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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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 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 Child-care Happiness and Demands of Dual-Income Families: Impact of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指導教授：周麗端博士研究生：溫子瑩中華民國一○三年六月.

(2) 謝誌寫作論文的過程，猶如走在看不見盡頭的荒野小徑上，有時候望見途中風景興奮地跳躍奔跑，有時候跌倒了蹲坐在旁無助哭泣。此刻，循著路走，終於來到大片花海面前，由衷感謝這一路上曾經幫助我、陪伴我的貴人們，並與你們分享我的喜悅。首先，最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周老師，讓我有機會加入國科會的研究計畫，跟著老師一步步地認識學術研究的專業，學習做研究的嚴謹與認真；路程中，老師總是耐心的教導，即使工作再忙碌、夜再深，也抽出時間幫助我順利完成論文。同時，非常感謝兩位口試委員，就好像小徑上的路牌指標，適時的提點我哪裡該轉彎囉，更給予許多寶貴的建議，幫助我不至於迷失方向，也讓論文更加充實、豐富。也感謝各位專家委員，提供自己專業的建議，讓研究工具更加嚴謹與完整。然而，研究的小徑固然崎嶇，但有這群同學夥伴們的相互扶持，使我不必獨自一人漫步在荒野之中。感謝研究所的學習夥伴，在課堂中一起激盪與分享不同的研究觀點，也在自習室裡互相支持鼓勵。感謝研究室學姊的傾囊相授，尤其是統計分析上的指導，詳細的解答我所有疑惑。更由衷感謝各位幼兒園園長及老師們的大力相助，讓問卷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最高的回收率，也感謝所有幫忙填答問卷的受試者，因為你們用心的參與，使得論文能夠順利進行。除此之外，更是感謝一路上與我結伴同行的戰友宇萱，在這條研究小徑上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受挫、再一起大步邁，你的陪伴與鼓勵，幫助我克服重重挑戰，繼續與研究奮鬥。最後，非常感謝我的家人，給予百分之百的支持，讓我能夠毫無後顧之憂的埋首研究生涯，並在我徬徨無助時提供最安定的力量。除此之外，也感謝那整路守護的朋友芥豪，雖從不多話，卻總以溫暖的眼神與微笑揮走我的焦慮與憂愁。再次感謝每位出現在研究生涯中的貴人們，因為你們的鼓勵、祝福與幫助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雖無法一一列名，但仍衷心感謝。子瑩筆 2014.07.

(3) 摘要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程度及其背景變項，對於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之影響。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包括「基本資料」、「工作與家庭互利量表」以及「育兒的甜蜜與負荷量表」，透過立意取樣以及滾雪球方式，針對台中地區育有3至6歲子女的家長，全職工作，與配偶同住，且為雙收入核心家庭作為研究對象，回收有效樣本共421份。研究發現如下：. 一、雙收入家庭家長的背景變項與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雙收入家庭家長受試者普遍能知覺工作與家庭相互正向增利，且知覺工作對家庭之利程度越高，知覺家庭對工作之利程度也越高。背景變項中，「教育程度」對知覺工作對家庭之利有顯著的差異，大專院校畢業的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對家庭的影響，顯著高於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家長；「工作時間」對於知覺家庭對工作之利有顯著的差異，平均每周工作 60 小時以上的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家庭對工作正向影響的程度，顯著低於每周工作 40 至 49 小時每周工作的家長。. 二、雙收入家庭家長的背景變項與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雙收入家庭家長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傾向高甜蜜、低負荷的情形；育兒甜蜜與育兒負荷則呈現顯著負相關，也就是說，雙收入家庭家長受試者的育兒甜蜜感受越高，育兒的負荷感受越低。而背景變項中，「教育程度」對於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有顯著差異，國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雙收入家庭家長，育兒的甜蜜感受最低；「工作時間」亦對於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有顯著差異，平均每周工作時間 60 小時以上的雙收入家庭家長，育兒的甜蜜感受顯著低於平均每周工作 40 至 49 小時的父母。. 三、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對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影響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以及育兒甜蜜呈現正向關係，且當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越高，育兒的甜蜜感受越高。至於育兒負荷感受，本研究發現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之間的互利程度無法有效解釋育兒的負荷感受。關鍵字：雙收入家庭、工作與家庭互利、育兒甜蜜、育兒負荷、育兒感受.

(4)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understand the child-care happiness, child-care demands and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of dual-income family parents. Additionally,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child-care happiness and child-care demands of dual-income family parents could be significantly explained by Demographics variables (gender, age, education, number of child, and working time) and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 questionnaire, 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 were used to obtain responses from 394 participants of dual-income families who both have full-time jobs and at least one child at preschool age in Taiwa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ticipants tended to experience a higher level of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as well as child-care happiness, and they experienced lower level of child-care demands. In the Demographics variables, ‘education’ reported i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and child-care demands. Participants with bachelor's degree showed a higher level of 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 than those who only graduated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Participants who only educated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indicated the lowermost level of child-care happiness. In the meanwhile, ‘working time’ repor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o 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 and child-care happiness. Participants who working over 60 hours per week displayed a lower level of 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 and child-care happiness than those working between 40 to 49 hours per week.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hild-care happiness could be enlightened by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Child-care happiness was higher when participants perceived more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hild-care demands was not able to be explained by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Keywords: child-care happiess, child-care demands,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dual-income families.

(5) 目錄目錄. ……………………………………………………………………………… i. 表目錄. …………………………………………………………………………… i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研究動機 ………………………………………………………………… 1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 6 第三節名詞釋義 ………………………………………………………………… 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9. 第一節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狀況 ……………………………………………… 9 第二節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 ……………………………………… 12 第三節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 ………………………………………… 18.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39. 第一節研究架構 ………………………………………………………………… 39 第二節研究假設 ………………………………………………………………… 40 第三節研究對象 ………………………………………………………………… 41 第四節研究工具 ………………………………………………………………… 43 第五節資料處理與分析 ………………………………………………………… 54. i.

(6)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 56. 第一節樣本背景資料描述 ……………………………………………………… 56 第二節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分析 ………………………………… 59 第三節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分析 …………………………………… 73 第四節影響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迴歸分析 ……………………… 88.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96. 第一節研究結論 ………………………………………………………………… 96 第二節研究建議與限制 ………………………………………………………… 99. 參考文獻 …………………………………………………………………………… 104 附錄. ……………………………………………………………………………… 116. 附錄一專家委員名單 ………………………………………………………… 116 附錄二專家效度審查問卷 …………………………………………………… 117 附錄三預試問卷 ……………………………………………………………… 122 附錄四預試項目分析 ………………………………………………………… 129 附錄五正式問卷 ……………………………………………………………… 135 附錄六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次數分配表 …………………… 142 附錄七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次數分配 ………………………… 145. ii.

(7) 表目錄表 3-4-1 各分量表預試之信度係數 …………………………………………… 44 表 3-4-2 工作與家庭互利預試因素分析之摘要表 …………………………… 47 表 3-4-3 各分量表正式施測之信度分析 ……………………………………… 50 表 3-4-4 工作與家庭互利正式施測因素分析之摘要表 ……………………… 41 表 4-1-1 雙收入家庭家長受試者背景資料表 ………………………………… 58 表 4-2-1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工作與家庭互利情形 ………………………… 62 表 4-2-2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工作與家庭互利差異 ………………………… 62 表 4-2-3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差異- 以性別分析 ……… 64 表 4-2-4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變異數分析 - 以年齡分析. ……………………………………………………… 66. 表 4-2-5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變異數分析 - 以教育程度分析. ………………………………………………… 68. 表 4-2-6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變異數分析 - 以子女數分析 ……………………………………………………… 70 表 4-2-7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變異數分析 - 以工作時間分析. ………………………………………………… 72. 表 4-3-1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情形 ……………………… 76 表 4-3-2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差異 ……………………… 76 表 4-3-3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差異- 以性別分析 ……… 78 表 4-3-4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變異數分析 - 以年齡分析. ……………………………………………………… 80. iii.

