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連署作為一種立場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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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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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在建立適用於台灣的連署理論之前，本章節先透過文獻檢閱，詳細的認識美 國的連署理論。如此作法，即一方面能夠清楚地掌握當前美國的理論發展脈絡；
另一方面也可以啟發本研究後續的理論建構。
有關美國解釋國會議員為何參與連署的理論，大致上有三個主要理論途徑，
而這三個途徑也很湊巧地分別代表了三個不同時期。筆者由早期至近期分別進行 討論，最早開始發展的模型為立場表態模型(position taking model)，然後是立法 資訊模型(legislative signaling model)的萌芽，最後出現的則是，近幾年逐漸引起 學界注意的立法網絡模型(legislative network model)。
第一節 連署作為一種立場表態
立場表態模型的起源，來自於 Mayhew(1974)，在他所寫的書《Congress: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當中，認為國會議員有連任的動機，因此可以透過連署向
選區選民或利益團體表達立場，而且連署通常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成本，即可達到 立場表達的目的。所以 Mayhew 進一步推論，勝選地位較不穩固的國會議員，應 該有較強的動機參與連署，因為透過連署，他們有機會鞏固自己的連任地位。然 而，Mayhew 的論點在他的書中，並沒有進一步尋求證據支持，反而是到了 1980 年以後才出現較有系統的研究。Campbell(1982)是第一篇研究美國國會連署的期 刊論文，Campbell 同時研究美國參眾兩院的立法連署，並且發現勝選幅度 (electoral margin)愈小的參議員，連署數量會顯著較高，但並未發現眾議員連署 的數量有上升的趨勢。另外，他也發現意識形態較傾向自由派的參議員及眾議員，
皆比保守派的議員有較高的連署數量。透過 Campbell(1982)的初探研究，
Mayhew(1974)的推論初步地得到了證據支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Campbell 的 文章也提到了意識形態似乎比勝選地位更有解釋力，雖然 Campbell 並沒有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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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Koger(2003)的結論依然對於立場表態模型抱持肯定的立場，他認為儘管勝選 幅度不顯著，但其他與勝選地位相關的變數都顯著，表示立場表態模型的解釋力 仍然足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Koger(2003)的研究當中，他也提到了意識形 態的重要性，但比較可惜的是，他與 Campbell(1982)相同，並沒有再進一步解釋 為何意識形態是重要的。
有關意識形態影響國會議員連署行為的闡釋，一直推遲到了 2005 年才由 Goodliffe 與 Rothenberg(2005)所提出。但 Goodliffe 與 Rothenberg 原先的研究目 的並非是討論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而是針對立法資訊模型的代表，Krehbiel(1995) 及 Kessler 與 Krehbiel(1996)的理論做出回應。他們認為，Kessler 與 Krehbiel 認 定意識形態較極端的國會議員參與連署會對其他議員產生「花車效應」
(bandwagon effect)的假設，是不正確的。簡單來說，Kessler 與 Krehbiel(1996)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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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 point)，而兩黨的極端國會議員(bipolar extremist)在連署初期的投入積極程 度會成為其他議員決定連署與否的資訊。他們認為，如果極端議員在初期大量投 入，則其他議員可能會認為這個提案很重要，並且在連署的中後期有較高的可能 性參與連署。然而，Goodliffe 與 Rothenberg(2005)透過研究設計，駁斥了這一個假設，他 們的分析結果發現，雖然分屬兩黨的極端議員的確可能會在連署初期就採取行動，
但是在提案連署的任何階段(早、中、晚)，非極端議員(或中位議員)都不會特別 傾向連署提案。所以，Goodliffe 與 Rothenberg 認為 Kessler 與 Krehbiel 的假設與 實際情形不符，也不認為意識形態在國會議員的連署行為上有感染的效果。
當然，Goodliffe 與 Rothenberg 除了反駁立法資訊模型的假設之外，他們也 得到一些重要的研究發現。他們認為，願意參與某項提案連署的國會議員，基本 上都是對該提案擁有共同興趣(common interest)的人，且絕大部份都有相近的意 識形態。但總的來說，他們並不認為極端議員的連署會對中位議員構成資訊，也 不會產生「花車效應」，且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立場表態模型所抱持的態度，
仍然是屬於正面的。
根據上述幾篇重要的著作，筆者已概略的討論到立法表態模型的基本假定及 後續的理論延伸。接下來筆者將繼續討論另外一個理論途徑―立法資訊模型。關 於立法資訊模型的建立，最早可以回溯至 Krehbiel(1991)的著作―《Information and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一書。Krehbiel 在這本書中，除了提出一套解釋委
員會制度為何形成的理論途徑之外，他在委員會功能的見解上，也嘗試挑戰傳統 利益交換理論(gain from exchange theory)所界定的委員會功能―一個提供國會議 員可以減少交易成本，並且從中得到選區利益的場所。而另一方面，立法資訊模 型也被他及他的同僚延伸出來解釋國會議員參與連署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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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釋連署為主的立法資訊模型，上一個段落才提及的 Krehbiel(1995)及 Kessler 與 Krehbiel(1996)這兩篇期刊論文，就是以 Krehbiel(1991)的理論所作出的 延伸。這兩篇文章對於連署的看法與 Krehbiel(1991)對委員會的看法非常類似。
他們認為，國會議員參與連署是因為他們要對國會中的中位議員(median voter) 及議程設定者(agenda setters)提供信號(signal)。簡單來說，他們認為，意識形態 較極端(包含極端保守與極端自由)的國會議員會較傾向在提案連署初期大量連 重視的。因此，透過接收到信號，本來資訊不完全(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議程 設定者，就會有充分的資訊來決定提案是否應該列入議程。
當然，立法資訊模型的推論雖然有其道理，後來卻招致不同學者相同的批評。
筆者可以稍微作一些歸納整理，並且討論為何立法資訊模型的推論會產生問題。
筆者認為，立法資訊模型的推論成立與否，至少需要兩個主要的條件加以配合。
首先，極端國會議員的偏好必須滿足 Kessler 與 Krehbiel(1996)所說，是呈現兩極 分布(bipolar distribution)、有高度參與連署的傾向，並且能夠影響中位議員的連 署決定。第二，當這些極端議員成功吸引中位議員投入連署，或者沒有吸引到任 何中位議員連署的情況，議程設定者無論如何都必須有動機參考某項提案的連署 組合，當作議程設定的資訊。更重要的是，這兩個條件必須要同時滿足，立法資 訊模型的假設才得以成立。
可以稍微回想 Goodliffe 與 Rothenberg(2005)的文章對於立法資訊模型所作的 批評，他們主要質疑的即是立法資訊模型的第一個假定。也就是在現實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