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護人員的工作，特別是醫師的工作，充滿著高度的壓力或負荷，
這些負荷可能來自於職場的要求，也可能來自於自我的期許。有相當多 的研究顯示，當醫師的工作壓力過大、工作時間過長、或是長期不當的 睡眠剝奪(sleep deprivation)時，不僅會影響到工作績效(performance)的表 現，也會影響到醫師個人的身心健康(Friedman et al, 1971; Poulton et al, 1978; Christensen et al, 1977; Ford et al, 1984; Engel et al, 1987; Hart et al, 1987)。如果這些工作負荷被安排或調適在某一適當的範圍內時，則不僅 有助於醫師提高工作績效，也可以增進醫療品質。但是，如果這些工作 負荷超過他們個人能力所能夠承受的範圍，則不僅會影響到工作績效，
降低醫療品質，也可能使醫師做出錯誤的診斷或處置，危害病人的健康，
甚至引起醫療糾紛。在另一方面，長時間處在過高的工作負荷下，更會 對醫師本身的身心健康造成嚴重的傷害(Ford et al, 1984)。
根據研究指出，美國醫師的自殺率是全人口平均的兩倍以上，此外，
憂鬱症、藥物濫用及離婚率也都比全人口平均來的高。他們更進一步分 析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醫療領域的特殊壓力(包括身 體與精神的痛苦、害怕、死亡、被病家困擾所造成情緒的緊張等)，以及 傳統醫師文化的認知(包括醫師必須忍受過長的工作時間、睡眠的剝奪和 完美主義的自我要求等)，換句話說，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正是目前醫 師普遍工作負荷過高的緣故(Miller et al, 2000)。
此外，無論在美國或是在台灣，醫療糾紛調查的資料分析中都發現:
(1)醫師平均工作的時間愈長，發生醫療糾紛的機率就愈大，(2)不同科別 的醫師發生醫療糾紛的機率有顯著不同，其中以外科、婦產科、麻醉科 的機率最高。根據這個分析的現象和工作負荷相關的理論，我們可以做 出以下的推論:「醫師工作的時間愈長，工作負荷就愈大，病患疾病複雜 度(disease complexity)愈高，工作負荷就愈大; 而醫師工作負荷愈大，引 發醫療失當(malpractice)的機率就愈大。」(Sloan, 1989; 謝啟瑞，1992)。
近年來，醫院的管理者在致力於醫療品質的提升時，也逐漸重視第 一線醫療提供者 – 醫護人員本身的工作負荷了，因為只有醫護人員的工 作負荷安排在一個適當的範圍時，工作績效才可能提升，醫療糾紛才可 能降低，醫療品質也才可能確保。但是醫護人員，特別是醫師，的工作 負荷(workload)如何評量呢?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量化的指標可以測量 (measure)臨床醫師所承受工作負荷的大小呢?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量化的 指標可以預測 (predict)臨床醫師是否能勝任這些工作負荷呢? 我們是不 是有一個量化的指標可以讓管理者因應個別能力不同，安排適當的工作 負荷呢?