(8) 表 4-3-5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變異數分析 - 以教育程度分析 ………………………………………………… 83 表 4-3-6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變異數分析 - 以子女數分析 …………………………………………………… 85 表 4-3-7 雙收入家庭受試者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變異數分析 - 以工作時間分析 ………………………………………………… 87 表 4-4-1 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及背景變項之相關矩陣 ………………………………………………………… 89 表 4-4-2 育兒甜蜜感受之多元階層迴歸分析表 4-4-3 假設研究之檢定結果. ……………………………… 92. ……………………………………………… 95. iv.

(9) 第一章下班之後，便是黃昏了. 緒論. 偶爾也望一望絢麗的晚霞. 因為你們仰向爸爸的小臉加班之後，便是深夜了. 透露更多的期待. 偶爾也望一望燦爛的星空. 因為你們熟睡的小臉阿爸每日每日的上下班. 卻也不再逗留. 卻也不再沉迷. 比星空更迷人. 有如你們手中使勁拋出的陀螺. 繞著你們轉呀轉將年輕激越的豪情. 逐一轉為綿長而細密的柔情. 就像阿公和阿媽. 為阿爸織就了一生. 綿長而柔密的呵護孩子呀，阿爸也沒有任何怨言最沉重. 只因這是生命中. 也是最甜蜜的負荷吳晟負荷. 第一節研究動機一、. 養育子女，是甜蜜？還是負荷？教養子女固然辛苦，生養子女的喜悅也不容忽視（陳富美、利翠珊，2012）。. 行政院主計處（2006）社會發展趨勢調查顯示，將近95%的夫妻擁有生育子女的經驗。在這之中，孩子未滿6歲者約佔五分之一，相當於每一百對家長中就有20對家長育有6歲以下的子女。孩子的出現，確實會對家庭生活帶來重大的改變，沉浸在 1.

(10) 為人父母的歡樂與滿足的同時，也必須面對養育子女的壓力與挑戰。幾次參與國科會計畫「工作-家庭的衝突與互利：測量工具的建構」焦點團體的機會，言談中聽見受訪者表示家庭對他來說絕對不是阻力，反倒是助力，一股領著他在工作上拼命向前衝的助力，尤其當孩子出生以後，這股信念更加堅定。同時，團體中的其他受訪者們也有志一同地認為孩子不但是他們在工作與家庭衝突間最佳的潤滑劑，更是在職場上與同事、主管搭建情感關係的良好橋樑；例如，碰上孩子生病或難以管教而感到心情沮喪時，簡單幾句來自擁有相似背景同事的鼓勵話語或者經驗分享，便會感到相互支持的溫暖。陳富美、利翠珊（2012）針對幼兒貼心行為舉動對父母福祉作用影響研究便發現，子女對父母付出關心的行為與頻率能對父母知覺自身幸福感達到有效預測，且父母也不會因生活上的負荷過重就無法感受到子女的貼心行為；也就是說，當工作與家庭撞擊在一塊兒時，父母除了承擔傳統的工作角色之外，亦可以扮演好家庭角色。另外，有研究也指出養兒育女對大多數的父母親來講是甜蜜與負擔相互參雜在一塊，但甜蜜的元素還是勝出（陳富美，2013）。可見，孩子不僅是父母的親職壓力來源也是幸福感的來源（陳密桃、陳玲婉， 2006）。因此，父母履行親職角色時所感受到的喜悅與負荷確實值得深入探究。. 二、. 兼顧工作與家庭產生哪些衝擊？在台灣，過去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價值使得外出「工作」角. 色大部分由男性擔起，女性則多待在家中相夫教子；如今，在社會急速變遷、勞動市場轉型、傳統價值觀念逐漸式微、家庭結構轉變以及經濟需求增加等現象之下，不但大幅提升女性就業比例，亦促使雙收入型態的家庭數量大舉增加。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99年針對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台灣地區 15至64歲已婚女性在結婚之前有工作者比例高達83.85％；從結婚至調查時期（民. 2.

(11) 國99年）止有工作者比率為54.47％；而從婚前便持續有在工作至調查階段結束者則佔全體的54.19％。除此之外，直至民國101年為止更是有半數以上的已婚婦女投入就業市場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2012）。由此可見，女性大量投入就業市場的情況不僅造成夫妻婚後雙方仍各自保有其工作者的比例越來越高，也使得雙收入家庭成為目前社會中常見的家庭型態。由於雙收入家庭逐漸成為常態，個體在家庭中的角色亦跟著產生變化，關於家人照顧、子女教養與家務分工等問題，過去以「性別」二元分立的家庭角色配置方式早已不復見，現代男性除了工作角色之外也開始被要求分擔傳統屬於女性的家務工作，而女性更必須同時回應來自家庭、配偶與職場的需求（張婷婷、陸洛， 2009）。因此，這些來自工作與家庭雙向的要求對大多數已婚男女的生活來講也造成深遠的影響。如同過去研究顯示，經由工作與家庭所產生的衝突與壓力對個體來講，不論是在生活、婚姻、家庭與工作之滿意程度上均可見顯著的負向關聯，並特別指出家中子女年齡越小，父母親所感受工作與家庭衝突程度則越大（王恩惠，2006；周麗端，2012；陸洛、黃茂丁、高旭繁，2005；張婷婷、陸洛，2009；Carlson, Kacmar & Williams, 2000；Grandey & Cropanzano, 1999；Grzywacz, Frone, Brewer & Kovner, 2006）。面對此現象，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連結真的只有衝突嗎？. 三、. 當正向思維注入工作與家庭互利帶來哪些改變？近年來，受到Seligman提出之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觀點興起的. 影響，認為透過快樂、樂觀等正向特質與情緒的均衡發展，將有助於個體獲得真實的快樂與美好的人生（引自賴英娟、路偉明、董旭英，2011）。其主張個體應維持正面、積極的價值信念與正向的思考邏輯，儘可能地在身體和心理各個層面. 3.

(12) 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於是，許多學者紛紛嘗試將此觀點融入工作與家庭領域等相關議題進行一系列的探究與詮釋；特別是拋下過去所建立的衝突思維，從正向心理學角度來審視工作對家庭以及家庭對工作雙向之間相互替彼此帶來了哪些有益的影響與幫助，重新提出「互利」(facilitation)、「增強」(enrichment)與「正向溢出」(positive spillover)等相互增益之概念，也逐漸讓工作與家庭是能夠相互增強的正向思維在學術界上受到重視與鼓勵。隨後，相關研究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但證明了個體在工作上獲得較高的滿意與成就感確實會對其知覺家庭經驗有正向的影響，更發現當個體對工作與家庭正面評價越高，其展現對組織之承諾與工作表現也越佳；相對的，從家庭與工作上獲得的資源及支持越健全，越能幫助個體投入工作與家庭之中，情緒上也越容易感到愉悅和富足（張妤玥、陸洛，2013；Carlson, Grzywacz & Zivnuska， 2009；Grzywacz & Marks，2000）。除此之外，有感於已婚婦女就業率逐年增加，工作、家庭成為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場域，2012年聯合國大會替「國際家庭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設立的主題即為「確保工作與家庭的平衡」(Ensuring work family balance)(United Nations [UN], 2012)。強調家庭是組成社會最小的單位，所以值得特別關注，不論是個人心理層面的看待，或者公司組織行政措施的實行，還是各國政府福利政策的制定，如何幫助人們保全兩者絕對有其必要性。此舉恰巧呼應了工作與家庭互利相關研究結果，唯有當工作與家庭雙向之間達到穩定的平衡狀態時，才能有效舒緩家庭與工作兩種角色之間的壓力與衝突，並且保持雙方共利共存的效能（周麗端，2012；Baral & Bhargava, 2010；Ilies, Wilson & Wagner，2009；Van Steenbergen, Ellemers & Mooijaart，2007）。反觀國內工作與家庭正向連結發展現況，以互利、平衡觀點進行研究者少之又少，僅有幾篇以角色理論與資源保存理論解釋工作與家庭之間所呈現的增強關係，探討工作與家庭資源對個體工作與生活滿意度的正向影響，認為個體在工作 4.

