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第四節
第四節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一 一
一 一、 、 、 、領導者特質的內涵與其評量 領導者特質的內涵與其評量 領導者特質的內涵與其評量 領導者特質的內涵與其評量
團體領導者是建立團體與催化團體過程的靈魂人物，其在團體諮商中對 個別成員、團體發展與團體成效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Lieberman, Yalom
& Miles,1973; Riva, Wachtel, & Lasky, 2004）。許多研究已發現團體領 導者變項是直接與間接影響團體過程與結果的重要向度變項（Dies, 1993;
Dies, 1994; Phipp & Zastowny, 1988; 潘正德、游淑華，2000），領導者 會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成員對團體的感受以及整體團體氣氛，並且領導者與成 員間的良好關係對成員的改變有顯著正向關係（Dies, 1994）。
過去有關領導者變項的研究已發現領導者的個人特質與成員關係、領導 技巧、領導風格或領導行為與成員的團體獲益與成效有關。在關係與特質方 面，Dies (1983b) 曾歸納 34 篇有關領導者與團體成員間之關係品質的相關 研究，強調領導者與團體成員間的溫暖、關懷與支持的正向關係是促進成員 產生治療性改變的必要條件。有些研究發現當成員評價領導者越是溫暖、支 持、真誠、對他們感到興趣，則成員在團體中的獲益越高（Antonuccio, Davis, Lewinson, & Breckenridge, 1987）。
在領導風格及領導行為方面，Lieberman 等人（1973）探討在大學生會 心團體中，領導者行為與團體效果間的關連。研究發現領導者行為可區辨出 關懷、意義歸因、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等四種類別，其中關懷與意義歸因與
團體效果有正向相關，而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則與團體效果有曲線相關，故 最有效的領導者行為型態為具有高度的關懷與意義歸因以及有中等程度的 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又 Reddy 與 Lippert (1980) 研究發現在團體中展現 高關懷與高活動的領導者行為與其團體成效有顯著正相關。相反地，有研究 發現領導者行為表現較少的支持與活動並與成員的關係較為疏遠，則該團體 會有較高的流失率，且會阻礙團體的進展（Piper, Debbane, Garant, & Jone, 1977）。
從以上研究結果可知，領導者變項對於成員獲益及團體發展皆為重要的 影響變項。但由於領導者變項的向度太過廣泛，為了便於團體研究與實務的 應用，Dies (1983a)曾整理幾十篇團體領導者行為之相關研究與評量工具，
試圖歸納與澄清出領導者行為的內涵。Dies 指出：多種領導者行為的內涵 可包括「個人特質的」向度與「技術性的」向度等兩種領導力，並認為此兩 向度的分類與早期領導力研究的「關係領導」與「任務領導」近似，兩種領 導力對於催化建設性團體氣氛及促進成員改變方面，皆為非常重要的影響機 制。Dies (1983a)所歸納之「個人特質的」向度內涵，包括真誠、同理與溫 暖等關係變項、支持與情感等個人特質變項以及領導者的透明度或自我揭露 等變項；「技術性的」向度內涵則有結構、認知性輸入以及增強與示範等變
項。
Dies (1983a) 在前述專論中亦曾評論已發展之各種領導者行為的評量 工具，發現有些評量工具是傾向評量「個人特質的」向度，有些是傾向評量
「技術性的」向度，有些則是兩者兼具，Dies 認為兼具兩向度之評量工具 是較為完整的。爾後，Dies (1993) 則進一步評論與歸納多種評量團體領導 者行為的量表，其中 Bolman (1971) 所編製之「領導者行為量表（Trainer Behavior Scale, 簡稱 TBS）」即被歸納為包含兩向度的評量工具，並被 Dies 評價為最好的量表之一。D. M. Kivlighan 與 P. Shaughnessy（1993）曾以 主成分分析法將成員對 65 位領導者所進行的 TBS 評量分數，分析出兩個成 分向度，且其內涵與以上兩向度相符，故命名為「個人特質的」向度及「技 術性的」向度（引自 Kivlighan, Multon, & Brossart, 1996）。
在 Bolman (1971) 的「領導者行為量表（TBS）」中，經因素分析後產 生七個向度之團體領導者行為的分量表，其中包括支配的、有條件的、概念 性輸入、同理一致、開放的、敏覺力及關懷的。在 D. M. Kivlighan 與 P.
