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三節 電視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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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視與家庭
對於電視的研究往往著重在電視內容，而非電視這個科技物件本身。原因是 電視太自然化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家庭中，因為電視無所不在，反而讓我們忘記 了它的存在。Matthew Geller (1990; 轉引自 Morley, 2007)說：「當我們在看電 視時，電視機大部分時間都是消失的(invisible)。」因此在分析電視居家化歷程，
要知道電視是有文化意義的，Morley(2007)要探討電視作為一個實體物件，關注 電視機本身所具有的意義，電視機同時是物質性和象徵性的物件。
電視是一種象徵物件，是家庭裝潢的一部分，顯示擁有者的品味。電視自身 也是物質消費文化象徵，Tim O’sullivan(1991; 轉引自 Morley, 2007) 研究戰後 英國電視，發現1950 年代的電視具有現代化的象徵地位，隱含若不參與就會被
「新」拋棄的意義。這個「新」指的就是嶄新的時代，和電腦居家化時，生產者 運用教育論述，讓父母擔憂若沒有電腦小孩可能會被時代淘汰的道理一樣。以下 就電視家庭化的研究整理，並針對兩個重要概念說明，分別為性別和電視的關 係，以及電視帶給家庭時間和空間性的改變。
一、電視設置過程
電視通常被認為是家庭科技(domestic technology)，然而電視引進家庭是經 過電視產業長期的辯證論戰的結果(Williams 1974／馮建三譯, 1992)。人類想像 一項創新產品的使用方式通常是以過去熟悉的事物來做比擬，而電視最初就是和 電影作比較，認為家庭擁有電視等於把家庭空間轉化成小型電影院。
Spigel (2001)提到「戲院家庭」時，認為電視是根據戲院的擺設原則來裝置，
電視也常被當作一種若不想去電影院的話，可以用看電視來代替，用電影院代替 品的方式來行銷電視。然而電影和電視本身的性質差異頗大，電影需要全神貫 注，排除其它雜事花兩小時時間在觀看電影上，家庭環境則無法提供這樣的環 境，依據這樣的情況，許多評論家認為電視無法成為大眾市場商品(Morley 2007)。
當把電視包裝成家庭劇院的方式顯然碰壁後，電視廠商將行銷手法重新設 計，電視不再只是被當成小型電影院，而成為推銷商品的媒介。電視產業背後的 金主為廣告主，剛好他們希望開發消費品市場，因此電視廣告出現，成為電視產 業獲利的最大來源，電視行銷針對主要掌控家庭消費的電視主婦，做出吸引主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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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有畫面的廣播」，而且節目被廣告切割成一節節的樣式(Morley 2007)。電 視於此和電影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具有傳播科技中雙重構連的特性：本身既是商 品，也是推銷商品的管道。Maud Lavin(1990; 轉引自 Morley, 2007))指出電視有兩種歷史，分別為官方 敘事以及非正式的個人和電視成長的歷史。前者是指電視機的型態轉變，像是從
Lynn Spigel(1992a)研究在 1948-1955 年間，美國家庭設置電視的概念如何 經由媒體論述傳播給大眾，認為電視機設置決不是簡單的購買一個娛樂機器而 已，媒體論述將擁有電視的家庭建構為戲院，導出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複雜關 係，以及家庭中怎麼「看」電視與「被看」的凝視問題。家庭領域因電視進入而 被帶入和外在世界的連結，原本看電影的外出活動，從公共空間引入家庭。
另一篇研究中，Spigel(1992b)探討電視機進入家庭空間(family circle)的社會 意涵與戰後重建家庭價值的矛盾關係，發現電視機的設置除了重整家庭空間，也 影響家庭性別與世代的分工與互動。在戰後電視成為bonding agent，將家人凝 聚在一起，科技被看作「家庭團聚」的仲介物(Spigel 1992b, 2001)。
吉見俊哉(Yoshimi, 2003 )研究日本的電視設置過程，將國家意識併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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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在他們的家庭劇院中。男人被描述成懶惰的觀眾；妻子無助地和電視爭奪男人 的注意力。同時女性雜誌警告電視可能帶來的衝突和危害：家庭成員間會爭奪電 視節目，或是電視可能會對孩童造成的危險，包含可能會電視成癮或因電視上的 暴力影像導致暴力傾向。
William Boddy(2004)指出電視在戰後被看成和平、去男子氣概、女性的活 動。因為和女性連結，電視被視為沒生產力，和低俗文化連結的物件，為了扭轉 電視不佳的形象，之後試圖恢復電視的雄性，讓電視轉化成好的文化物件。
三、時空改變
電視進入家庭改變了家庭的日常生活節奏，家庭必須挪出空間來擺放電視，