(13) 中耗費的時間與精力會轉換成不同形式的資源，好比能力、經驗、成就感等，進而使家庭生活受惠，反之亦然（周麗端，2012；張妤玥、陸洛，2013；張婷婷、陸洛，2009；張火燦、劉嘉雯、黃名楊，2010；張婷婷、陸洛、潘君鳳，2012）。故，國內對於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研究仍需更多關注及討論。. 四、. 工作與家庭對育兒感受的影響？綜覽國內外實徵研究，探討工作與家庭衝突及互利與其相關後果變項之研究. 已有相當數量，有些關注於工作與家庭對個體婚姻、生活與家庭滿意程度的影響，也有些重點為釐清工作與家庭影響個體之工作滿意度、工作表現與職業倦怠等壓力情況與狀態，更有些旨在瞭解工作與家庭衝突與互利的影響是否連帶造成個體知覺其個人幸福感指數的多寡 (周麗端，2012；陸洛、張婷婷、張妤玥，2012；高旭繁、卓可欣，2013；張婷婷、陸洛、郭靜宜，2012；張婷婷、陸洛、潘君鳳， 2012；溫金豐、崔來意，2001；Baral & Bhargava, 2010；Ilies et al., 2009)。由此可見，在眾多探討工作與家庭衝突與互利相關研究之中，討論工作、家庭以及生活滿意感受指數者不下少數，卻罕見文獻談及親子雙方互動歷程與彼此之間關係的親密程度是否也會受到工作與家庭衝突與互利影響而有所差異。因此，鑒於現有文獻的缺乏，本研究欲從工作與家庭互利觀點切入，以正向信念探討家有學齡前階段兒童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對育兒感受的影響。. 5.

(14)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一、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家庭互利」之狀況。二、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狀況。三、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家庭互利」與「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關聯。.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問題如下：一、不同背景變項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家庭互利」狀況為何?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狀況為何？三、雙收入家庭家長背景變項與知覺「工作-家庭互利」是否影響「育兒的甜蜜與負荷」?. 6.

(15) 第三節名詞釋義. 一、. 雙收入家庭（Dual-income families）雙收入家庭指的是擁有兩份經濟收入的家庭，丈夫與妻子皆為全職工作者，. 雖然在工作類別上並不局限於受雇員工，可以是自行創業者、自由工作者或者一般受薪族群，但是夫妻雙方必須各自擁有獨立的收入來源。也就是說，雙收入家庭包含雙工作家庭，以及夫妻雙方皆從事受雇工作之雙薪家庭（dual-earner family、double-earner family、double-income family）在內。. 二、. 雙收入家庭家長本研究所指的雙收入家庭家長，係指育有三至六歲子女的父親或母親，與配. 偶同住，且夫妻雙方同時皆從事全職工作。. 三、. 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to-family-facilitation）本研究將工作與家庭互利定義為「工作與家庭兩個領域之間的相互增利」，. 具有雙向關係，當工作正向影響家庭時，稱作「工作對家庭之利」（Work-to-familyfacilitation，簡稱WFF）；當家庭正向影響工作時，則稱為「家庭對工作之利」（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簡稱FWF）。測量方面，使用「工作與家庭互利量表」，分為「工作對家庭之利」與「家庭對工作之利」兩個面向。採以Likert式4點量表計分，以同意程度進行施測，分. 7.

(16) 別以工作對家庭之利以及家庭對工作之利加總計分，得分越高，表示知覺工作對家庭之利以及家庭對工作之利程度越高。. 四、. 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本研究將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定義為「在育兒的歷程中，父母所知覺到的甜蜜. 與負荷感受」，即父母親的育兒經驗，又可稱作親職感受。育兒的甜蜜為父母在照顧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所知覺的親職喜悅，如滿足、快樂與成就等正向感受；育兒的負荷則為父母在照顧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所知覺的親職壓力，如擔憂、沮喪與困擾等負向感受。測量方面，使用「親職壓力量表」測量雙收入家庭父母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包含「育兒甜蜜」與「育兒負荷」兩分量表。「育兒甜蜜分量表」，採以Likert 式4點量表計分，以父母贊成同意程度進行施測，得分越高，表示對於擁有幼年子女感受的甜蜜越多。「育兒負荷分量表」，採以Likert式4點量表計分，以父母感受的親職困擾頻率進行施測，得分越高，表示對於擁有幼年子女感受的負荷越多。. 8.

(17)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從工作與家庭互利觀點切入，以正向信念探討雙收入家庭家長知覺工作與家庭的正向益處是否影響其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第一節描述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概況，以及其面臨之困境。第二節討論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定義、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內涵、雙收入家庭之工作與家庭互利狀況，以及影響工作與家庭互利之背景因素。第三節探究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內容包含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定義、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內涵、雙收入家庭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狀況，以及影響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因素。. 第一節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狀況華人的文化特質中，賦予家庭制度極為重要的角色意義。以下將分別描述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發展概況，以及現今雙收入家庭所面臨之挑戰為何。. 一、. 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之概況在台灣，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即由父母雙方和. 其未婚子女所組成的兩代家庭。然而，隨著社會時代的變遷，我國基本的家庭結構也歷經了許多轉變（黃迺毓、林如萍、唐先梅、陳芳如，2001）。民國六○年代以前，台灣初邁入工業社會時期，家庭生活維持傳統上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務分工原則，男性出外工作賺錢養家，女性負責照料家人生活起居。民國六○年代以後，台灣工業成長迅速，勞動力人口需求大幅增加，年輕人口不斷湧入城市內尋求發展機會，形成都市化現象；同時，隨者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上路(民國 57 年)，女性出外就業比例提升，使得夫妻雙方均投入工作之雙收入家庭. 9.

(18) 出現。緊接著，台灣社會歷經產業轉型、升級階段，夫妻共同外出工作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黃迺毓等人，2001，31 頁)。根據調查，截至民國九十五年為止，台灣地區夫妻同住之雙收入家庭比率已經高達 46.84％，接近半數，相當於每十對夫妻之中即有四對夫妻雙方均正在就業（行政院主計處，2006）。近年來，女性就業者越來越多，行政院「人力資源調查」中更指出，歷年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逐年增加，並在民國 101 年時首次突破半數，達到 50.19 ％的新高峰。以上相關統計數據再再都突顯了雙收入家庭已經成為台灣地區新興的家庭型態之一，且家庭結構維持著核心化的現象。由此可見，雙收入家庭確實存在重要的討論價值，尤其是其面對工作與家庭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維護與連結更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的議題。. 二、. 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面臨之挑戰雙收入家庭父母親們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必須扮演著多重的角色，隨著長時間. 的累積，個體在轉換角色的過程中難免會碰上無法調適的時候，進而使其在家庭領域中產生壓力與困擾的情況（鄭文烽，2012）。一般而言，婚姻生活的調適、家務工作的分配、家人關係的經營、教養子女的責任與擔憂、旁人的親職介入、親子關係的維繫，以及平衡工作與家庭多重角色的期待等都是已婚全職工作者常見的家庭問題與困擾（王恩惠，2006；吳佳玲， 2007；吳明玨，2005；張妤玥、陸洛 2011；陳富美、利翠珊，2012；賴彥如、張潔如、吳瑞蘭，2011）。「蠟燭兩頭燒」，家庭與工作之間多重角色的轉換與平衡實為雙收入家庭父母必須挑戰的一大難題。無論是來自家庭內的需求，如家務分工、參與家庭活動、滿足其他家庭成員(配偶/子女/長輩)的期待，還是源自於工作上的要求，如每週的工作時數、加班的頻率次數等工作負荷，均可能使得個體在不同場域中感受到. 10.

