起，寫 詩人口增多，現代詩質量提高，客觀的社會條件，使得成立現代詩社的時機成熟。21 1957 年，也就是現代派六大信條公布後的隔年 8 月，覃子豪在《藍星詩選：
獅子星座號》發表〈新詩向何處去？〉對紀弦主張「橫的移植」有所懷疑。覃子 豪在「中國詩人聯誼會」22例會上，將這本刊物送給紀弦，希望這只是討論意見，
不影響兩人交誼。覃子豪在文章中表示：
有人（按：應指紀弦）認為中國新詩是吸收了西洋詩的營養而成長、壯大，
是世界詩壇之環，因而，世界詩壇的方向，便是中國新詩的方向。
19 紀弦，〈捧與罵－做詩與做人〉，《現代詩》季刊（臺北：現代詩季刊，1957 年 5 月 20 日），頁 3。
20 林亨泰，〈台灣詩史上的一次大融合（前期）－一九五○年代後半期的台灣詩壇〉，《台灣現代詩 史論》（臺北：文訊雜誌社，1996），頁 99。
21 應鳳凰，《五 0 年代台灣文學論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7），頁 33。
22 中國詩人聯誼會於 1957 年成立，由《今日新詩》月刊創辦人左曙萍（1908—1984）邀請覃子豪、
紀弦、鍾鼎文、鍾雷（1920—1998）、彭邦楨、李莎、上官予、方思等人成立。今為「中華民國新 詩學會」，理事長為綠蒂（王吉隆，1942—）。
這種觀點，令人實難苟同。……詩人們懷疑完全標榜西洋的詩派，是否能 和中國特殊的社會生活所契合，是一個問題。……中國新詩之向西洋詩去 攝取營養，乃為表現技巧之借鏡，非抄襲其整個的創作觀，亦非追隨其蹤 跡。技巧之借鏡，……其目的在求新詩有正常進步與發展。中國新詩無論 提倡何種主義，標榜何種流派，均有撿拾餘唾之譏。例如：正當中國詩壇 有人提倡現代主義運動之際，英國現代主義詩人史班德（Stephe Spender，
1909—1995）在〈現代主義運動壽終正寢〉（The Mondernism Movement is dead）一文中卻宣布現代主義的死亡。中國的現代主義者，欲得進步之名，
反得落伍之實，這是多麼殘酷的諷刺。
現代主義的精神，是反對傳統，擁抱工業文明。在歐美工業文明發達至極 的社會，現代主義尚且不能繼續發展；若企圖使現代主義在半工業半農業 的中國社會獲得新生，只是一種幻想。……否則，其作品只能成為現代西 洋詩的擬摹，或流於個人脫離現實生活的純空想的產物。失去了詩的真實 的意義。……
若全部為橫的移植，自己將植根於何處？外來的影響只能作為部分之營 養，經吸收和消化之後變為自己新的血液，新詩目前急需外來的影響，但 不是原封不動的移植，而是脫變，一種嶄新的脫變。23
有論者以「世界詩壇的方向，便是中國新詩的方向。這種觀點，令人實難苟同。」
這段話，將覃子豪和紀弦切割為兩個完全對立的面向，現今教科書為了讓學生快 速摘取重點，亦有此傾向。但我們不應忽略覃子豪也說「新詩目前急需外來的影 響，但不是原封不動的移植」。覃子豪不完全反對橫的移植，而是反對「原封不動 的完全的橫的移植」。
覃子豪認為 1950 年代的臺灣並不是工商發達的現代化社會，現代主義是批判 現代社會的問題而產生，紀弦提倡現代主義是為了讓臺灣更快邁入現代化社會，
覃子豪認為這是倒果為因。英國詩人史班德認為現代主義已到了末期需要轉型，
臺灣現在引入現代主義，說這是進步，不免為時已晚。這樣的情形，就和我們的 教育現場一樣。自教改以來，常常引進外國的教育思潮或手段，但都沒有通盤考 察其是否在外國已過時或者是否適合臺灣，直接做全面的橫的移植，等到實行才 發現與臺灣社會的發展有所扞格。但「頭都洗一半了」，只好邊做邊修，或是再找 一個外國教育思潮來替代，無限循環。
紀弦在 8 月 31 日出版的《現代詩》19 期，發表〈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
回應。他說自己沒有要「全面的橫的移植」，他想要吸收西方詩藝術的手法來創新 臺灣現代詩：
23 覃子豪，《論現代詩》（臺中：普天出版社，1976），頁 138-139。
這棵樹苗，雖說來自西洋，但它被移植到中國的土壤裡，經多年的栽培、
灌溉、與品種的改良，而今顯已日趨茁壯，欣欣向榮，枝繁葉茂，開花結 果並且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族精神之一表現的型態了。但是我們又不可 以因為它在今日已經成為中國的東西了而就否認它本來是移植的這個事 實。24
紀弦提到現代詩從西洋移植而來，但是已內化成具有中華民族精神的面貌。這點 和覃子豪說的「外來的影響只能作為部分之營養，經吸收和消化之後變為自己新 的血液」論點其實是相似的。紀弦強調從西方移植，是為了求取創新，對比於古 典詩的創新：
……而這民族精神，又是寄託之於整個的民族文化，並非僅僅依存於舊詩 之傳統的。25
強調詩的現代化與新的創作方法，是為了國家現代化。紀弦認為，科學領域我們 不斷追求跟上西方，那麼文學與藝術也應如此。林亨泰附和紀弦的說法，認為現 代派是復興中國文學的光榮，爭回世界文學的領導權。26
那麼，覃子豪為什麼要反對「全面的橫的移植」？他所憂心的是失去中國詩 特有的風格。
風格是代表自己的，不屬於西洋詩的任何一個流派或任何一個主義。要使 讀者從新詩的形象裡窺見中華民族精神的全貌，從新詩的節奏中聽見中國 時代脈搏跳動的聲音。這是一種創造，新詩的自我創造。自我創造的成功，
風格才能完成。中國的新詩是中國的，也是世界性的，唯其是世界性的，
更要有自己獨特的風格。27
覃子豪期許現代詩創造屬於自己民族的風格，他也是有著期許國家民族進步的思 想。28在民族精神這方面，覃子豪和紀弦的說法其實是同大於異。
除了「橫的移植」和「縱的繼承」的討論，紀弦和覃子豪的第二個歧見，在 於現代詩的「主知」或「抒情」。
紀弦面對 1950 年代古典詩和現代詩力爭詩壇主導性的過程中，一般大眾多認
24 紀弦，〈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現代詩》19 期（臺北：現代詩季刊，1957 年 8 月 31 日），
頁 9。
25 同註 24。
26 林亨泰，〈中國詩的傳統〉，《現代詩》20 期（臺北：現代詩季刊，1957 年 12 月 1 日），頁 36。
27 覃子豪，《論現代詩》（臺中：普天出版社，1976），頁 150。
28 陳政彥，《戰後臺灣現代詩論戰史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07），
28 陳政彥，《戰後臺灣現代詩論戰史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