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集編纂與「北朝」賜諡

當吳蕃昌向南明請旌受挫後，便著手編撰父親的《遺集》與《年譜》。為 此他曾向父親的故舊知交搜羅資料以備採輯，在這個過程當中，也不時回憶 起自己與父親短暫的相處經驗。對吳蕃昌而言，父親吳麟徵擁有「疏眉廣頞，

豐頤承顴，脣髭數才，勁且揚起」的外型，是「矜嚴有威容」的。父親在家 中總是保持微笑，使人不自覺便「自告其誠」。平時子弟侍對時，總是「樂 見真性，不責拜跪之文」，不過當子弟有所得罪，父親仍會板起面孔，整日 不言不笑，「令闔室慚懼，若受嚴刑」。³⁸

吳蕃昌回憶自己兒時喜愛「竊聽大人一二政行」，也常在夜裡讀書時，偷 窺堂中的父親：

蕃昌又憶夜讀書窺大人堂中，簡冊盈丈，燭盡燃膏，繙展不巳。俄而 鄰雞三號，整帶出署，以爲常。³⁹

印象中的父親總在深夜勤覽簡冊，並於清晨一早便出署辦公。吳蕃昌的記憶 相當片段，因為當父親至江西建昌府任官時，他才剛牙牙學語；直到父親改 任福建莆田推官時，吳蕃昌才正開始拜師學習。當時還稱不上通曉懂事的 他，隨即在隔年因伯祖吳中偉之喪而出為人後，從此脫離了原生家庭，吳麟 徵對次子吳蕃昌的稱呼也從「兒」改為「昌侄」。對於當時身分的轉化，父 喪後的吳蕃昌感慨甚多。他認為自從成為過繼子後，便對父親的諸事未能深

37 趙園曾提及「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是明遺民的生存方式」。而遺民「以生為死」是明 清之際死亡儀式的延續，而「此雖生猶死，似也是遺民中的時尚，非如此不足以明志似的。」

參見趙園，《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11-28。

38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194-198。

39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64-66。

刻瞭解，不僅如此，更失去履行人子責任的機會，這也是吳蕃昌心中最深的 遺憾。他曾經在《年譜》中寫道：

蕃昌又痛自降地有知，甫十齡，所執爵尙書之帷，署名從子之職，居 不嘗舉席，出無將車，其當告寧之頃，承顏接笑，曾幾何晷至於今？⁴⁰ 吳蕃昌認為自己從十歲出繼後即「居不嘗舉席，出無將車」，直到父親辭世 都未能親自侍奉父親，因而對於父親於江西建昌府、福建莆田縣擔任推官時 期，都「旣無所聞於建，又不能多識莆事」，只能詢問母親與長姊，一補他 遺漏的回憶。⁴¹儘管吳蕃昌並未有太多與父親共同生活的實際經驗，但透過 為父編撰《遺集》與《年譜》，吳蕃昌逐漸拼湊起自己對父親的想像。

對吳蕃昌來說，父親不僅是一位殉節忠臣，居家時也是名不折不扣的孝 子賢孫。他根據伯父的書信，描寫父親自七歲到成年，都與曾祖父同寢，並 細心照料其生活起居，直到天啓三年（1623）曾祖父往生，父親「持喪毀瘠 過禮，宗人以爲稱」。⁴²同樣的事蹟也發生在祖父辭世以後，父親痛不欲生的 表現，在在顯示其孝順之情。⁴³除此之外，父親還是一名勤儉廉潔的官員，

不只嚴格督促「家無尺寸官物」，⁴⁴就連自己身上所穿的衣物雖十餘年也不忍 捨棄。⁴⁵父親在吳蕃昌心中，無疑具有完美的巨人形象，因此吳麟徵親臨的 晚明政局，在吳蕃昌眼中便顯得沈重不堪。