(19) 壓力與負荷的現象(王恩惠，2006；周麗端，2012；鄭文烽，2012)。可見，工作、家庭多重角色的維繫與平衡是造成父母親們感到困擾的原因。除此之外，華人文化特質中存在著「多親職」(multiple parenting)的現象。在台灣，（外）祖父母對於育有幼兒的家庭不僅在親職過程中提供支持與協助，同時也容易發生介入、干預的狀況（利翠珊，1999）。吳明玨（2005）指出，同樣是育有幼兒之雙薪家庭夫妻，比起沒有與上一代父母同住的雙薪家庭夫妻，與上一代父母同住者所察覺到的親職壓力確實比較嚴重。另外，行政院主計處（2006）針對父母親在照顧 6 歲以下子女面臨的問題進行調查，父母親們在照顧未滿 6 歲子女過程中，認為「沒有足夠時間照料子女」是最主要的困擾問題，約占 28.85％，其次為「經濟負擔沉重」以及「精神體力負荷太重」，分別佔了 22.23％以及 20.76％。也就是說，將近五成的家長們憂心自己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者無暇負擔照顧子女的工作。可見，伴隨照顧養育子女而來的擔憂，以及長輩之間的教養介入都是雙收入家庭父母親的親職困擾來源。而且，這些困擾不僅會影響到父母親的育兒經驗，嚴重的話，甚至也會左右其親職感受的程度。而民國 101 年「國民生活狀況意向調查」中也顯示，民眾對於未來生活感到最為憂心的問題，煩惱子女問題（教養及求學問題、健康與交友問題、工作與婚姻問題）者的比例皆較民國 98 年的調查時稍有增加，平均上升了 2.17 個百分點（內政部統計處，2012）。. 綜合上述，家務分工、婚姻生活調適、照顧養育子女、親子關係維繫，以及平衡工作與家庭多重角色的期待等問題，都是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普遍面臨之困擾。也就是說，在工作與家庭兩個領域相互拉扯之下，育兒責任的重擔以及不同角色間轉換的挑戰，使得現今台灣地區雙收入家庭父親或母親在維持育兒經驗的品質，以及確保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層面產生困境。 11.

(20) 第二節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探討工作與家庭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衝突」以及「互利」兩大方向。一直以來，工作與家庭衝突之議題已累積了相當豐富的學術研究成果，相較之下，工作與家庭正向關聯的討論稍嫌貧乏。以下將以正向信念觀點出發，分別探討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相關定義、內涵，雙收入家庭之工作與家庭互利狀況，以及影響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因素。一、. 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定義. 探討工作與家庭正向關係研究之多，對其定義與名詞解釋各有不同；國內學者整理出常見命名，分別為：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Family Facilitation)、工作與家庭增強(Work-Family Enrichment/ Work-Family Enhancement)、工作與家庭正向外溢(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周麗端，2012）。詳細定義如下： 1.. 工作與家庭增強（Work-Family Enrichment/ Work-Family Enhancement）工作與家庭增強代表「工作與家庭兩者相互受益」，即個體在某一領域中得到. 的資源，促使自己在其他領域的表現有正向改變(Carlson, Kacmar, Wayne & Grzywacz, 2006)。 Greenhaus與Powell（2006）也指出增強是個體藉由參與多重角色獲取經驗與資源，以提升自己在另一個角色的生活品質。舉例而言，若個體在工作上擁有彈性、可自由支配的時間，使其能夠每天準時接送孩子上放學，便是一種工作對家庭的增強。於是，當工作角色得到的資源（如技能、經驗與機會）直接正向幫助家庭角色提升表現與滿足需求而促進家庭生活品質時，發生工作對家庭的增強（work-family enrichment，簡稱 WFE）；相反的，當家庭角色得到的資源（如技能、經驗與機會）直接正向幫助工作角色提升表現與滿足需求而促進工作品質. 12.

(21) 時，產生家庭對工作的增強（family-work enrichment，簡稱 FWE）（何婉妤， 2008；張婷婷、陸洛、潘君鳳，2012）。 2.. 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Work-Family Positive Spillover）影響工作與家庭關聯的條件很多，稱之為「溢出物」(spillover)；然而，當. 個體面對不同角色的時候便可能造成正面與負面的溢出物（張惠芬、郭妙雪， 1998）。也就是說，當個體在某一領域中的正向經驗（如情感、技能、價值觀和行為）會移轉至另一個領域，並且使得兩個領域間感受到相似的經驗(Carlson et al., 2006)。例如：個體在一個角色（如父親)中感受到正向的情緒經驗後增加自我效能、動機，使其在另一個角色（如員工）也有比較好的表現；而這些改善過後的表現也許會從其他角色的伙伴（如同事）身上得到認同或讚美，便能提振個體在另一個角色（如丈夫）的表現（周麗端，2012；Edwards & Rothbard, 2000）。 3.. 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Family Facilitation）就facilitation字面進行解釋，工作與家庭互利表示「工作與家庭是相互依賴. 與增強」（周麗端，2012）。Wayne、Grzywacz、Carlson與Kacmar（2007）將工作與家庭互利定義為，個體參與某一領域中所獲得的發展性收益(developmental gains)（如技能）、情感收益(affective gains)（如態度）、資本收益(capital gains)（如金錢）與效能收益(efficiency gains)（如專注力），皆有助於增強個體在另一領域中的表現。也就是說，當個體投入在工作時產生的正向益處，能促使其家庭功能進行有良好的發展，反之亦然。可見，工作與家庭不僅具有相互依存與互補的性質，兩者之間更存在著雙向關係。因此，當工作領域產生的利益正向影響家庭領域的效能時，我們稱為工作對家庭之利（work-to-family facilitation，簡稱WFF）；相反的，當家庭領域產. 13.

(22) 生的利益幫助到工作領域效能加分時，則稱為家庭對工作之利（family-to-work facilitation，簡稱FWF）。整合上述，三者關於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名詞解釋與定義雖各有不同，但在概念上卻都十分相似。Wayne等人（2007）綜合以上說法，認為這三者之間的差異僅在於分析的層面不同，並指出「互利」(facilitation)一詞最能呼應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概念，進而提出一套解釋工作與家庭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因此，本研究選擇採用工作與家庭互利(Work-Family Facilitation)一詞之用法與概念作為主要的研究依據，以探討雙收入家庭知覺工作與家庭經驗正向影響程度高低。. 二、. 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內涵過去，雖有許多學者提出工作與家庭是可以相互得利並非僅有衝突及干擾的. 概念，卻始終缺乏一套較完整的理論性解釋與評估工具。在國內，由於尚未發展出真正符合華人社會脈絡之研究工具，因此，現有的文獻幾乎多直接套用國外既有之工作與家庭互利量表，並以其分類構面作為主要的評量與分析依據（何婉妤，2008；張婷婷、陸洛、潘君鳳，2012；張火燦、劉嘉雯、黃名楊，2010）。唯有周麗端（2012）綜合國外多個量表，以具體的「行為」角度探討工作與家庭互動，包含「工作對家庭之利」、「家庭對工作之利」兩面向。那麼，國外工作與家庭互利的文獻究竟包含哪些內涵呢？一項針對雙薪夫妻進行的研究將工作與家庭角色分成工作-家庭增強與壓力(work-family gains/ work-family strains) 以及工作 - 親職增強與壓力 (work-parenting gains/ work-parenting strains)四個方向進行測量，以探討不同角色之間相互溢出、影響的程度(Marshall & Barnett, 1993)。. 14.

