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學生聲調偏誤模式

越南學生在華語聲調習得上，一聲和四聲的互相混淆，是在先行研究中普遍 受到注意的現象（江佳璐，2009；吳門吉、胡明光，2004；阮越進，2011；林玲 英，2005；馬琳琳，2005；陳氏金鸞，2005；陳鈺、武青春，2008；楊吉春、杜 氏秋恒，2008；楊林、高明揚，2010；廖才儀、張莉萍，2013；劉曉軍，2006；

韓明，2005；羅彩文，2016）。在越南學生的聲調偏誤研究上，較大部分的研究是 從發音面向來探討的（吳門吉、胡明光，2004；李湘平，2006；李璨，2007；林 玲英，2005；高春燕，2008；陳心怡，2007；楊娜，2005；潘武俊英，2008；韓 明，2005；羅彩文，2016），研究者普遍認為：在越南學生的發音偏誤上，四聲為 最嚴重的問題（江佳璐，2009；吳門吉、胡明光，2004；李璨，2007；馬琳琳，

2005；陳氏金鸞，2005；陳心怡，2007；楊吉春、杜氏秋恒，2008；楊娜，2005；

韓明，2005）。發音主要的偏誤模式是一聲和四聲相混，由此可知一聲的發音也存 在著問題。例如林玲英便認為一聲為發音最大問題，而韓明也認為在語流中，除 了四聲之外，一聲是偏誤最多的聲調。此外，陳氏金鸞排序越南學生聲調發音難 易度，也認為一聲是次於四聲的最難聲調。

除了聲調發音的探討之外，部分研究者也進行了聲調聽辨的調查。江佳璐

（2009）、陳氏金鸞（2005）、楊吉春和杜氏秋恒（2008）、劉曉軍（2006）都分 別以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來測試聲調聽辨的偏誤情況，曾金金（1999a）除了單、

雙音節詞之外，還做了短句的聽辨測試，而楊林和高明揚（2010）則純以雙音節 詞來測試。聽辨和發音的偏誤模式一樣，也是一聲和四聲的相混。曾金金調查顯 示：越南學生聽辨一聲的偏誤率高，以誤聽為四聲最多。陳氏金鸞、楊吉春和杜 氏秋恒的調查結果相似：越南學生在聽辨方面，一聲問題最大，其次是四聲，不 過劉曉軍則認為四聲問題最大，其次為一聲。

在聲調發音和聽辨能力的比較上，江佳璐（2009）和陳氏金鸞（2005）的調 查結果都是：發音比聽辨的偏誤率高得多，由此推斷受測者聲調聽辨的能力優於 聲調發音能力。以陳氏金鸞的調查結果為例，單音節詞發音偏誤率為聽辨偏誤率 的 6.6 倍，而雙音節詞發音偏誤率為聽辨偏誤率的 2.5 倍，聽辨表現明顯優於發音。

但是楊林和高明揚（2010）的調查結果不同，結果顯示受測者的發音能力優於聽 辨能力。這些研究者也都注意到受測者聽辨與發音能力的不一致：受測者可能說 不準聲調，但卻聽得準聲調；而能聽辨出的聲調，也未必可以發得出來。

在上述研究的發音和聽辨測驗材料方面，這些研究者使用的都是真詞，而在 發音測試中，因考量到受測者認讀漢字的能力，也盡量使用初級或高頻的字詞作 為發音認讀材料，如江佳璐（2009）所使用的發音字詞表是選自朱川的「漢語語 音測試字表」（內容選自「實用漢語讀本」一、二冊）和現代漢語語料庫詞頻統計 表的前 1200 個詞；陳氏金鸞（2005）的字詞表則是選自「實用視聽華語一」，以 確保所選用字詞為受測者學過的字詞。在發音測驗中，字詞大多是以漢字呈現給 受測者認讀的（江佳璐，2009；吳門吉、胡明光，2004；林玲英，2005；陳氏金 鸞，2005；楊吉春、杜氏秋恒，2008）。劉曉軍（2006）與楊林和高明揚（2010）

的字表呈現稍有不同，前者將字詞標注聲母韻母，但不標注聲調；後者是以漢語 拼音呈現字表，含聲母、韻母和聲調。

值得考量的是，以漢字呈現給受測者認讀以測驗其發音能力的調查，無法排

除受測者發音偏誤中的記憶偏誤因素，因此調查結果顯示的不只是受測者的聲調 發音能力，也牽涉到聲調記憶能力。楊吉春和杜氏秋恒（2008）在分析其發音測 驗結果時注意到：越南學生在認讀一聲或四聲漢字時，因不記得此漢字為一聲或 四聲，因此常產生誤讀；而由其所做的進一步認讀調查結果看出，即使是初階高 頻字，也存在著聲調記憶偏誤的問題。

針對越南學生聲調記憶的研究較少。根據黎明清（2009）的調查，在華學習 漢語的越南生對於一、四聲的常用單音節詞聲調記憶，正確率約 70%到 75%。廖 才儀、張莉萍（2013）調查｢華語學習者電腦寫作語料庫｣中所出現的漢字聲調偏 誤，統計華語學習者在書寫漢字時，因聲調錯誤而誤用的漢字（如；地「方」誤 寫成地「放」）。此調查與學習者的漢字聲調記憶有一定的關聯，而在此調查中，

越南學生一、四聲漢字的偏誤最多，在 A2（初級）等級的單音節詞和雙音節詞字 彙部分，一聲和四聲的偏誤率都約有三成，在 B1（中級）等級的字彙部分，一聲 的雙音節詞偏誤率（35%）高於單音節詞（25%），而四聲的單音節詞偏誤率（42%）

高於雙音節詞（32%）。既然越南學生在聲調記憶上存在著誤差，那麼以漢字為發 音唸讀材料的測試中，受測者的錯誤應有一部分根源於聲調記憶錯誤而非發音錯 誤。由此也可推測，先行研究對於聲調發音和聽辨測驗的結果相比較，或認為越 南學生聽辨能力優於發音能力，或持相反看法，可能與兩方呈現字表方式之不同 有關。江佳璐（2009）和陳氏金鸞（2005）以漢字作為唸讀材料，受測者聲調發 音正確的前提是聲調記憶正確，調查所得結果是：受測者聽辨能力優於發音能力。

而楊林和高明揚（2010）以漢語拼音作為唸讀材料，其發音測驗不會牽涉到聲調 記憶的問題，結果顯示受測者的發音能力優於聽辨能力。

換句話說，先行研究調查越南學生的華語聲調是「聽辨能力優於發音能力」， 抑或是「發音能力優於聽辨能力」，其研究結果可能受到其研究方法所影響：若發 音測驗中的唸讀材料沒有標示聲調，受測者必須自行判斷各字詞為何聲調，則其 發音偏誤率將因聲調記憶偏誤而增加，而很可能得出「聽辨能力優於發音能力」

的實驗結果；若發音測驗中的唸讀材料有明確的聲調標示，受測者不需自行判斷 唸讀材料中各字詞為何聲調，則發音偏誤率應大為降低，甚至得出「發音能力優 於聽辨能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