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三節 連署作為一種網絡
活動並不熱衷。的確，在 Goodliffe 與 Rothenberg(2005)的研究結論當中也確認了 這樣的推測。
另外，其他有關立法資訊模型的經驗研究，Wilson 與 Young(1997)的文章也 提供了額外的見解，他們的研究起初也呼應立法資訊模型的推論，但主要觀察的
立法網絡研究的起源是取材於社會學當中的社會網絡理論(social network theory)，Fowler(2006a)與 Fowler(2006b)兩篇期刊文章當中，首次將這個概念引進 美國國會的連署研究中，他對於美國國會內部的連署網絡有相當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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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wler(2006a；2006b)發現，國會當中的每位國會議員都有其連署網絡(不同議 員的網絡強弱有別)。所以，假使某位國會議員提出了一個法案，那麼研究者可 以想像，與提案議員網絡連結愈強的國會議員應該會有較高的機會參與連署。除 此之外，這些「忠實」的支持者也可能會成為幫助法案或修正案通過的重要推手。
所以，根據 Fowler(2006a；2006b)的論點，有別於過去的認知，國會議員參與連 署的用意也許存在其他目的(他們目標可能並非是選區、中位議員或議程設定者)。
除此之外，在 Fowler(2006a)研究當中，他測量國會議員連署網絡的目的，也不 完全只是在描述國會當中的連署現象，而是將個別議員的連署網絡強弱度當作是
Gross(2008)的研究亦呼應 Fowler(2006a；2006b)的論點，他在研究美國參議 員的連署參與時，也將連署行為當作國會議員之間的網絡關係來看待。但與 Fowler 不同的是，他在研究當中認為，Fowler 對於國會議員網絡連結的測量方 式可能會誇大連結的強度，而且所隱含的可能僅是單純的人際關係。因此他在文 中使用了另外一種測量方式，將國會議員參與連署視為一種傾向(propensity)，他
4 Fowler 的兩篇期刊論文所探討的主題大致相同，因此筆者不特別分開討論這兩篇論文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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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成功地確認了這些網絡變數的解釋力。除此之外，Bernhard 與 Sulkin(2009)的研究又更進一步延伸網絡模型的內容，
他們在網絡模型中，加入過去委員會理論當中的利益交換理論(gain from
exchange theory)，他們認為國會議員參與連署不僅是一種網絡的關係，還可能是 一種雙邊互惠的機制(reciprocal mechanism)。透過閱讀 Bernhard 與 Sulkin 的研究，
研究者可以進一步了解到，國會議員除了本身的特質、網絡因素及國會中的制度 的報復(retaliation)。
在前面幾個段落當中，筆者檢閱了不同連署模型的在美國的理論發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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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目的，可能並不只是單純在立場表態或提供資訊這兩種目標當中選擇其中一 種，當中所牽涉的層面，可能還包含國會議員彼此之間的互動。有鑑於此，筆者 認為，連署研究應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領域，包括對於理論途徑本身的辯論、
精鍊或是方法論上的革新等等，都需要往後的研究者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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