(23) 接著，Grzywacz 與 Bass（2003）以電訪方式探討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及互利對個人心理健康的影響，目的在於透過家庭韌性理論檢驗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以及互利的關係，並尋找工作、家庭與個體最契合的狀態。研究結果顯示工作與家庭的衝突和互利兩者是獨立分開的概念，且只有當家庭對工作的互利程度高，工作與家庭衝突的程度低的時候，個人心理層面才能達到最佳的狀態。其中，工作與家庭互利包含「時間」(time-based)、「緊張/精力」(strain-based)、「行為」 (behavior-based)三個內涵（周麗端，2012）。同樣的，在探討個人人格特質和工作與家庭互利關聯性的研究中，工作對家庭互利包含「技能」(skill)、「行為」 (behavior)、「正向情感」 (positive mood)，家庭對工作互利包含「行為」 (behavior)、「正向情感」(positive mood)、「成就感」(sense of accomplishment)、「家庭支持」(support or resources at home)；並以過去一年中發生的頻率次數進行評量，當回答次數越多、越頻繁者即表示其互利程度越高(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Hill(2005)自編工作與家庭互利問卷，也以頻率次序進行測量；其中，工作對家庭互利面向包含「精力」(energy)以及「情緒」(mood)兩個內涵，家庭對工作互利僅包含「精力」(energy)一個內涵。然而，亦有學者單純僅以頻率次序作為評量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的依據，例如：你有多常因為在工作上所使用的技能使得你在家中所做的事情有所幫助 (Grzywacz & Marks, 2000； Voydanoff, 2004)。另外，Carlson等人（2006）指出由於過去對與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定義與概念模糊，導致發展出的測量工具宛如大雜燴一般，不僅未有規模化的發展與嚴謹的驗證過程，更得不到準確的研究結果。因此，經過多次設計與施測後提出工作與家庭增強量表(work–family enrichment scale)，該量表更是在其他針對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的研究中被廣為使用(e.g., Jaga & Bagraim, 2011； Luo, 2011； McNall, Masuda & Nicklin, 2010)。該量表認為工作與家庭增強應分為「工作對家庭」與「家庭對工作」兩個面向；之中，工作對家庭方向細分為「資本、情感、 15.

(24) 發展」三個內涵，家庭對工作細分為「發展、情感、效能」三個內涵，各面向詳細說明如下： 1. 工作對家庭(work to family direction)包含： a. 資本(capital)：工作時提升的實質資源(如金錢、社會地位)以及心理資源 (如安全感、自信、成就感、自我實現)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家庭成員。 b. 情感(affect）：投入工作獲得的正向情緒、愉悅態度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家庭成員。. c.. 發展(development)：投入工作獲得的技能、知識、行為以及視野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家庭成員。. 2.. 家庭對工作(family to direction)包含： a. 發展(development）：從家庭中獲得的技能、知識、行為以及視野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工作者。 b. 情感(affect)：從家庭中獲得的正向情緒、愉悅態度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工作者。 c. 效能（efficiency）：家庭提供的專注力、憂患意識能幫助個體成為更好的工作者。同一時期，Hanson、Hammer與Colton（2006）也認為過去工作與家庭正向影. 響的研究並未提出一個行之有效的量表，遂以Edwards與Rothbard（2000）的「情感」(affect)、「技能」（skills）、「行為」（behaviors）、「價值」（values）四個內涵的交互作為主要架構發展問卷，並邀請心理學背景人士填答。透過分析其認為「技能」內涵應包括在「行為」內涵之內，於是剔除技能內涵，最後得到工作與家庭正向溢出之量表，包含工作對家庭溢出(Work-to-family positive. 16.

(25) spillover)、家庭對工作溢出(Family-to-work positive spillover)兩方向性的構面，其中各自涵蓋情感、行為與價值三個測量內涵，各面向詳細說明如下： 1.. 情感（Affective positive spillover）：當一個領域中引發的情緒反應，會影響到個體在其他領域中的情緒狀態。. 2.. 行為（Behavior-based instrumental positive spillover）：當一個領域中產生的行為，直接影響個體在其他領域的行為表現。. 3.. 價值(Value-based instrumental positive spillover)：工作與家庭兩者經由社會化的影響皆各自形成一套價值系統，而這兩套價值觀念會透過不同的領域彼此相互傳遞，進而影響到個體在不同的領域之間展現出相似的價值與信念。除此之外，Greenhaus與Powell (2006) 則指出互利會透過兩種途徑發生，即. 功能性路徑與情感性路徑。功能性路徑（instrumental path）指的是從不同角色中所獲得的資源能直接轉換進而提升其他角色的表現，例如：技能、生理與心理資源（自尊、自我效能、自信）。而情感性路徑(affective path)則是指透過一個角色正面情感的產生來提升其他角色的表現，例如：個人情緒、心理福祉。也就是說，個體無論透過何種路徑都可以達到轉移資源的效果，並促使各個角色的表現更完整。爾後，Van Steenbergen、Ellemers 與 Mooijaart (2007) 以金融領域從業人員為對象進行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研究指出，「工作對家庭之利」以及「家庭對工作之利」兩面向之下又分成以時間為基礎（ Time based ）、以精力基礎（energy-based）、以行為為基礎（Behavioral）、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四個內涵。而 Boyar 與 Mosley (2007)則以「自我效能」作為個體自我評估工作與家庭互利的要素。. 17.

(26) 整合上述，雖然各研究之測量內涵用詞不同，但在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組成要素上多有相似之處。工作與家庭互利主要分成「工作對家庭互利」以及「家庭對工作互利」兩面向，而在這之中，行為、技能、發展三者合併稱為「以行為為基礎」的內涵；價值、資本、效能三者合併稱為「以價值為基礎」的內涵；個人情緒、正向經驗、心理福祉則合併稱為「以情感為基礎」的內涵。因此，本研究之工作與家庭互利關係分成「工作對家庭之利」與「家庭對工作之利」兩面向，並同時包括「行為、價值、情感」三個內涵。. 三、. 雙收入家庭之工作與家庭互利狀況工作與家庭雙向關係的研究發現，個體在知覺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壓力之餘，. 也能同時感受到工作與家庭的互利；也就是說工作與家庭兩者其實是並存於生活之中的，並非一體兩面的關係(Carlson et al., 2006； Greenhaus & Powell, 2006； Grzywacz & Marks, 2000；Voydanoff, 2004)。然而，套用於雙收入家庭身上是否也能夠應證相同的結果呢？ Marshall與Barnett(1993)針對300對全職工作的雙薪伴侶探討其工作與家庭互利狀況，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試者知覺到工作與家庭互利，並認為工作與家庭彼此正向影響能有助於他們成為更好的父母親；在這之中，更有25%的男性受試者認為工作與家庭高度互利，女性則有38%的受試者如此認為。而相較於職業父親以及那些沒有孩子的伴侶，具有全職工作的母親展現出較高的工作與家庭互利現象。隨後，美國一項探討工作與家庭互利與憂鬱症狀關聯性的研究，經過長達一年的時間追蹤發現，身處於三明治世代的雙薪家庭父母親們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程度和自身產生憂鬱症狀呈現負向連結。更重要的是，當認為另一半的工作對於家庭是正向幫助的時候，個體出現憂鬱症狀的頻率也會降低許多 (Hammer, Cullen, Neal, Sinclair & Shafiro, 2005)。. 18.

