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防災準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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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防災準備行為 一、
防災準備行為過去文獻綜觀防災準備行為之所以被重視，起因預設為能夠降低由災難所帶來的負向結果、
增加個體生命安全、降低其財物損失(Miceli, Sotgiu, & Settanni, 2008; Mishra et al., 2010)，於是會影響防災準備的因素連帶的也變成近年來研究的關注焦點。過去 探討防災準備行為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塊：偏重於人口屬性（如年齡、婚 姻狀態、教育程度、教育程度...等）、偏重於個體經驗、心理因子（如過去遇災 經驗、災難關切度、與社區鍵結…..等）、偏重於災難風險覺知（disaster risk perception）。
人口屬性與防災準備行為方面，過去多數研究顯示其中關聯性至多僅存在低 度關聯關聯性(Dooley, Catalano, Mishra, & Serxner, 1992; Lindell & Perry, 2000;
Miceli et al., 2008)。個體經驗、心理因子與防災準備行為方面，多數研究仍不見 有一致結論(Miceli et al., 2008; Mishra et al., 2010)，如 Dooley et al. (1992)針對地 震高風險族群，發現地震關切度與防災行為準備無顯著相關；Mishra, Suar, and Paton (2009)對先前曾經歷過水災的 Orissa 災民，進行後續在熱浪來襲的防災準 備研究，發現雖然具有災難經驗者因具備了較多的防範知識，故對熱浪來襲有較 充足的防災準備，但是這樣的效果會被外控性格中介而削弱；在社區鍵結方面，
某些研究指出較強的社區感與社區參與，能預測較多的防災準備(Bachrach &
Zautra, 1985; Paton, Millar, & Johnston, 2001; Paton, Smith, Daly, & Johnston, 2008)，
某些研究則指出，當社區依附感在個體身處大型社區、相對社會支持網路較弱時，
與防災準備間的關聯則會降低(Paton et al., 2001)。
根據林新沛、許天生、吳明峰（2010）對於災難準備行為的理論整理，當代 常用以解釋災難準備行為的理論模式有以下三者：保護動機理論（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社會認知防備模式（social-cognitive preparation model）、個人 防備決策模式（individual-level decision-mak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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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使自己不舒服的情緒處境(Boer & Seydel, 1996)，Rogers (1975, 1983) 認為個 人採取保護行動的動機，主要是受到其對某一風險的威脅評估歷程（threat 覺知（critical awareness of hazards）、危害的焦慮（hazard anxiety）三變項的影響。Paton (2003) 認為上述三變項會影響意圖形成階段中的「後果預期」（outcome expectancy）變項、此預期又進一步影響個體的自我效能（self efficacy），在意圖 形成階段中，自我效能和反應效能會影響採取防災準備行為的意圖。在最後意圖 與防災準備行為聯結的階段中，防災準備意圖雖然會受到其它社會認知變項的調 節（如責任感、社會規範等），但卻會直接影響防災準備行為。
個人決策模式(Wang & Kapucu, 2007) 考量了對於預期損害的風險評估、反 覆的災難經驗、人口屬性三者對於防災準備意願與防災準備能力（在此指的是客 觀外在資源，如經濟、是否有撤離的居所等等）的影響，Wang and Kapucu (2007) 認為防災準備意願與防災準備能力直接影響了個體在防災準備上的決策。 現，多是低度至無相關(Lindell & Perry, 2000; Miceli et al., 2008)，如 Siegri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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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行為無明顯關係；Lindell and Whitney (2000)採用遭遇地震災難的大學生樣 本中，亦未見到兩者有明顯關聯。究竟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結果，我們在此 將就 Weinstein, Rothman, and Nicolich (1998)及 Miceli et al. (2008)兩作者群的觀 點作探討。延續上述保護動機論的立場，Weinstein and Nicolich (1993)提出，災難風險 知覺對於防災準備直接的影響，意謂著個體採取防範措施去將低他們所知覺到的 範行為，但卻忽略了兩變項間相互影響的複雜關係。更進一步來說，Weinstein et al. (1998)認為研究應清楚地將兩變項的時序性做劃分為「事件發生/過去/現在」
多著重於認知層面的評估的面向看來，Miceli et al. (2008)亦點出雖然災難風險知 覺在防災準備研究上引起關注，但卻過於偏重認知層面的討論，而未將認知或情 感層面對風險覺知的影響區分開來，於是作者在進行災難風險覺知與防災準備行 為研究時，將風險覺知分成「災難發生可能性」、以及「對災難的擔憂感受」，結 果顯示：災難風險覺知僅在表現於對災難的擔憂程度上時，才與防災行為準備成 正相關，但認知層面的災難發生可能性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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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依附區分為「宗譜傳承」（genealogical）、「生計」（economic）、「宗教」（religious）三向度，結果顯示：宗譜傳承與生計向度的所在依附，與防災行為有顯著關聯性， 所在依附感提高(Sanjoy Mazumdar, 2005; Shampa Mazumdar & Mazumda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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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依附感之於災難對原住民而言，實為「家園」、也就是「原鄉」被剝奪 的強烈感受，Fullilove (1996)認為「家」一詞蘊含了太多「關係」及「歷史感」
的累積，我們很難在思考家園被剝奪時而不去考慮所伴隨失去的一切，切斷與所 在的依附，就好比切斷與重要他人之間的依附一樣，那是種悲傷、寂寞、對於家 的失落、是鄉愁、是無法回家的痛；失去家園，不僅是切斷了歸屬，也失去了安 適於這個歸屬的安全感(Tapsell, Penning-Rowsell, Tunstall, & Wilson, 2002; Tapsell
& Tunstall, 2008)，在這樣的前提下，當所在依附感越高的前提下，個體是否會有 越強的捍衛家園的念頭？甚至將之轉化成行動，而有較多的防災準備行為？這是 本研究欲瞭解的問題。
回歸本研究在八八水災中收取之樣本主要為來自那瑪夏鄉、桃源鄉之災民：
那瑪夏鄉與桃源鄉多為原住民，那瑪夏鄉七成以上人口為布農族、其次是鄒族，
有約七成居民從事農耕、兩成為勞工，居民大多信仰基督教（高雄市那瑪夏區公 所, 2012）；桃源鄉八成以上人口為布農族、居民亦以務農為主（高雄市桃源區公 所, 2012），從上述資料可知，欲收取樣本之人口居住將參考特性在傳承及經濟結 構上，與 Mishra et al. (2010)之研究有相似之處，故本研究將參考 Mishra et al.
(2010)所在依附架構，依其量表配合訪談資料，編制所在依附感量表。
由於所在依附在防災準備上的影響，截至目前僅有 Mishra et al. (2010)單篇 研究，故對此結果做再次的驗證，為本研究目的其一，其二欲瞭解若所在依附之 強，是否影響災民於災難風險知覺在水災防災準備行為上的表現，其三為若視所 在依附、風險知覺、防災準備行為同為心理健康的保護因子，三者就心理健康而 言，是否提升生活滿意度，並且能夠減少負向心理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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