shagughnessy (1993) 的主成分分析結果，屬於「個人特質的」向度分量表 則包含同理一致、開放的、敏覺力及關懷的；屬於「技術性的」向度分量表 分別為支配的、有條件的、概念性輸入（引自 Kivlighan, et al., 1996)。
多年來，許多研究者已採用此量表進行不同類型的研究（Arna, 2002;
Carroll, 1995; Kivlighan, et al., 1996 ; Kivlighan et al., 1994)。
二 二 二
二、 、 、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之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之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之相關研究 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之相關研究
Kivlighan 等人 (1996) 亦曾採用前述領導者行為量表及其發展之多 向度有助益影響的評量系統，評估 74 位成員在團體重要事件中的團體治療 性因素以及對領導者行為知覺的關連。該研究結果發現團體成員知覺領導者
「技術性」向度的領導行為與其「情緒的覺察—領悟」與「問題辨認—改變 影響」類別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獲益程度有顯著關係；相對地，成員知覺領導 者「個人特質的」向度領導行為的程度與其「關係—氣氛」與「他人對自我 焦點」類別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關係較為顯著。
此外，國內潘正德、游淑華(2000) 以 4 個大學生人際團體中的 45 位成 員為研究對象，探討成員特質、成員對團體活動的反應及對領導者能力知覺 與其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該研究發現成員特質、成員對團體活動的反應 及對領導者能力知覺與某些類別之團體治療性因素達到顯著正相關，尤其是 領導者能力知覺為唯一對團體治療性因素具有預測力的變項。該研究發現
「凝聚力」、「注入希望」、「普遍性」、「自我瞭解」、「資料傳遞」、
「認同仿效」、「存在因素」、「利他性」治療性因素與領導者能力知覺達 顯著正相關，但其中「人際學習」、「情緒宣洩」、「家庭經驗重現」等因 素則並未有顯著相關。
從以上兩篇研究結果可初略推知領導者變項對於成員在團體中所知覺 的團體治療性因素獲益狀況可能具有某程度的相關或影響，且不同向度的領 導者特質或行為似乎與某些類別的治療性因素有關，例如 Kivlighan 等人 (1996)所發現：「個人特質的」向度的領導者行為與關係及人際互動類別治 療性因素有關；而「技術性」向度的領導者行為則與其問題解決與情緒覺察 等類別治療性因素有關。但由於此向度之研究篇數尚不足，故有必要進一步 探究以深入瞭解領導者變項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關連與可能影響效果。
有鑑於領導者行為量表（Bolman, 1971)在量表內涵完整度的優點以及 先前治療性因素研究已有的基礎，故本研究亦採此量表作為成員在團體中知 覺領導者變項之評量工具。另外，由於考量領導者行為量表中之「技術性的」
向度之支配、條件性及概念性輸入分量表概念與本研究中之團體類型所導致 之領導者行為或風格重疊，例如：由於教育心理團體較需以提供資訊及教導 技巧帶領成員，故其領導者行為或風格會較成長團體領導者更具有概念性輸 入或支配團體討論方向等。因此，在本研究中之領導者變項的選擇上，僅採
用此量表之「個人特質的」向度（包括四種分量表）分數為團體治療性因素 之解釋變項，以避免本研究中團體類型與領導者變項間的重疊或干擾。又本 研究設計中，研究者皆邀請輔導與諮商學系之碩士層級在學研究生（碩二以 上）擔任，擬藉此控制領導者之專業能力或專業背景，故無再納入其他領導 者能力相關的解釋變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