(27) 除此之外，另一項針對家有12至18歲青少年之雙薪家庭父母進行的研究，以受試者每天工作結束前最後一刻與回到家中第一時間的情緒反應作為檢測指標，發現在工作中產生的正向情緒（如喜悅、快樂、友善）會透過傳遞進而影響個體扮演家庭角色時的狀態(Matjasko & Feldman, 2006)。而國內針對798位雙工作家庭者以工作家庭互利問卷施測，結果指出「工作與家庭互利」發生頻率多於「工作與家庭衝突」，且約有70％的受試者感受到工作與家庭的互利，呈現「經常互利」狀態；同時，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為多的父母，對於自己的生活也以滿意成分居多（周麗端，2012）。綜合上述文獻，忙於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雙收入家庭父母，其實並不會因為各種角色的負荷過重而無法感受或者去否定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存在。同時，知覺工作與家庭的正向影響也能增進彼此的生活品質。. 四、. 影響工作與家庭互利之因素影響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因素很多，過去研究指出個體的人格特質、工作資源. （如：彈性工時、主管支持、工作性質），以及家庭資源（如：家人支持、家務協助）等變項皆能有效提高個體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品質(Allen, 2001； Buehler & O'Brien, 2011；Greenhaus & Powell, 2006；Wayne et al., 2007)。由於本研究係針對雙收入家庭幼兒父母親探討其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與育兒感受之關聯性，因此，以下僅探討個體背景變項中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育有子女數、職業類別與工作時間對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 19.

(28) 1.. 性別一直以來，探討工作與家庭議題時，並沒有特別關注在性別和工作與家庭之. 間的關聯性，但這的確是工作與家庭研究領域中非常關鍵的環節之一 (Parasuraman & Greenhaus, 2002)。既然如此，性別與工作與家庭互利的關係為何呢？回顧過去文獻，Scott (2001)探討性別差異對家庭關係以及女性在家中地位如何影響其工作與家庭性格的研究指出，有別於男性，女性比較容易維持優質的工作責任與家庭關係。也就是說，在工作與家庭正向影響作用的程度上女性的確明顯高於男性(Grzywacz & Marks, 2000； Grzywacz, Almeida & McDonald, 2002；Voydanoff, 2004)。不過，也有其他研究指出性別的差異對於工作與家庭互利沒有影響(Hill, 2005)。而Matjask與Feldman(2006)則發現，相較於男性，女性更容易將工作上產生的種種情緒帶回家裡，如快樂、生氣、焦慮等情緒狀態。可見，男女性別的不同確實會使個體知覺到不一樣的工作與家庭互利感受。 2.. 年齡一項針對心理諮商師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年紀較長者因為擁有比較豐富的經. 驗，加上隨著年齡增長愈趨成熟，使其知覺到工作對家庭的影響較小(Kramen-Kahn & Hansen, 1998)。也就是說，與年長者相較，年輕的男性感受到較低的家庭對工作之利(Grzywacz & Marks, 2000)。另一項探討工作與家庭溢出對生活滿意度影響的研究更指出，年紀越大者在工作對家庭的負向溢出明顯少於較年輕者，但在工作對家庭互利部分的經驗則沒有顯著差異(Stevanovic & Rupert, 2009)。可能是因為當年齡逐漸增長的同時，個體也漸漸熟悉其工作的作息與模式，並能夠從過往經驗中找到化解會對家庭產生衝突的方式。. 20.

(29) 不過，隨著年齡累積豐富的工作經驗是否會對個體在家庭領域中有所助益將待本研究進一步檢驗。 3.. 教育程度過去研究認為工作與家庭互利只對女性具有微弱的正向關係(Grzywacz &. Marks, 2000)。而一項以25至74歲之全職工作者進行調查的研究更指出，個體的教育程度高低對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並沒有顯著的關聯性(Grzywacz et al., 2002)。然而，Voydanoff(2004)針對1938名與伴侶、配偶或者子女同住的全職工作者進行研究卻發現，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感受到工作與家庭互利的程度越低。或許是因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從事的工作較具專業性質，需要耗費比較多的心力，使其感到精疲力竭而無法充分兼顧家庭角色。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檢驗教育程度是否會對工作與家庭互利有產生影響。 4.. 子女數比起那些沒有子女的人，擁有最年長孩子小於5歲的父親表現出較高的工作對. 家庭之利感受(Grzywacz & Marks, 2000)。相反的，其他研究卻認為當家中的子女介於6至18歲階段時，父母親知覺較少的家庭對工作之利，而當子女處於6歲或者以下年齡時，其知覺的家庭對工作之利程度又更低；但是6歲以下子女的數目對工作與家庭互利卻看不出明顯的差異性(Grzywacz et al., 2002)。然而，另一項研究卻指出，當家中擁有6歲以下子女的父母會展現出較高的工作對家庭衝突，但在工作對家庭互利部分則未有明顯的相關(Voydanoff, 2004)。可見，子女的年齡確實會影響到父母親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感受的程度。然，本研究已將擁有學齡前階段兒童的父母親設定為研究對象，便不再針對子女年齡. 21.

(30) 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究，僅進一步檢驗子女數的多寡對父母親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 5.. 工作時間工作時間對工作與家庭互利的影響又是如何？研究顯示，工作要求確實會對. 個體的工作與家庭互利感受造成影響，特別是來自工作上的時間擠壓（每天固定的上班時間以及非上班時段卻用來處理公務的時間）與工作對家庭之利呈現負相關，也就是說當工作對家庭的時間擠壓越大，工作對家庭正向影響的程度越低（Voydanoff, 2004）。不過，相反的，有研究卻指出當父親的工作時間越長，越不容易將焦慮的情緒感覺帶回家中(Matjasko & Feldman, 2006)。由此可見，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長短確實會改變個體知覺工作與家庭互利的感受程度。. 22.

(31) 第三節雙收入家庭育兒的甜蜜與負荷對於家有幼兒的父母親來講，擔任親職角色的感受是喜悅與壓力交雜的（陳富美、利翠珊，2004）。近年來，正向心理學風氣盛行，開始強調提升家庭健康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使得親職感受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以下將分別針對育兒過程中甜蜜與負荷感受的相關定義、內涵，以及影響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因素。. 一、. 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定義國內對於「育兒的經驗」並無統一的名詞與用法。常見的詞彙中，探討正向. 感受的稱作親職喜悅（陳若琳、李青松， 2001 ）、父母角色滿意（ parent satisfaction）；負向的感受稱為親職壓力（parenting stress / parental stress） (Abidin, 1990）；而親職感受（林惠雅，2007）、育兒知覺（parenting perceptions）（Floyd, Gilliom & Costign, 1998）以及養兒育女感受（陳富美，2012）則包含正、負兩個方向的情緒感受在內。詳細定義如下： 1.. 育兒的甜蜜育兒的感覺是甜蜜的、正向的、有助益而且也非常值得的（陳富美，2012；. Barnett & Marshall, 1993）。當為人父母之後，不僅原本的夫妻生活出現變化，更必須擔起新的角色責任；面對這些責任與變化，父母反應在親職上的感受其實是正、負向兼具的（林惠雅，2007）。除此之外，陳若琳與李青松（2001）從正向感受的角度來看，認為親職的「喜悅感受」可以由子女與父母互動時所帶來的歡樂與滿足中獲得，而養兒育女的樂趣亦可能成為父母親面對壓力時的支持力量來源。. 23.