從文獻探討中發現，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我們都無法找到這樣一個 適當的量化指標來提供我們使用，雖然心智負荷測量的研究從 1960 年代 發展迄今已有數十年的時間，且已在工業界已發展出稍具雛型的架構，
但對於醫護人員的心智負荷的測量，一直都沒有重大突破，相關的研究 也是寥寥可數。我們從心智負荷的四種測量方法來加以分析。
一、主要工作績效法(Primary Task Performance)
醫護人員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多樣化的病人，除了少數固定的工作，
例如打針、抽血、換藥以外，絕大部份的工作，績效很難加以量化評估 ， 而且，醫護人員主要工作的 workload 的大小，我們根本無法加以控制，
因為我們無法設計病人的人數和疾病的種類和嚴重度，所以，主要工作 績效法在臨床上幾乎無人應用。
二、次要工作績效法(Secondary Task Performance)
次要工作績效法，在實務上，我們必須設計一個次要工作，根據資 源供需理論來間接評估醫護人員的心智負荷。不過次要工作的設計上也 常遭遇困難，因為次要工作必須不具阻礙性(Obtrusiveness)，亦即次要工 作必須不會扭曲(distort)主要工作的績效，也就是不能影響到正常醫療工 作的運作。在這種前提下，次要工作的設計就有很大的困難，因為醫護 人員的工作通常是走動式的，而且面對的是人，不是面對著儀表板或電 腦，因此，除了極少數的工作外，我們較難利用電腦設計次要工作，在 不影響主要工作的情況下，測量醫護人員的心智負荷。
1990 年，Gaba 等人曾利用次要工作績效法嘗試來測量麻醉科醫師的 mental workload，他們先在電腦上設計一套程式，每隔 45 秒在螢幕上出 現一個數字，要求麻醉科醫師在工作的同時，隨時加總這個數字，然後
在鍵盤上輸入答案，電腦則監測他的反應時間，研究結果顯示，當麻醉 科醫師的主要工作遇到較大 stress 時，反應時間很明顯地會延長，依據 反應延長的時間，可以間接評估當時麻醉科醫師所承受的心智負荷。不 過這種附加的工作的確會影響到主要工作的進行，有很明顯的阻礙性，
使得這項設計無法在實際的常規工作上應用。
另外一個例子，是在 1998 年由 Byrine 及 Sellen 等人提出，它們是 利用電腦模擬手術麻醉的病例，來測試 10 個受訓練的麻醉科醫師，電腦 在手術的過程中會模擬出現各種危急的狀況(critical incident)，麻醉科醫 師除了要給予適當的處理外(Primary task)，也必須在病歷上詳細紀錄 (Secondary task)，最後，檢視出現在病歷上的錯誤，來當成是測量心智 負荷的標準，結果發現，當病人出現危急狀況時，病歷錯誤顯著增加，
當病人情況穩定時，病歷錯誤則顯著減少。它的測試方法是︰
1.設計一個專為麻醉科醫師訓練的電腦模擬程式 ACCESS(Anesthetic Computer-Controlled Emergency Situation Simulator)。
2.10 個受訓練的麻醉科醫師接受測試，但事先都不知情 。
3.電腦模擬一個 25 歲的女性，在全身麻醉下接受前十字韌帶的手術，
此病人先前曾罹患 asthma 及 viral myocarditis。
4.測試過程總共 25 分鐘，每間隔 5 分鐘會模擬出現各種危急的狀況，
依序為 hypotension、supraventricular tachycardia、bronchospasm 等狀 況，每種狀況持續 5 分鐘，麻醉科醫師除了要給予適當的處理外，
也必須在病歷上詳細紀錄。
5.病歷紀錄必須包括 HR、systolic BP、diastolic BP、O2 saturation 、 end-tidal CO2 急用藥等等，最後與電腦的實際資料作比對，看看紀 錄錯誤之比率。
這個實驗雖然無法用在真正的臨床工作上，不過可為專科醫師的訓 練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如何利用適當的 practice 來降低實際工作的心 智負荷。
三、生理測量 法(Physiological Measures)
雖然，生理測量法正是目前很多學者正在努力嘗試的方向，但回顧 過去的文獻，似乎都沒有對醫護人員進行心智負荷測量的報告。可能的 原因，如前面說過，第一、因為目前所有生理測量的方法，不論是測量 腦波、心跳或是眼睛活動，都必須有大型的儀器，且受測人員都必須侷 限在儀器旁邊，然而醫護人員的工作幾乎都是走動式的，不能侷限在固 定位置，因此，很難利用現成的生理測量工具去評量; 第二、早期的生 理測量法，因為技術不夠成熟，敏感性及特異性都不夠; 第三、生理測 量法的設備太過昂貴，醫院無法廣泛應用 。
四、主觀測量法(Subjective Measures)
主觀測量法是目前對醫護人員心智負荷測量的研究最常用的方法，
