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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轉譯的概念探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轉譯的概念探討

壹、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起源

以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定位的研究經常是描述性多過 於解釋的,因此 Latour (2005)曾提過使用理論一詞命名並不恰當,可能會誤會這 是一種可以直接進行套用的模式。ANT 的觀點在當代經常被借用以處理爭議、

混亂、未知的新興議題,尤其與科學和科技技術相關。當研究者打算藉由 ANT 的觀點去研究時,會發現不像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有很強的架構與一套既定的模式,

ANT 涵蓋許多前所未見並且曖昧的概念。Law (2008)認為理論的成型可從 1990 年代以前的一些故事看出端倪。在這些案例研究中例子本身經常就是理論,又或 者應該說理論是從許多的案例中逐漸成熟。Latour 認為 ANT 又可以被稱為轉譯 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是幫助我們去訴說關係如何生成的故事,轉譯 或者網絡(network)實為研究概念或者讓我們看見的研究以及想像力練習工具。

任何關於 ANT 的抽象詞彙以及詮釋往往都還是要回到每一個案例本身才能夠捕 捉到其動態,以下介紹 ANT 的案例故事。

一、挑戰大型工程的系統觀點

1970-1980 年代,科技史學者 Thomas P. Hughes(楊佳羚、林宗德譯,2004)

撰述電力供給的故事,分析愛迪生(Thomas Edison, 1847-1931)的發明始於系統的 觀點,將他描述為一個系統建造者,說明他考量大型技術系統及其子系統如何在 創新發明和穩固的階段作用使得此科技能夠成功。不過事實上,對比如此成功的 案例,科技史上充滿著更多以失敗告終的工程,Michel Callon (1986)就曾以電動 車發展的失敗案例提出另類討論觀點。當法國電力公司 EDF(É lectricité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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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生產以蓄電池或燃料電池驅動的電動車(雷諾)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時,卻 因電池內的催化劑汙染問題無法順利製造。Callon 在此關鍵的問題並非舉出成功 的範例,而是挑戰我們如何描述工程系統的社會以及物質異質性之複雜?其中他 也提出轉譯(Translation)可以從三個部分去理解:分別是轉譯代言人

(translator-spokesperson)、強制通行點的佈局(geography of Obligatory Points of Passage)和位移(displacement)。EDF 代言的不只是雷諾和顧客的欲望和期待,

它也同樣是蓄電池、燃料電池、催化劑的驅動作用;EDF 成功的轉譯也意味著 讓自己成為不可或缺的,它告訴人們製造電動車可以解決汙染和交通問題,但是 在那之前還必須面對電池的問題;最後成為代言人以及強制通行點的過程也就包 含了位移,透過寫進報告、文件、調查結果等當中,這些文本在會議、論壇、研 討會裡被討論,金錢和物質亦流動連結,這都不是一開始有系統並穩定建構出來 的。EDF 成為轉譯的中心不僅是組織等實體位移,而是讓溝通與聚集發生在特 定場域而使之能夠有持續移動的續航力。

二、重視實驗室裡的實作

1960 年代晚期社會學者受到孔恩(Thomas S. Khun, 1922-1996)著作《科學 革命的結構》所啟發,創立 SSK 學派(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他們認為典範可以被視為是種文化。然而若由此推之,理論的絕 對真實性變得無關緊要,於是這才發展出方法學上的「對稱性原則」-亦即真的 知識或假的知識都應該被予以對等的解釋,接受相同規格的檢驗。孔恩舉例說明 形式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得從案例中去理解其意涵,ANT 向孔恩和 SSK 取 法之處便在於對實作(practice)的重視。在 1970 年代中期,Latour 進入沙克研 究室(Salk Institute),採取民族誌的方式探索科學真理的宣稱究竟是從何種實作 中的語意學被生產出來,完成《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 :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一書。他發現實驗室裡許多宣稱其實都很模糊,並且混雜了有

關社會和有關自然的事物。一旦「觀察」被寫入實驗結果的紀錄被放入表格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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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成為了自然、客觀的有力的宣稱,並使原來有關社會的一切都消失不見。換 言之,客觀事實的製程不再能被見到而只留下形式和方法。若知識生產時,中介 與異質關係消失,人們僅能看到二種壁壘分明的類別:事實/事實的知識,還有 背後一套純化系統(a system of purification),異質的網絡關係則被忽略和遺忘。

三、轉譯作為一種隱喻和研究方式

法國思想家 Michel Serres(1930-)對現代社會提出眾多隱喻,像是天使

(Angels)、寄生蟲(Parasite)、荷米斯(Hermes)、西北航道(North-West Passage)