(32) 由此可知，育兒的甜蜜感受即為父母在履行親職角色以及與孩子互動過程中所知覺的正向感受，如快樂、喜悅、滿足與成就。 2.. 育兒的負荷即便父母認為孩子是美好的，育兒本身仍然還是一件具有壓力的工作，而面. 對父母角色時產生的不良反應則稱為「親職壓力」 (Widarsson, Engström, Rosenblad, Kerstis, Edlund & Lundberg , 2012)。也就是說，親職壓力指的是父母親在扮演親職角色以及親子互動過程中所主觀感受到的親職困擾程度，如管教孩子的行為、建立家庭生活常規等等（邱華慧，2009；洪佩綺，2006；陳密桃、陳玲婉，2006；鍾燕宜、潘雨辰、陳右振、郭煌宗，2010；Dunning & Giallo, 2012）。 Abidin(1986)主張親職壓力為父母親在適應親職角色以及和子女互動時，受到自己的人格特質、親子互動關係不良、子女特質以及家庭因素影響時產生的壓力（引自吳明玨，2005）。也就是說，這股「壓力」不僅和父母本身的行為以及孩子的行為有很大的關係，並呈現彼此相互影響的動態歷程（劉百純、陳若琳， 2010；Abidin, 1992）。在國內，羅國英（2000）提出親職壓力是一種角色壓力，指的是父母親對於自己是否扮演好角色職責所產生的焦慮、困惑以及自責的感受，或者對於成果不如預期所產生的沮喪、疲憊與無力的感受；而形成親職壓力的來源包含親職角色負擔過重、親職能力不足、親子關係、子女的表現不如期望，同時個體的家庭壓力、經濟壓力以及健康壓力皆可能影響個體的親職感受。除此之外，也有學者回顧過去研究後提出更完整的詮釋，認為親職壓力是父母親在履行親職角色時，受到個人背景因素（如個人特質、成長過程）、子女因素（如氣質、年齡、健康狀況）、夫妻關係（如婚姻滿意度、共親職）以及外在支持系統（如親友網絡、社會資源）等影響，進而產生焦慮、沮喪、自責等的壓力感受（吳佳玲，2007）。. 24.

(33) 由此可知，育兒的負荷感受即為父母在履行親職角色以及與孩子互動過程中所知覺的負向感受，如困擾、擔憂、沮喪與自責。綜合上述文獻，育兒的經驗其實是多元且複雜的情緒感受過程，尤其在探討為人父母的壓力與辛苦之外，子女為家長帶來的正面回饋與喜悅更是不容忽視（陳若琳、李清松，2001）。因此，本研究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指的是在育兒的歷程中，父母所知覺到的甜蜜與負荷感受，包含親職喜悅與親職壓力兩種情緒在內。其中，育兒的甜蜜為父母在照顧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所知覺的親職喜悅，例如滿足與成就等正向感受；育兒的負荷則為父母在照顧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所知覺的親職壓力，例如困擾與擔憂等負向感受。. 二、. 育兒的甜蜜與負荷之內涵綜觀國內外文獻，以育兒經驗中負荷與壓力等負向經驗為討論主題的相當. 多，成果豐碩，也發展出許多架構完整的量表：然而，探究育兒經驗中甜蜜與喜悅等正向經驗之研究數量則相對稀少。以下將分成育兒的甜蜜以及育兒的負荷探討父母親在育兒的正、負向經驗中各自涵蓋了哪些內涵。 1.. 育兒的甜蜜 Guidubaldi與Cleminshaw（1985）建構一套用以檢測父母親對於自身親職角. 色滿意程度之「父母角色滿意量表」（ Guidubaldi- Cleminshaw Parent Satisfaction Scale）。該量表適用於所有年齡層子女的父母，包含五個構面，依次為「配偶支持滿意」（spouse support）、「親子關係滿意」（child-parent relationship）、「親職表現滿意」（parent performance）、「家庭教養滿意」（family discipline and control）、「整體角色滿意」(general satisfaction）。. 25.

(34) 在這之中，又以「親子關係滿意」與「整體角色滿意」兩面向較貼近本研究育兒的甜蜜範疇，皆為探討父母親對於親職角色的正向感受，舉例問項分別如下：我很滿意孩子與我的相處方式、我認為孩子是使我感到快樂的泉源。另外，Barnett、Brenna與Marshall(1994)根據父母親值經驗過程中感受到的品質程度編制親職角色品質量表。其中，探討正向親職角色品質感受的面向稱為「父母酬賞」(parent-reward)，共有21道題目，舉例問項：看見孩子的成熟與改變使你感到欣慰。反觀國內，陳若琳與李青松（2001）探討新北市地區育有幼兒之雙工作家庭父母的親職喜悅與壓力研究中，透過父母親的敘述性意見報告以及焦點團體收集關於親職的看法，並參考Abidin(1978)的親職壓力量表編成「親職壓力量表」。該量表包含親職喜悅量表與親職壓力量表兩大部分，親職喜悅包含「親子親密依附」、「孩子成長回饋」、「生活目標重心」、「家人關係增進」四個次面向。各面向詳細說明如下： a.. 親子親密依附：包含與孩子的親密關係、孩子會表達對父母親的愛與關心，以及感受到自己對孩子的重要性。. b.. 孩子成長回饋：包含看見孩子的成長與進步，以及孩子會協助幫忙。. c.. 生活目標重心：包含孩子讓父母親感到擁有生活重心與目標、覺得生命完整，以及對未來充滿希望。. d.. 家人關係增進：包含孩子讓父母感受到婚姻與家人關係增進、家庭的完整感，以及家族生命與姓氏的延續。. 林惠雅（2007）探討學齡前兒童父母的共親職與親職感受關係的研究，使用「父母角色滿意程度」以及「父母整體幸福感受」檢視親職的正向感受，兩構面之題目內容分別為「整體而言，您對您自己扮演一個父母的角色滿意嗎？」和「整體而言，您感到幸福嗎？」. 26.

(35) 爾後，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六期二次的家庭問卷中，則是以「對您來說，養育兒女的感覺是…」一題測量養兒育女的負擔與甜蜜感受程度。共有五個答項，由1至5分別為「大多是負擔」、「負擔多一點、甜蜜少一點」、「一半甜蜜一半負擔」、「甜蜜多一點、負擔少一點」、「大多是甜蜜」。當分數越高，表示甜蜜感受越高，負擔程度越低（陳富美，2013）。綜上所述，過去研究在探討育兒的正向感受時，多以「親子關係」與「擔任親職角色」的滿意與喜悅程度來檢視父母親在育兒經驗中所知覺的甜蜜感受。其中，更是涵蓋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親密與依附、父母看見孩子成長與進步的喜悅，以及促進家人關係和諧等概念在內。 2.. 育兒的負荷臨床心理學家Abidin(1978)率先提出親職壓力的概念，並發展出一套適用於0. 到12歲兒童父母的親職壓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PSI/LF)，探討哪些壓力因素可能會影響到親子關係的運作（Abidin, 1986； Abidin, 1990；Abidin, 1992；Loyd & Abidin,1985）。分成兒童領域（child domain）與父母領域(parent domain)兩部分，共有101道題目。父母領域指的是父母親履行親職角色時，受其人格特質和情境因素影響產生的壓力感受，例如：父母在照顧孩子時缺乏勝任的愉悅感，並對自己為人父母的能力沒有信心；兒童領域則為孩子擁有使感到父母擔心、困擾的某些特質，或者是在親子互動中，父母的表現是否合乎自己期待的壓力感受，例如：孩子對新事物或新環境的適應性差，使父母感到煩惱 (吳明玨， 2005；陳密桃、陳玲婉，2006；翁毓秀，2003)。然而，由於該量表題數過多，填答太過費時、缺乏效率；遂，經過主要成分因素分析，刪訂而成「短式親職壓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 / Short form, PSI/SF），共計36題（Abidin, 1990; Abidin,1995）。分別得到「親職愁苦」(parental distress)、「親子互動失調」（parent-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27.

