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正向發展

一、正向青少年發展模式之沿革與相關研究

（一）源起

Benson 於 1990 年首先提出「正向青少年發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一詞，最近 20 年，正向青少年發展的觀點漸漸浮現。此觀點與人類發展 的發展系統理論（development system theoretical models）有關，強調個體行為發 展的可塑性（plasticity）、適應性及個體與他們真實世界中的生態環境間的關係 是人類發展歷程的重要變項，透過個體發生（ontogency）與生命進程提升了正 向的改變。關於青少年的發展與相關研究，此觀點站在一個不同於缺損的觀點，

對青少年在生命發展歷程中的風暴或壓力內涵的界定也具有概念性的轉變--此 觀點認為青少年壓力不是一個需要被管理的問題，取而代之的是，青少年本身被 視為是一個資源，是一個需要被發展的資源（Bowers et al., 2010; King et al., 2005;

Lerner et al., 2009; Roth & Brooks-Gunn, 2003）。

缺損的觀點長期地影響與青少年有關的發展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

公共衛生學等領域的研究方向、相關政策與實務工作，侷限在青少年風險問題行 為的評量與介入。從正向發展的觀點看來，朝向青少年優勢與發展正向結果的觀 點看來，青少年在生活中的問題減少或消失是重要的，但與其關注如何避免問 題，倒不如積極去找出增強青少年生活成功的正向特質與經驗要來更重要些。因 此相關的學者開始聚焦於探討個體優勢及能支持和提升這些優勢的脈絡因子，並

且探討個體優勢與脈絡因子間的關係如何影響青少年之正向發展（Bowers et al., 2010）。近年，多位學者開始對青少年的正向發展模式做更詳盡地探討（Benson, 2003; Catalano、Berglund、Ryan, Lonczak & Hawkins, 1999; Damon, 2004; Eccles &

Goodman, 2002; Bowers et al., 2010; Lerner, 2004）。

（二）「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內涵定義之相關研究

對於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使用與相關研究，King 等人（2005）回顧了自 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出現以來，與青少年發展有關的壓力因應、健康適應、有效 發展、正向行為、賦權、復原力、青少年發展、成功茁壯（thriving，或譯展能 昂揚）、幸福感等名詞之研究，歸納可區分為以「青少年發展方案的哲學架構與 目標準則」和「確認正向青少年發展概念是否存在」二個主要的研究領域範疇，

以瞭解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概念內涵。

以青少年發展方案之研究領域者，Hamilton（1999）從過去文獻開始探究正 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意義內涵發現，在青少年發展方案中，最常以三種方式使用 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1）用來描述青少年自然發展歷程裡，能夠在他們的生活 世界中瞭解、適宜表現出支撐其自我與社會規範舉止的能力。（2）用來表示青少 年方案的哲學或架構，如以社區基礎、青少年服務組織所主導的方案，特別支持 青少年發展對自我與世界有正向貢獻的發展能力。（3）用來表示一組特定方案的 行動或準則，如提供青少年參與社區舉辦的領導活動，依行動準則培養青少年特 定技能、管控青少年發展水準。

Benson（1990）首先提出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後，相關學者開始關注正向青 少年發展是一個或具有一組多重面向的概念，強調青少年發展的整合理論趨勢，

以進一步瞭解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內涵、哲學性、個體發生與情境要素、方案 行動與計畫方向，以提升青少年的正向發展與茁壯成功（Hamilton, 1999）。在確 認正向青少年發展概念是否存在的研究領域者，因礙於過去研究運用了壓力因 應、健康適應、正向行為、復原力、成功茁壯、幸福感等名詞以代表正向青少年 發展的情形，但卻缺乏對青少年正向發展的共同定義與實徵研究，於是相繼進行 了建構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理論架構與實徵研究。僅管如此，King 等人（2005）

卻認為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與概念的語言運用仍未隨著時間而拓展，為確認正向 青少年發展一詞之概念是否具有理論性內涵、及在研究社群中流通使用之情形，

King 等人利用質性與量化的研究方法，以找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普同、獨特、

重要潛在變項，以確認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概念的理論性內涵，是否被廣泛地運 用在不同研究領域中。其研究發現，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在青少年發展的研究中 已具有豐富的理論性概念，被研究社群流通使用；其次，正向青年發展概念與成 功指標方案（thriving indicators project, TIP，在研究中為效標關連變項）有關係，

顯示不同研究社群一致性地認為該研究所列出的 16 個正向青少年發展相關的名 詞（如前所述壓力因應、健康適應、有效發展、正向行為、賦權、復原力、青少 年發展、成功茁壯、幸福感等）是正向青少年發展的普同性概念。但 King 等人 仍建議後續研究者應增強對正向青少年發展的實徵性研究，邀請實務工作者加入 研究團隊，以同時兼顧發展正向青少年發展的整合性理論與以社區為基礎、以證 據為基礎的青少年發展方案。為使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概念更符合理論法則與效 度，以捕捉對青少年發展的獨特、重要潛在變項，需要進行更多量化或質性的研 究。

（三）以「五個 C」表示正向青少年發展的特質屬性與指標

有關正向青少年發展的研究，應首推 Lerner 等人（2005）最為重要，他們 在正向少青年發展的長期研究中，在第一階段的研究確認了正向青少年發展模式

「五個 C」（Five Cs）因素的存在，即認知與行為能力（cognitive and behavior competence）、自信（confidence）、正向社會連結（positive social connections）、

品行（character）、關心（caring）或熱情（compassion）（Eccles & Goodman, 2002;

