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攝的對象。即便他是為了幫助那些被攝者。
上述三位紀實攝影家，都一致認為影像蘊含的事實會「由影像內容自身主動 地表述出來」，但是攝影者在面對被攝者時所採取的態度與方式卻截然不同。里 斯雖然被公認為美國第一位紀實攝影家，而他所拍攝的影像也的確成為民族誌所 需要的種種社會細節的「目擊者」，但是他取得影像的方式：猶如恐怖份子闖入 被攝者的生活，拿著帶有閃光燈裝置的機關槍胡亂開火，強勢的獵影方式以及慣 用的強勢手段，使得被攝者都呈現了消極的受苦者，而非積極生活的勞動者。這
209 見2006.5.12關曉榮訪談，陳弘岱：《〈人間〉雜誌紀實攝影對台灣紀實攝影的影響》(文大新
聞所碩論，2006)，頁84。
210 Liz Wells等，鄭玉菁譯：《攝影學批判導讀》(台北：韋伯，2005)，頁100。
211 同上註，頁101。
212 見William Stott：《紀實表現與三十來歲的美國》頁14；同上註，頁109。
213 同上註，頁112。
些將下層人民「定型化」的影像成就了他帶有改革意味的介入行為，等同於對被 攝者自我陳述權力的再次剝削。與剝削勞動者的資方唯一的不同點是，他獵取影 像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改革社會的能力。214史托特則認為紀實是具有高度權力 的剝削力量，不僅剝削被攝者，同時也剝奪讀者或觀賞者批評的權力，紀實以自 身內容所帶有的「真實性」為傲。史賓德對於紀實攝影的表述比較接近《人間》
的想法，他在拍攝的同時能意識到自己剝削被攝者的行為，並為之反省，但是行 動上仍突破不了人道主義溫情的侷限。
《人間》向社會學習的原動力，使得社會各層面的聲音很容易被挖掘出來。
書寫方面，往往以受訪者的自白與對話的直接引語模式保留主角的心聲。如創刊 號〈我不是小丑，我僅僅是一個矮子〉紀錄台北萬華流動綜藝團中矮子王、阿雄、
阿江與阿合四個侏儒的生命故事。在正常人的社會中，總以關懷、憐憫、無奈的 獵奇角度去「凝視」215我們不熟悉的事物，卻少有人願意真正深入地了解與我們 不相同的文化，如文中矮子王與採訪者的對談：
「其實，你應該到我們這些矮子的家去看看。我們的東西都是小小的，床也 只有一點大。桌子、椅子，甚至便桶都是特別訂作的。而且，家中的東西都 掛在牆壁的下方。」
「真的啊！」我驚異地問著，心中充滿了好奇，想著這必定會是一個引人注 意、又有趣的畫面。
……
只見他們幾個笑得不可收拾地說道：
「唉！那會是真的？跟你說著玩的啦！我們還不是和你們正常人一樣。」216
上述這番對話，拉大了不同族群間的距離，正常人驕傲地以為用「同理心」的態
214 的確，在里斯的《另一半人是怎樣生活的：對紐約下等房客的研究》多次再版之後，當時任 職紐約警察局長的迪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58-1919)便開始針 對紐約當地治安較為惡劣的角落採取積極的改革措施。孫京濤：《紀實攝影──風格與探索》
(山東：山東畫報，2004) ，頁57。
215 張美陵：〈內／外，自我／他者〉《人像攝影學術論文集》(1996.12)，頁70。
216 見《人間》創刊號(1985.11)，頁71-2。
度去關懷弱小的族群是正確的做法，卻早已忽略了我們在心態上提高了自身、貶 抑了他者的地位，更剝削了他們同為平等社會中的一份子的事實。矮子王對筆者 開的玩笑，正是這個狀態無言的諷刺。但是侏儒們不以為意，他們願意以身體的 苦痛，帶給世人娛樂，他們只希望下了舞台，社會大眾能單純地把他們當成身高 不高的同胞看待，而非馬戲團的跳樑小丑。
3-3 〈阿雄到市場推銷商品〉
在一張阿雄到市場推銷商品的長焦距影像中(圖
3-3)，共有六人在畫面中清
楚的被呈現，五個是身材正常的婦女，一個是侏儒男子阿雄。緊密的構圖象徵市 場的擁擠與討生活的艱辛，性別的反差與身高的距離加大了普通人與侏儒兩種族 群社會地位的巨大差距，阿雄後方兩個女性以奇特的眼光低頭注視著侏儒阿雄，畫面右側背對鏡頭的黑衣婦女也轉頭觀看，畫面左方牽車的年輕媽媽則帶有疏 離、畏懼的眼光面對鏡頭，似乎在表達面對這種情況下，無所適從的道德不適感。
給予身為觀者的我們深深的震撼。
回觀關曉榮的《八尺門》與《蘭嶼記事》系列，關曉榮並不考慮這些影像是 否能被送入博物館或是藝術殿堂，他拍攝的出發點是建立在反映基隆八尺門地 區，與蘭嶼地區的原住民，受到漢人強勢統治下的生存權益。他時時關注到的是 身為漢人記錄者的自身立場，會不會與那些觀光客們獵奇的影像掠奪行為畫上等
號，他的拍攝立場「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著明顯的政治性立場。」217 陳佳琦評論說：
關曉榮的作品再現了蘭嶼人的生活、傳統文化與政治抗爭的影像，由一個懷 著關懷視野的漢人攝影者所為，再現的是與自己不同族群的達悟原住民，一 個異己的他者。觀眾與接收者大多數為台灣本島民眾以及原住民知識青年，
再現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讓漢人更理解原住民，關懷他們的處境。218
《人間》對事件的報導，追隨著
FSA
與尤金‧史密斯的腳步，都是統合在 一個具有社會政治改革計劃下的影像產物，並結合了文本，使得不同的議題都帶 有一貫的，左翼批判的思考特質。影像並沒有特地隱沒拍攝者的位置，相反地，許多影像都是在被攝者清楚認知到攝影者存在，而注視著鏡頭的情況下產生的。
讀者透過鏡頭的視角，觀看著被攝者，同時也讓被攝者觀看著，這中間便存在某 種對話的效果，透過影像中的所有「知面」，「我們立即地在作品主體和自身生活、
境遇間建立起關係……我們被邀請接受這些汲取自生活的『誠實』影像，但它們 同時也是天賦異稟之攝影家的結晶。」219透過《人間》攝影師與寫手銳利的眼光 與準確的描繪，原住民受到強勢漢化的文化存續問題、同性戀受到的社會扭曲觀 點、傳統產業受到工業化的沒落淘汰問題、金字塔底層人民受到當局忽視的問 題、勞工受到資產階級壓榨的問題，以及兒童受到成人、同儕虐待的問題。都可 透過影像與文字再現出來，做為社會改革的證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