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分析

探討工作與家庭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衝突」以及「互利」兩大方向。 一 直以來，工作與家庭衝突之議題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相較之下，

工作與家庭正向關聯的討論稍嫌貧乏。以下將以正向信念觀點出發，分別探討工 作與家庭互利的相關定義、內涵，雙收入家庭之工作與家庭互利狀況，以及影響 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因素。

一、 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定義

探討工作與家庭正向關係研究之多，對其定義與名詞解釋各有不同；國內學者 整理出常見命名，分別為：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Family Facilitation)、工作 與家庭增強(Work-Family Enrichment/ Work-Family Enhancement)、工作與家庭 正向外溢(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周麗端，2012）。詳細定義如下：

1. 工作與家庭增強 （Work-Family Enrichment/ Work-Family Enhancement）

工作與家庭增強代表「工作與家庭兩者相互受益」，即個體在某一領域中得到 的資源，促使自己在其他領域的表現有正向改變(Carlson, Kacmar, Wayne &

Grzywacz, 2006)。 Greenhaus與Powell（2006）也指出增強是個體藉由參與多重 角色獲取經驗與資源，以提升自己在另一個角色的生活品質。舉例而言，若個體 在工作上擁有彈性、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使其能夠每天準時接送孩子上放學，便 是一種工作對家庭的增強。

於是，當工作角色得到的資源（如技能、經驗與機會）直接正向幫助家庭角色 提 升 表 現 與 滿 足 需 求 而 促 進 家 庭 生 活 品 質 時 ， 發 生 工 作 對 家 庭 的 增 強

（work-family enrichment，簡稱 WFE）；相反的，當家庭角色得到的資源（如 技能、經驗與機會）直接正向幫助工作角色提升表現與滿足需求而促進工作品質

時，產生家庭對工作的增強（family-work enrichment，簡稱 FWE）（何婉妤，

2008；張婷婷、陸洛、潘君鳳，2012）。

2. 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 （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

影響工作與家庭關聯的條件很多，稱之為「溢出物」(spillover)；然而，當 個體面對不同角色的時候便可能造成正面與負面的溢出物（張惠芬、郭妙雪，

1998）。也就是說，當個體在某一領域中的正向經驗（如情感、技能、價值觀和 行為）會移轉至另一個領域，並且使得兩個領域間感受到相似的經驗(Carlson et al., 2006)。例如：個體在一個角色（如父親)中感受到正向的情緒經驗後增加自 我效能、動機，使其在另一個角色（如員工）也有比較好的表現；而這些改善過 後的表現也許會從其他角色的伙伴（如同事）身上得到認同或讚美，便能提振個 體在另一個角色（如丈夫）的表現（周麗端，2012；Edwards & Rothbard, 2000）。

3. 工作與家庭互利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就facilitation字面進行解釋，工作與家庭互利表示「工作與家庭是相互依賴 與增強」（周麗端，2012）。Wayne、Grzywacz、Carlson與Kacmar（2007）將工 作與家庭互利定義為，個體參與某一領域中所獲得的發展性收益(developmental gains)（如技能）、情感收益(affective gains)（如態度）、資本收益(capital gains)（如金錢）與效能收益(efficiency gains)（如專注力），皆有助於增強 個體在另一領域中的表現。也就是說，當個體投入在工作時產生的正向益處，能 促使其家庭功能進行有良好的發展，反之亦然。

可見，工作與家庭不僅具有相互依存與互補的性質，兩者之間更存在著雙向關 係。因此，當工作領域產生的利益正向影響家庭領域的效能時，我們稱為工作對 家庭之利（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簡稱WFF）；相反的，當家庭領域產

生的利益幫助到工作領域效能加分時，則稱為家庭對工作之利（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簡稱FWF）。

整合上述，三者關於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名詞解釋與定義雖各有不同，但在 概念上卻都十分相似。Wayne等人（2007）綜合以上說法，認為這三者之間的差異 僅在於分析的層面不同，並指出「互利」(facilitation)一詞最能呼應工作與家 庭正向影響的概念，進而提出一套解釋工作與家庭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因此，

本研究選擇採用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Family Facilitation)一詞之用法與概念 作為主要的研究依據，以探討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經驗正向影響程度高低。

二、 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內涵

過去，雖有許多學者提出工作與家庭是可以相互得利並非僅有衝突及干擾的 概念，卻始終缺乏一套較完整的理論性解釋與評估工具。

在國內，由於尚未發展出真正符合華人社會脈絡之研究工具，因此，現有的 文獻幾乎多直接套用國外既有之工作與家庭互利量表，並以其分類構面作為主要 的評量與分析依據（何婉妤，2008；張婷婷、陸洛、潘君鳳，2012；張火燦、劉 嘉雯、黃名楊，2010）。唯有周麗端（2012）綜合國外多個量表，以具體的「行 為」角度探討工作與家庭互動，包含「工作對家庭之利」、「家庭對工作之利」

兩面向。

那麼，國外工作與家庭互利的文獻究竟包含哪些內涵呢？一項針對雙薪夫妻 進行的研究將工作與家庭角色分成工作-家庭增強與壓力(work-family gains/

work-family strains) 以 及 工 作 - 親 職 增 強 與 壓 力 (work-parenting gains/

work-parenting strains)四個方向進行測量，以探討不同角色之間相互溢出、影 響的程度(Marshall & Barnett, 1993)。

接著，Grzywacz 與 Bass（2003）以電訪方式探討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及互利對 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目的在於透過家庭韌性理論檢驗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以及互 利的關係，並尋找工作、家庭與個體最契合的狀態。研究結果顯示工作與家庭的 衝突和互利兩者是獨立分開的概念，且只有當家庭對工作的互利程度高，工作與 家庭衝突的程度低的時候，個人心理層面才能達到最佳的狀態。其中，工作與家 庭互利包含「時間」(time-based)、「緊張/精力」(strain-based)、「行為」