等概念,這些概念都不脫離「第三者」-兩者間的交合與轉化,轉譯是這些隱喻 其中之一。當我們在兩個專業之間溝通、搭橋、製造連結的過程,轉譯就會出現。

最直覺的一種解釋是將轉譯視為一種溝通的形式,我們或許會認為「好的溝通」

是純粹而沒有雜音的,但 Serres 卻關注噪音和干擾(所謂的第三者),並且認為 真正的溝通是混雜著各種信號。當兩者要建立溝通關係,傳訊者會想要排除噪音 並認為那是阻礙,可是對於接收者而言那噪音卻不一定是困擾。Serres 認為一個 成功的溝通必然包含著失敗的風險,溝通時雖會出現扭曲、背叛、轉譯,但如果 我們不是站在訊息偏位的那個點,而選擇順流而下來到目的地觀看,反倒有機會 清楚看到「創新的過程」。轉譯的工作是讓兩個字詞對等,但由於不可能有兩個 字詞是完全對等,轉譯又總是暗示著背叛。轉譯既在創造相同對等的事物,卻也 是種轉換,關於移動字詞們、連結以及改變字詞們,其中最有趣的地方在於秩序 和失序之間的那些邊界,或不同秩序擦肩而過而出現的偶然性。Serres 的隱喻引 領我們去想像這些在秩序邊界中遊走的信使(messengers),我們想要排除的偶然 性、不穩定、閃爍等干擾實際上也產生了新的秩序或暫時的穩定。(Brown,2002;

許宏儒,2011)。Callon (1984)的扇貝研究也以轉譯為概念,他探討人與扇貝之間 的溝通,將對稱性原則應用於人與非人,讓科學社會學不再侷限在認識論層次上 討論真理和謬誤,進而深入了本體論的範疇,在世界中看見各式各樣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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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結構主義聚焦的關係性

ANT 也被看作是後結構主義的實徵版本。結構主義試圖尋找一套人們所不 自知的系統,如人類學者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受結構語言 學啟發,認為主導人類行為的語法、文法、親屬關係和文化現象是客觀存在且先 於人的,而人受到隱藏的系統所規範。後結構主義比結構主義多了「歷時性

(diachronic)」時間因素而動搖了結構的靜態,認為人和結構其實是互動關係(蘇 永明,2015)。如同社會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論述或知識型

(epistemes)的縮小版,ANT 聚焦於探索具策略性的、關係性的以及有生產力 的特定、小規模、異質行動者網絡,法國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研究即為一例。此案例中行動者們即興聚集,經生產而來的異質組構並且是限定 形式的秩序,而絕不是有一體通用的秩序指向事件發展的順序。Latour 透過追蹤 去向和找尋構成巴斯德(細菌學)的所有成員,數次翻越科學和社會之間的界線,

將巴斯德化描述為一連串顛覆力量關係的偏移過程。他也說明他在研究中使用

「力量線」這種模糊的概念,這不如網路、道路、廊道或邏輯來的清晰可見,使 讀者無從得知究竟他談的是生命、印刷電路、論證、機器、戲劇或習俗,這是他 刻意使用一種我們不熟悉的分類事物的方式來挑戰既有想法,最終要指出社會的 樣貌並無法以科學的或者社會的結構而被化約(伍啟鴻、陳榮泰譯,2016)。

貳、轉譯的研究架構

從不同研究場域而來的故事交集形成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作為一新興社會學,

相關的實徵研究提供我們一個發展研究的方向。接下來我將從幾個經典個案切入,

進一步觀理解前人如何以轉譯觀點來思考社會,以及他們如何進行研究和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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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貝復育帶來的啟示

Callon (1984)作為 ANT 的創始者之一,最為人所知的是有關法國扇貝復育 的研究。故事要從熱愛扇貝的饕客說起,扇貝因受到法國人喜愛而供不應求,在 幾處海域之中,布雷斯特(Brest)海港的扇貝面臨海星的掠食、冬天屢次的低 溫,再加上漁夫們過度捕撈而出現產量日漸降低的狀況。1972 年一場在布雷斯 特舉行的會議中,科學家們和漁會開啟了討論試圖一起找出增加產量的方法,而 這場會議開啟日後科學知識誕生的契機。法國國家海洋開發中心(CNEXO)的 研究員們在前往日本旅程中看見一項技術能夠讓扇貝幼體在收集器上固定,避免 成為掠食對象而無法長大,直到尺寸夠大再使其著床等待二至三年後收成。1970 年代的漁夫們透過產量減少的現象,才發現自己過往對於扇貝這種生物的成長過 程並不瞭解而科學家們也未曾將扇貝作為其研究對象,這是科學家首度意識到他 們缺乏有關扇貝成長的科學知識。此外,在漁業蓬勃發展之際,聖布里厄海灣(St.

Brieuc Bay)的漁夫們看見布雷斯特海港扇貝收成減少的困境,開始擔憂同樣情 況會再次出現自己工作的海域。以上這些原因促成熱烈討論,研究員於該場會議 中抓住大家焦點後造成一連串效應對法國扇貝的探索,而後十年期間,聖布里厄 海灣的漁夫組成社會團體,專家學者們亦組織起來研究扇貝與促進養殖成效。

Callon 以轉譯說明研究者如何動員和復育扇貝並紀錄科學知識的誕生。

在上述情境中,他所謂的轉譯實為「代言」,海洋開發中心的研究者們將相 關行動者共同興趣提取出來,簡化每個行動者的複雜性,並將他們導向相同興趣,

也就是他們讓自身目標成為其他人/非人的興趣,成為所有行動者的代言人,透 過轉譯、協商形構出一個大家可以一起行動的網絡。這過程未必能順利進行,當

也就是他們讓自身目標成為其他人/非人的興趣,成為所有行動者的代言人,透 過轉譯、協商形構出一個大家可以一起行動的網絡。這過程未必能順利進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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