(36) 「難養育的小孩/困難兒童」(difficult child Characteristics)三個因素面向。親職愁苦包括父母愁苦、角色束縛、社會孤立及夫妻關係不良等問題，例如：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親子互動失調包括與子女互動的滿足、子女給父母的正增強與依附關係，例如：叫孩子去做事情是很困難的；難養育的小孩包括兒童的適應能力、需求、情緒、注意力分散及活動量等使父母感到孩子難以照顧的問題，例如：很難去建立孩子的生活作息常規（任文香，1995；陳密桃、陳玲婉，2006）。而該量表更是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廣為後續研究所使用（如：郭孟瑜、王翠鳳， 2006；Copeland & Harbaugh, 2005；Deater-Deckard & Scarr, 1996；Dunning & Giallo, 2012；Respler-Herman, Mowder, Yasik & Shamah, 2012；Shreffler, Meadows & Davis, 2011；Warfield, 2005）。另外，Barnett等人（1994）編制的親職角色品質量表，以「父母憂慮」(parent-concern)測量負向的親職角色品質，舉例問項：和孩子之間有太多的衝突和爭執存在使我感到憂慮。除此之外，亦有國內學者們發展本土化取向的測量工具，有助於瞭解台灣父母的親職經驗與特質。陳若琳與李青松（2001）在針對新北市地區雙工作家庭之幼兒父母親探討其親職喜悅與壓力的研究中自行編製「親職壓力量表」。該量表由親職喜悅量表與親職壓力量表兩大部分所組成，親職壓力包含「幼兒教養壓力」、「外界環境壓力」、「親子互動壓力」、「生活調適壓力」、「人際互動壓力」五個次面向。各面相詳細說明如下： a.. 幼兒教養壓力：包含擔心孩子的健康、發育、偏差行為、學習以及管教等問題。. b.. 外界環境壓力：包含憂心孩子的安全、教育問題以及成長環境。. c.. 親子互動壓力：包含與孩子關係不良、溝通不良，以及覺得孩子很難照顧和養育等煩惱。. 28.

(37) d.. 生活調適壓力：包含孩子會讓父母親工作時間、生活作息與習慣受影響，以及父母親不能自由地做自己喜歡的事等困擾。. e.. 人際互動壓力：包含有了孩子後，引起夫妻或親友之間的衝突，以及比較無法參與社交活動等的壓力。. 一項瞭解單親女性面對親職壓力時的因應策略研究中，則是使用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的方式將母親知覺的親職壓力歸納為「子女管教」、「子女學業」、「子女安全」以及「子女身體健康」四種特性（翁毓秀，2003）。爾後，吳明玨（2005）以育有3至6歲幼兒之雙薪家庭父母親為對象進行研究，並參考Abidin(1978)、陳若琳與李青松（2001）的測量內涵後自行編製「親職壓力量表」，共有六個壓力面向，分別為「角色衝突」（如：有了孩子後，我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親密關係不滿足」（如：有了孩子後，我和配偶獨處的時間減少了）、「財務成本」（如：有了孩子後，我經常擔心家庭的經濟問題）、「家人互動關係」（如：孩子與手足或家人之間的爭吵，讓我傷透腦筋）與「外在環境」（如：我擔心社會治安不好，會影響孩子的人身安全）。綜上所述，過去研究多以「親職壓力」來探討父母親在育兒經驗中所面臨的負荷程度。而父母親擔任親職角色時的適應能力以及父母親煩惱孩子各方面的發展則是造成親職壓力的主要來源，包含憂心孩子的教養問題、憂心外在環境對孩子的影響、憂心自己與孩子的互動關係，以及有了孩子後父母自己角色的調適這等概念在內。整合上述文獻，雖然育兒的過程包含正、負兩種方向的經驗感受在內，但過去的研究仍多半聚焦於討論父母所知覺的負向感受，正向感受的部分著墨有限，使用工具也多以測量家長主觀感受之「親職壓力量表」為主。不僅如此，現有量表亦多以Abidin(1978)的親職壓力量表為基礎進行發展與改編，主要內涵包括「父母擔憂孩子的教養問題」、「父母擔憂外在環境對孩子的影響」、「父母擔憂自. 29.

(38) 己與孩子的互動關係」以及「有了孩子後父母自己角色的調適」等四個層面。至於正向親職感受部分，僅「親職喜悅」分量表為一涵蓋層面較廣，內容架構較完整之測量工具。因此，本研究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感受將分成「育兒甜蜜」以及「育兒負荷」兩個面向進行討論，育兒甜蜜包含正向的親職喜悅感受，育兒負荷則涵蓋負向的親職壓力感受。. 三、. 雙收入家庭之育兒的甜蜜與負荷狀況正如前述所論，父母親在育兒的歷程中必定會體驗到正、負向的情緒感受。. 那麼，究竟這兩種看似相對的情緒狀態，又是如何同時反映在雙收入家庭父母的身上呢？郭美娟與陳若琳（2012）針對家有2-6歲幼兒之雙薪家庭的父母親探討母親教養鼓勵、父親的親職效能以及父親的親職參與相關研究中發現，普遍來講，父親認為自己具有中高程度的親職效能，並且對於自己親職角色的評價、處理子女教養問題的信心，以及提供適合孩子發展的教養能力上顯現相當的肯定態度。該量表以Likert式5點量表計分，教養信心題平均得分為3.85（標準差 0.76），親職角色評價平均得分為3.55（標準差 0.62）。然而，即使研究顯示父親與孩子之間的關係不如母親與孩子來的親密，甚至是疏遠且有距離的；但男性依然能從扮演父親的角色中獲得驕傲、有意思、滿足與享受的正向經驗（王舒芸、余漢儀，1997）。另一項探討雙薪家庭中母親多重角色品質的研究指出，母親們對於所擔任的親職角色普遍感到滿意，並且認為孩子替自己帶來的欣喜多過於因孩子造成的憂慮和困擾。該量表以Likert式4點量表計分，按反應程度作答，父母酬賞面向平均得分為 3.31 （標準差 0.48 ），介於相當同意（ considerably ）與非常同意（extremely）之間；父母憂慮面向平均得分為1.72（標準差 0.39），介於不同意. 30.

(39) （not at all）與有些同意(somewhat)之間(Barnett, 1994)。國內也有類似的研究，一項以新北市地區之幼兒園內雙薪族群家長為對象的研究發現，父母親感受親職喜悅的滿意與親職壓力的困擾程度呈現顯著負相關。並且，父母親會從與孩子的親密關係以及成長回饋中得到更多的快樂與成就感受，特別是當孩子向自己撒嬌、看見孩子成長與進步的時刻，或者聽見孩子向爸爸/媽媽說我愛你等甜蜜時刻，皆會使父母親們感到極大的滿足（陳若琳、李青松，2001）。相似的是，陳富美、利翠珊（2012）也提及，育兒帶來的負荷不必然會使得育兒的正向感受下降，它更可能呈現出的是一種甜蜜與負擔共存的狀態，尤其是當子女向父母展現越多關心的話語、肢體動作及行為，如親親、擁抱，越能夠有效增進父母的福祉。除此之外，關心於親職壓力對於個體多重角色(multiple role)影響的研究在控制父母親的工作時數、收入和家中同住子女人數後，透過問卷測量父母的親職壓力發現，父母親認為育兒是沉重責任的事情達顯著效果。該量表以Likert 6點量表計分，中男性平均得分2.53（標準差1.01）、女性平均得分2.74（標準差1.21） (Wierda-Boer, Gerris & Vermulst, 2009)。反觀國內，吳明玨（2005）探討雙薪家庭幼兒父母的婚姻滿意度、親職壓力與共親職三者關聯性之研究指出，約有將近半數的父母感受較大的親職壓力，半數之中更有5.8%的父母認為親職壓力非常沉重，而其親職壓力的來源則以來自外在環境造成的壓力最大，如「在競爭的環境中，我擔心孩子比不上別人」。特別的是，一樣皆從事全職工作，一樣與孩子互動關係不佳，但母親承擔的壓力卻比父親高出許多(Barnett et al., 1994)。綜合上述文獻，育兒過程中滿載著喜悅以及壓力的情緒感受除了會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有所起伏之外，更會進一步影響到父母親在其他領域中的狀態。換句話說，雙收入家庭父母親在育兒過程中所感受到情緒確實是甜蜜與負荷並存的，.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