(behavior-based)三個內涵（周麗端，2012）。 同樣的，在探討個人人格特質和 工作與家庭互利關聯性的研究中，工作對家庭互利包含「技能」(skill)、「行為」

(behavior)、「正向 情 感」 (positive mood) ，家庭對 工作互利包含 「行 為」

(behavior)、「正向情感」(positive mood)、「成就感」(sense of accomplishment)、

「家庭支持」(support or resources at home)；並以過去一年中發生的頻率次 數進行評量，當回答次數越多、越頻繁者即表示其互利程度越高(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Hill(2005)自編工作與家庭互利問卷，也以頻率次序進行測 量；其中，工作對家庭互利面向包含「精力」(energy)以及「情緒」(mood)兩個 內涵，家庭對工作互利僅包含「精力」(energy)一個內涵。然而，亦有學者單純 僅以頻率次序作為評量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的依據，例如：你有多常因為在工作 上所使用的技能使得你在家中所做的事情有所幫助 (Grzywacz & Marks, 2000；

Voydanoff, 2004)。

另外，Carlson等人（2006）指出由於過去對與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定義與 概念模糊，導致發展出的測量工具宛如大雜燴一般，不僅未有規模化的發展與嚴 謹的驗證過程，更得不到準確的研究結果。因此，經過多次設計與施測後提出工 作與家庭增強量表(work–family enrichment scale)，該量表更是在其他針對工 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研究中被廣為使用(e.g., Jaga & Bagraim, 2011； Luo, 2011；

McNall, Masuda & Nicklin, 2010)。該量表認為工作與家庭增強應分為「工作對 家庭」與「家庭對工作」兩個面向；之中，工作對家庭方向細分為「資本、情感、

發展」三個內涵，家庭對工作細分為「發展、情感、效能」三個內涵，各面向詳 細說明如下：

1. 工作對家庭(work to family direction)包含：

a. 資本(capital)：工作時提升的實質資源(如金錢、社會地位)以及心理資源 (如安全感、自信、成就感、自我實現)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家庭成員。

b. 情感(affect）：投入工作獲得的正向情緒、愉悅態度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 的家庭成員。

c.

2. 家庭對工作(family to direction)包含：

a. 發展(development）：從家庭中獲得的技能、知識、行為以及視野能幫助個 體成為更好的工作者。

b. 情感(affect)：從家庭中獲得的正向情緒、愉悅態度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 的工作者。

c. 效能（efficiency）：家庭提供的專注力、憂患意識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 工作者。

同一時期，Hanson、Hammer與Colton（2006）也認為過去工作與家庭正向影 響的研究並未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量表，遂以Edwards與Rothbard（2000）的「情 感」(affect)、「技能」（skills）、「行為」（behaviors）、「價值」（values）

四個內涵的交互作為主要架構發展問卷，並邀請心理學背景人士填答。 透過分析 其認為「技能」內涵應包括在「行為」內涵之內，於是剔除技能內涵，最後得到 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之量表，包含工作對家庭溢出(Work-to-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家庭對工作溢出(Family-to-work positive spillover)兩方向性的 構面，其中各自涵蓋情感、行為與價值三個測量內涵，各面向詳細說明如下：

1. 情感（Affective positive spillover）：當一個領域中引發的情緒反應，

會影響到個體在其他領域中的情緒狀態。

2. 行為（Behavior-based instrumental positive spillover）：當一個領域 中產生的行為，直接影響個體在其他領域的行為表現。

3. 價值(Value-based instrumental positive spillover)：工作與家庭兩者經 由社會化的影響皆各自形成一套價值系統，而這兩套價值觀念會透過不同的 領域彼此相互傳遞，進而影響到個體在不同的領域之間展現出相似的價值與 信念。

除此之外，Greenhaus與Powell (2006) 則指出互利會透過兩種途徑發生，即 功能性路徑與情感性路徑。功能性路徑（instrumental path）指的是從不同角色 中所獲得的資源能直接轉換進而提升其他角色的表現，例如：技能、生理與心理 資源（自尊、自我效能、自信）。而情感性路徑(affective path)則是指透過一個 角色正面情感的產生來提升其他角色的表現，例如：個人情緒、心理福祉。也就 是說，個體無論透過何種路徑都可以達到轉移資源的效果，並促使各個角色的表 現更完整。

爾後，Van Steenbergen、Ellemers 與 Mooijaart (2007) 以金融領域從業人 員為對象進行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研究指出，「工作對家庭之利」以及「家庭對工作 之 利 」 兩 面 向 之 下 又 分 成 以 時 間 為 基 礎 （ Time based ）、 以 精 力 基 礎

（energy-based）、以行為為基礎（Behavioral）、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四個 內涵。而 Boyar與 Mosley (2007)則以「自我效能」作為個體自我評估工作與家庭 互利的要素。

整合上述，雖然各研究之測量內涵用詞不同，但在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組成要 素上多有相似之處。工作與家庭互利主要分成「工作對家庭互利」以及「家庭對 工作互利」兩面向，而在這之中，行為、技能、發展三者合併稱為「以行為為基

整合上述，雖然各研究之測量內涵用詞不同，但在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組成要 素上多有相似之處。工作與家庭互利主要分成「工作對家庭互利」以及「家庭對 工作互利」兩面向，而在這之中，行為、技能、發展三者合併稱為「以行為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