King et al., 2005; Lerner, Dowling & Anderson, 2003; Lerner, 2004; Roth &

Brooks-Gunn, 2003）。Lerner 等人認為，當一個青少年透過發展歷程能夠精熟這 五個 C 的特性或指標能力，則能被稱為是成功的。Lerner 等人（2003）、Lerner 與 Steinberg（2004）聲稱「五個Ｃ」能揭示青少年正向發展的楷模樣貌，浮現青 少年生活發展之新指標。後來，也有學者加入第六個Ｃ--貢獻（contribution）--指青少年對自我、家庭、社區及公民社會的付出與貢獻，以探討青少年發展內涵 之研究（Benson, 2003; Lerner ＆ Steinberg, 2004; Roth & Brooks-Gunn, 2003）。

Lerner 等人（2005）在研究發現「五個 C」的聚斂情形，能預測第六個 C—貢獻 變項、及問題風險行為間之關係，如抽煙、喝酒、霸凌、憂鬱等問題。也就是說，

青少年在五個 C 的正向發展情形愈好，其在服務貢獻的程度愈高，其在風險行

為問題的分數則愈低。Jelicic、Bobek、Phelp、Lerner 與 Lerner（2007）則運用 結構方程式檢驗「五個 C」之潛在架構，並發現「五個 C」與青少年之憂鬱、高 風險問題行為及貢獻行為有相關。Phelps、Zimmerman、Warren、Jelicic、Eye 與 Lerner（2009）之研究更確認了正向青少年發展模式（五個 C）的證據基礎與測 量強健性，並適用在五～七年級學生。

近年，陸續有許多研究透過不同的方式探討正向青少年發展的概念、架構模 式 與 評 量 工 具 （ Dukakis, London, McLaughlin, Williamson, 2009; Heck &

Subramaniam, 2009; Lerner et al., 2005; Lerner et al., 2009; Phelps et al., 2009）。 Bowers 等人（2010）為確認正向青少年發展的「五個 C」架構模式是否具有穩 固的心理計量效果進行探究，研究顯示正向青少年發展模式的五個 C 架構是一 個強健的評量工具，能夠幫助瞭解早期—中期（5～10 年級，10～16 歲）青少年 的發展情形。此模式因為是當今最具實徵支持與心理計量效果的青少年發展架 構，在正向青少年的成長、家庭、學校及青少年服務組織的運用逐漸拓展開來

（Heck & Subramaniam, 2009; Bowers et al., 2010）。

近 10 年，許多學者與實務工作者以「五個 C」來表示五個正向青少年發展 的特定特質屬性（attributes）或指標，也有愈來愈多的實徵研究運用「五個 C」

或「六個 C」來當作青少年發展的指標，以探討所謂的青少年成功（Dowing et al., 2004; Dowing, Gestsdotti, Andreson, von Eye, & Lerner, 2003; King et al., 2005;

Lerner, 2004; Scales, Benson, Leffert, & Blyth, 2000; Theokas et al., 2005）、以及青 少年幸福感情形（Bornstein, Davidson, Keyes, Moore, & The center for child welling-being, 2003）。或者，以發展青少年服務實務架構的研究（Little, 1993;

Pittman, Irby, & Ferber, 2001; Villarruel, Perkins, Borden, & Keith, 2003; Wheeler, 2003）；以及發展全國性的青年政策研究（Cummings, 2003; Gore, 2003）；還有，

其他國家性的研究（Wertlieb, Jacobs, & Lerner, 2003）也陸續出現。

在過去運用正向青少年發展一詞的相關研究（Benson, 1990; Damon, 2004;

Lerner, 2004）中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這樣的發展呈現出不只是青少年在生活 中的負向事情減少或不見（如藥物濫用、學校問題、不安全性行為、攻擊行為等）， 而且增加了正向事情的產生（如「五個 C」或「六個 C」的行為）的產生（King et al., 2005）。

二、正向青少年發展之發展脈絡觀

Lerner 等人（2005）依據正向青少年發展的長期研究結果（the 4-H study of positive youth developmaent）發展出一個正向青少年發展的發展脈絡觀點（a development contextual view of PYD）之理論性模式，並進一步對正向青少年發展 提出的理論與實徵性的假設，認為正向青少年發展具有幾個特性：（1）當青少年 的內在優勢和其所處情境脈絡中存在著有利於健康成長的關鍵脈絡相結合，隨著 時間的進展，則會促進青少年正向功能發展的發生。青少年穿越一次次的發展歷 程，能夠帶來「五個 C」各層面且具功能與價值性的行為成長。也就是說，隨著 時間的演進，青少年透過個體內在優勢和某些關鍵場域（如家庭、學校、社區）

所具有的生態資產（ecological assets）間持續且動態交互作用與調節，這樣的青 少年—脈絡（youth-context）或個體—脈絡（personal-context）系統會提升青少 年正向發展的發生，隨著時間的進展能帶給青少年成功茁壯與幸福感受，以達到 理想的、正向成人的境界，帶來更有價值且結構性的成長，使個體對自己、家庭、

社區以及公民社會有更多的貢獻。如 Roth 與 Brook-Gunn（2003）的研究發現，

青少年參與以社區基礎的青少年方案活動，可以提升發展資產的產生，也可以提 升正向青少年發展的程度。如 Scales、Benson、Leffert 與 Blyth（2000）的研究

青少年參與以社區基礎的青少年方案活動，可以提升發展資產的產生，也可以提 升正向青少年發展的程度。如 Scales、Benson、Leffert 與 Blyth（2000）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