吳蕃昌描述崇禎七年（1634）時的國事已「政事苛碎，陰類輈張」，天下

「災袚日告，禍亂寢加」，但父親身在廟堂，仍不畏風險地直言勸諫。這種 耿直中肯的姿態，原本頗得崇禎皇帝賞識而有意委以重任，卻在大學士溫體

40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193-194。

41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39：「嗚呼！建武之日，蕃昌方處膪葆間耳。大人去官燕 語卽不及居官事。槩未有聞。茲受之母夫人所記憶時。久多漏逸，更不能次歲月，故臚載 之。」又總頁65：「幸伯姊賢孝，手篹逸事數十行，匡蕃昌所不及。」

42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37-38。

43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45-46。

44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66。

45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195。

仁的讒言下「疎遣直臣」、親近宦官，父親因此恥列班行，慨然請辭歸里。

對此，吳蕃昌憤憤然地為父親說話，他寫道：「前癸甲之歲，大人抗言於朝；

後癸甲之歲，大人罹難于國」，認為在崇禎七年以前的朝政還算清明，明廷 本大有可為，而部分「公卿」卻在避免惹禍上身的風氣下無人敢直言進諫，

獨留父親吳麟徵一人「頭無枇沐，衣不襟裘，日以不時之義，長呼國中」，

其後又因「間者侈道空虛，竆開漁採，爭先貨殖之門，鳥鈔求飽」，使得朝 政衰敗、國事日非，局勢已經一發難以收拾。

吳蕃昌指出後世皆將這種頹勢「外咎守令，內怨郎曹」，卻忽略了高官「目 不眎三辰之忒，耳不聞九縣之愁」，徒然縱容劣風橫行的錯誤。使得十年之 前原本不至於此的局勢演變至今，認為宰輔大臣首當論罪。⁴⁶由此可見身為 忠臣之子的吳蕃昌，以父親的仕宦經歷將明亡的關鍵時間清楚定於崇禎七 年。⁴⁷此外或許緣於南明請旌的受挫經驗，吳蕃昌編撰《年譜》時更明確地 將亡國之責指向朝廷高官，而非皇帝、守令及郎曹。⁴⁸這可能是他針對南明 官員旌表忠臣時獨厚高官所有的反動。於是，吳蕃昌只能感嘆：

思十年以前，天路未祋，綱維可頓之日，有臣懷忠鯁涕，簪筆憂唫，

觸忌諱於鼎鑊，列憂危於畵圖，言不可謂不迫，計不可謂不早，而孤 音少和，單壘無援，顧使舍悲去位，綆血告絶。嗟乎！天邪人邪，凡 有心者，能無怨忿乎？⁴⁹

按照吳蕃昌的說法，如果十年以前，吳麟徵「懷忠鯁涕，簪筆憂唫，觸忌諱 於鼎鑊，列憂危於畵圖」屬於「有心」救國，那崇禎七年以後的吳麟徵顯然

46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97-99。

47 趙園曾指出「遺民學術有一種批判性，集中表現於『明亡原因追究』的課題上。」參見趙園，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頁409-410。張岱則認為是宦官與朋黨亂政，使得明早亡於天啟年間。

參見王成勉，〈張岱的遺民書寫〉，《氣節與變節：明末清初士人的處境與抉擇》，頁160。

48 根據謝正光的研究，在遺民所私修的明史中，他們將先帝批評得體無完膚。參見謝正光，〈從 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新亞學術集刊》，2（香港，1979），頁 39-48。

49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99。

已無意於政了。吳蕃昌在崇禎十二年（1639）條下也確實引述父親的詩作「共 話雲濤叟，騎驢歸草堂」寫道吳麟徵的確有致仕的念頭。但，如果吳麟徵早 在崇禎七年便無心國事，那吳蕃昌又該如何解釋父親是一名「忠臣」呢？關 於這點，吳蕃昌隨即說明：