最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主觀測量法簡單、方便、便宜，對於忙碌的醫 護人員易於實施，研究較易獲得成果; 第二、主觀測量法一般不具有干 擾性(obtrusiveness)，完全不影響主要工作的進行; 第三、若使用設計良 好的多向度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s)進行測量，很多研究發現，都可 以 獲 得 很 好 的 診 斷 性 (diagnosticity) 與 信 度 (reliability)( Luximon and Goonetilleke, 2001)。在此，我們列舉近年來幾篇較完整的報告。
在醫療相關領域方面，最早在 1988 年，Hsiao 等人為了發展醫師費 的給付方法，曾提出有名的醫療資源相對價值表(Resource-Based Relative Value Scale，RBRVS)，其中就用五個向度指標來衡量不同專科醫師間工 作負荷的差異，這五個向度指標分別是時間(time) 、心智的努力與判斷 (mental effort and judgment) 、技術(technical skill) 、生理努力(physical effort)以及心理壓力(psychological stress)。不過，Hsiao 當時所提出的工 作 負 荷 概 念 是 以 工 作 為 中 心 (task-centered) ， 而 不 是 以 人 為 中 心 (human-centered)，他只是希望利用科學的方法合理而客觀地去評估不同 專科醫師間相對的工作量與工作強度(intensity)，以作為醫師費給付的準 則，而完全忽略了受衡量者的個別主觀感受(subjective perception)，這與 心智負荷的基本概念稍有不同。
1990年，Bertram 等人發表論文試圖發展出一個測量醫師心智負 荷的主觀評量工具，根據他的說法，這個量表是與多位醫師討論後，並 參考前人的文獻而提出的，最早於 1987 年定稿並進行初步測試，經過多
次修正後，於 1990 年再次對基層內科醫師進行測量。這個量表分為六個 向度(dimensions)，分別是績效(performance)、時間負荷(time load)、心智 努力(mental effort)、生理努力 (physical effort)、心理壓力 (psychological stress)及困難度(difficult)，每一個向度下各有 1-3 個問項(items)，總計有 10 個問項；每個問項的分數從 0.0 到 10.0，採用雙極向度線(bipolar descriptor)，由受測者在線上勾畫出等級，總分則是各個項度的平均值，
總分愈高表示醫師承受的心智負荷愈高。Bertram 此次以 48 個基層的內 科醫師為對象進行測量，要求他們在門診完後立刻填選，結果顯示，醫 師心智負荷分數的平均值(Mean)是 4.4、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是 1.5。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是 0.71，分析各個心智負荷向度問項變數 (item variables)之間的相關性(r)，及問項變數與心智負荷總分(mental workload total score)之間的相關性(r)，都可大於 0.4。
1992 年，Bertram 等人針對前次所提的量表再予以修正，改為五個 向度指標，分別是心智努力(mental effort)、生理努力(physical effort)、困 難度(difficult)、績效(performance)與心理壓力(psychological stress)，刪除 了時間負荷(time load)一項，但在向度下之問項則增為 12 個，特別強調 心智負荷與績效的關係。這次他對 22 個住院醫師(residents)進行測量，
數據顯示，住院醫師心智負荷分數的平均值是 3.46、標準差是 1.21，量 表的 Cronbach’s α值是 0.8，心智負荷與自我績效(self-rated performance) 間呈明顯負相關的關係(r=-0.67，p<0.001)。
Richardsen等人(1991)曾發表對加拿大執業醫師工作負荷(work load)
的調查報告，他的研究方法是對全國抽樣醫師寄發問卷，共計回收 2584 份(回收率 68%)，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醫師的執業壓力(occupational
的調查報告，他的研究方法是對全國抽樣醫師寄發問卷，共計回收 2584 份(回收率 68%)，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了解醫師的執業壓力(occupa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