電視並佔有家庭生活時間固定的一部分，電視讓家庭的空間性延伸，將外在世界 的影像帶入家庭，使得不出門也能知天下事。
吉見俊哉(2003)認為電視最重要的影響在於將國家時間架構引入家庭領 域，提供統一的國家時間，影響日常生活的細節。然而錄放影機的出現使電視作 為國家認同的功能下降，因為有了錄放影機大家可以把實況轉播的節目錄下來有 空再看，人們不再追求同步性(William Boddy 2004)。Serafian Bathick(1990; 轉 引自 Morley, 2007)注意到 1950 年代美國雜誌中的讀者來信，媽媽們為了配合 電視時間，發現小孩生活圍繞著電視機來設時。
電視同時也造成家庭空間性的轉變。家庭建築被重新設計，出現走道 (through-lounge)，將主婦的家事整合進主要的生活空間，讓「煮菜的空間不會 被隔開，家庭主婦可以在邊做事時邊看電視」(William boddy 1984)。電視具有 將「另一個世界」帶進家庭的能力(Spigel 1992b)。
電視的空間放置關乎居家化過程中的物化，此外放置在電視週遭的東西也值 得研究。放在電視上的通常是珍貴的東西，像是全家福，具有一種家庭聖壇的形 式(Morley 2007)。這和電視取代的位置有關，在西方電視取代的暖爐，代表全 家團聚圍繞的核心。這種取代發生在家庭的象徵空間中心：文化中的神聖空間 (Morley 2007)。在華人世界中，電視取代了神桌在客廳中心的位置，電視因此 變成具有宗教意涵的家庭聖壇。
擺放在電視週遭的東西反映了民眾想將電視居家化/馴化進家裡。1947 年的 英國電視雜誌報導電視商遇到的民眾反映：[...我們的客戶問說『把水族箱放在 上面可以嘛?』其他奇怪的裝飾品有各種花束、...娃娃...，甚至有聖誕樹。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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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機有其它更意想不到的功能] (Jane Root 1985，轉引自 Morley 2007)。每個 家庭擺放的東西都皆不相同，有各自家庭所自己的獨特文化意義。
Ondina Leal(1990)研究巴西家庭中電視的位置，認為電視本身是一種拜物，
即使沒在使用的時候都具有神奇、神秘的意義。她發現階級在電視空間擺放上的 差異：中產階級家庭把電視放在看不到的地方；相反地，勞工階級卻放到街上可 以看到的地方。對於勞工階級來說，電視變成一種炫耀性消費。擁有電視代表擁 有都市、理性以及現代的生活方式(轉引自 Morley 2007)。
在1960年代可攜式電視引進時，家庭空間感的想像被延伸了。廣告論述提到 電視可以傳輸觀眾到家庭之外的世界，脫離居家空間，電視不是將公共娛樂併進 家庭，而是承諾將室內空間帶到室外 (Spigel 2001)。雖然廣告商強調可以將電 視帶到戶外旅型，但實際上觀眾很少這麼作，可攜性電視變成只是廣告商假設公 眾想要的需求(Spigel 2001)。Morley(2007)認為電視現在不侷限在家裡，隨處可 以看到。這種無所不在的公眾電視讓媒體開始去居家化，居家完全去地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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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ernter, 1998／白方平譯, 1998)。
然而微軟Bill Gates 認為家庭將會是最大且成長最快的市場，微軟最初的願 景即是「每張桌上以及每家每戶都有電腦」(a computer on every desk and in every home)。電腦廠商為了開拓家庭市場，自然要去創造家裡需要一台電腦的
「理由」。在媒體上出現許多對電腦的各式論述，這些論述的力量交錯促使電腦 居家化。Murdock, Hartman & Gray (1992:146)認為：「家用電腦不只是商品，
還是對於這台機器意義和納入使用方式的持續文化競爭」。
Alexander (1998)研究電腦早期的形象，發現從 1944 年到 1975 年有固定的 電腦論述：理性科學論述用來對比神秘的論述。電腦是科技和科學的產物，但媒 體論述中往往將電腦描繪成神聖、神秘的物體，甚至帶有半宗教的論述，將電腦 比喻成「神」10。電腦的神秘形象除了在於當時電腦體型龐大，藏在有空調的大 型機房中以至於一般人難以接近有關，還包括學習電腦的困難。連專業人士都要 花上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學會操作電腦，使得電腦無法進入一般日常生活的想像。
Habib & Cornford (2002)認為電腦具有魔力、神秘、權威形象，有的人試圖 打破電腦的神秘感，讓它進入家庭生活脈絡中；有些人則利用電腦的神祕特質來 強化使用者的地位，而保留電腦的魔力形象。
Lally(2002)研究家庭中的電腦，觀察在廣告裡電腦再現的轉變，從 1970 年 代中期以電腦玩家組裝為大宗的微電腦、1980 年代中主要在企業和學校中使用 的微電腦。到1980 年代末，由於科技的發展使得電腦價錢大為降低，家庭電腦
10文中提到 1966 年 Newsweek 雜誌中的一則笑話：「有科學家想要難倒他的電腦，問說『世 界上有神嗎?』電腦沉默了一會兒，接著說『不就在這。』」(Alexander 199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