洎乎壬午（1642）掌諫之命，半載三下，大人不獲辭；癸未（1643）

奉常之推，兩載不報，大人不忍去。嗟乎！葢進繇恩，迫則命，緣義 輕退不以私，而身與禍會。夫豈命哉？志有素矣。⁵⁰

吳蕃昌認為父親吳麟徵雖多次請辭，卻始終未能辭退，即是因為父親「不忍 去」，而這種「不以私」的作法，雖最終導致「身與禍會」的命運，卻是父 親的志向所在。因此，他引用劉宗周對父親的弔文，表示吳麟徵的「忠」即 在於「等死」，而這正是他「誠奉初念」、「援時而應」的結果。吳蕃昌的這 種觀點，無非與他理學家的身分，以及為求表彰父親的名譽有關，但這種主 張卻漠視吳麟徵多次請辭不得的心情，且將他莫可奈何的選擇曲解為積極主 動地「等死」。由此足見「忠臣之後」的吳蕃昌努力藉由編撰《年譜》為父 親爭取榮譽，並捍衛自己對父親死事的解釋權。關於這點，從吳蕃昌寫給好 友張履祥的信中亦能見得：

先人集辱兄覽竟，《年譜》之文雖縟而不倫，或可採取。敢求暇日手 為先人作一本傳或墓道碑之屬，垂之無窮，庶幾真得先人之大旨與冠 裳諛死者不同，目下亦並無冠裳可求矣。望之知愛，亦惟此事為切，

還當長跪以請，不敢以筆墨致懇已也。乾初、伯繩弟業以此意屬之，

外此近修、麗京弟俱愛其文之工而志之卓，俱各各申請。先人生平不 愛名，況在身後？然得同志兄弟用意一一描寫真面目，亦不嫌其多 耳。⁵¹

吳蕃昌向張履祥請求為父作傳，希望藉此證明吳麟徵的殉節與「冠裳諛死者

50 吳蕃昌，《先忠節公年譜略》，總頁110-111。

51 吳蕃昌，《吳仲木先生尺牘》（北京：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總館藏，鈔本），頁26a-26b，

〈上張考夫先生書〉，7。

不同」，並提到一樣的要求已向陳確、劉汋、朱一是、陸圻等人所請，期望 藉此將父親的「真面目」予人知曉。然而，吳蕃昌等人對吳麟徵發表的哀悼 之辭，⁵²實不盡然是吳麟徵本來的志向，這點吳蕃昌清楚地知道，但為求將 父親道德典範化而刻意忽視。在《年譜》的另一處，他也曾提到父親在明末 極欲歸隱的志向：

悲哉！天地不仁，命不可祈。壬午之詔，強奪林壑之身，屬以國計。

摧權犯埶，宜死于譛，不中；欲死于諫，不得；請死於疆土，不可，

而大人卒死于宗社俱淪，帝臣相殉之日。天乎！尙忍言哉！尙忍言 哉！⁵³

吳蕃昌提及崇禎十五年的壬午之詔，實是強奪父親的「林壑之身」，導致最 後父親「死于宗社俱淪，帝臣相殉之日」，為此他感到十分悲痛。儘管此處 雖有提及父親「宜死于譛」、「欲死于諫」、「請死於疆土」，但如同上述「等 死」看法一般，與吳麟徵的「林壑之身」不無矛盾。根據第一章所論，吳麟 徵在明末多次辭歸、極欲返鄉皆是為求致仕，並非吳蕃昌所謂的「等死」。

吳蕃昌等人有關吳麟徵的書寫，應可視為明末清初士人群體形塑「忠義」的 活動。

由於吳蕃昌試圖藉由《年譜》的編撰，進一步確立父親的歷史定位，編 修過程中勢必格外慎重。不僅在《年譜》中表示自己對知事者所告，皆「覈 實而錄之，不敢妄增一字，嘗恐有誤」，也強調世人若有先父「逸事」者，

由於吳蕃昌試圖藉由《年譜》的編撰，進一步確立父親的歷史定位，編 修過程中勢必格外慎重。不僅在《年譜》中表示自己對知事者所告，皆「覈 實而錄之，不敢妄增一字，嘗恐有誤」，也強調世人若有先父「逸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