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變項對於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影響：多層次縱貫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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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一、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為重要的團體過程研究，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為重要的團體過程研究，也為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模式建立的基礎研究團體諮商在過去五十多年來，經由各領域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努力，已發展為重要的心理介入方式。近十多年來，許多研究者回顧過去團體諮商的效果研究，發現「接受團體諮商介入處遇者比沒有接受介入或沒有特定介入處遇者有顯著正向效果」（ Burlingame, Fuhriman & Johnson, 2004 ； Burlingame, MacKenzie, & Strauss, 2003 ； Kivlighan, Coleman, & Anderson, 2000）。尤其是隨著統計方法的進步，約從 1990 年開始，許多學者應用後設分析方法，支持團體介入確實有助於成員改善問題與症狀或提升心理社會功能（Burlingame, Fuhriman, & Mosier, 2003；Faith, Wong, & Carpenter, 1995; Hoag, Burlingame, 1997; McRoberts, Burlingame, & Hoag, 1998）。國內針對過去團體諮商效果研究的回顧評論（陳若璋、李瑞玲，1987；陳秉華、王麗斐，1990）及近年幾篇的團體後設分析研究（黃瑛琪、戴嘉南、張高賓、連廷嘉，2005；張高賓、戴嘉南，2005）亦支持國內. 1.

(2) 團體諮商對成員具有正向效果。以上的團體效果研究結果雖然支持團體諮商具有療效，但隨著學者們對團體研究方法的省思，效果研究本身的有限性亦受到檢視。正如 Bendar 與 Kaul（1994）所強調，過度以效果為焦點的團體研究不僅窄化了研究結果的推論與解釋，也因缺乏對團體過程現象的瞭解而阻礙團體理論與實務的發展，遂建議團體過程研究宜更加受到重視。另外，Burlingame、MacKenzie 及 Strauss（2003）亦在一篇回顧性論文中指出，當團體研究者在瞭解團體介入具有療效後，還需進一步深入探討影響團體如何有效之過程與效果的重要因素，才能縮短研究與實務的差距，建構出有效能的團體理論與實務原則。由團體諮商大師 Irvin D. Yalom 集其大成的「團體治療性因素（group therapeutic factors）」研究，即在探究成員如何在團體中獲得療效以及促使成員在團體中產生改變的典型代表研究。Yalom（1985; 1995）認為藉由瞭解團體中各種治療性因素的現象與影響，將可據以發展有效能之團體諮商的理論與實務原則。其他學者如 Bloch 與 Crouch (1985) 亦強調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實徵性研究結果，可協助團體領導者瞭解成員如何從團體過程獲益，並進而發展催化團體過程與促進成員產生改變機制之領導原則。 DeLucia-Waack (1998) 在美國團體工作專家期刊（ The Journal for. 2.

(3)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的序文中，便指出雖然團體諮商研究已累積許多研究成果，但還是缺乏較為基礎性的團體研究，其中提及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議題尚未釐清，是當前團體諮商的重要研究方向。綜合以上，可知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不僅是瞭解團體如何有效的重要研究向度，也是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模式建立的有力基礎研究。二、過去團體治療性因素過去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的三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的三個主要向度研究的三個主要向度及主要向度及其相關評論相關評論過去有關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研究，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向度：第一個向度的主軸聚焦在探討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與內涵的研究，如早期的 Lieberman、Yalom 與 Miles（1973）以及國內林美珠、王麗斐（1998）的研究；第二個向度的研究，主要以團體治療性因素與團體效果或其他變項的相關研究為研究標的，例如 Tschuschke 與 Dies（1994）以及國內潘正德、游淑華（2000）、許原山（2005）等的研究即是；第三個向度的研究則以不同團體類型、團體階段、個別差異變項及不同評量者觀點之團體治療性因素與其重要性差異為研究焦點所進行的研究，如 Butler （1981）、 McLeod、 Ryan (1993)、Kivlighan 與 Mullison (1988），以及國內林繼偉、潘正德與王裕仁（2003）、蔣世光、林美珠、陳以儒（1999）等研究即是代表。關於第一向度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與內涵研究，目前已從應用質性訪. 3.

(4) 談、書面報導、與 Q 分類法的研究取向（如，林美珠、王麗斐，1998；Bloch, Reibstein, Crouch, Holroyd & Theme, 1979）轉型至發展具有信、效度的標準化量表（如，王麗斐、林美珠，2000; Lese & MacNair-Semands, 2000）及採用質性類別的評量系統（如，Kivlighan, Multon & Brossat, 1996）。至於第二向度在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結果方面，則逐漸累積一些研究成果，研究發現團體治療性因素與團體效果（如，Tschuschke ＆ Dies, 1994）、團體氣氛（如，王麗斐、林美珠，2000 ;Kivlighan, et al., 1996）、及領導者的特質與行為（如，Kivlighan, et al., 1996; Pan & Lin, 2004; Shaughnessy & Kivlighan, 1995）及能力知覺（如，潘正德、游淑華，2000）有顯著相關。有關第三向度在不同條件下的團體治療性因素差異性研究，雖然篇數最多，但由於此向度的評量工具、評量方法與評量者不一、區分團體類型與團體階段的方法不同、以及不同研究採用不同成員個別差異變項等因素的影響，導致無法歸納出較確切研究結論的窘境（MacNair-Semands & Lese, 2000; MacKenzie, 1994）。Kivlighan、Coleman 與 Anderson（2000）進一步檢討這現象後指出：這是由於團體過程的現象本就複雜，故影響團體治療性因素的來源亦較廣泛，再加上多數現有團體研究的樣本人數不足，以及研究方法. 4.

(5) 嚴謹度不夠，致使目前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研究結果不易被比較與累積研究結果，因此積極呼籲未來研究宜針對上述缺失加以改善，特別是研究設計的問題，以利釐清團體治療性因素在不同條件下的差異及其影響因素。三、多向度之團體研究模式及採用可處理階層資料及不同層次變項之統計方法為當前法為當前團體當前團體諮商團體諮商研究諮商研究的重要議題研究的重要議題此外，過去團體研究者即提出團體諮商本身因涉及成員個人、團體過程與互動、團體理論、團體結構或條件、團體發展或時間及領導者等多種因素的同時運作，故團體諮商研究應為「多向度」的研究模式（陳若璋、李瑞玲， 1987; Dies, 1985）。近年，Burlingame 等人（2003）更整合團體研究與臨床實務的觀點，提出團體諮商研究的多向度研究模式，包括：改變理論向度、團體過程向度、成員向度、領導者向度、結構或情境向度（團體時間、次數、頻率、是否有協同領導等）等。此外，隨著近來統計方法的發展，已有學者對團體研究本身所面臨的資料特性與過去所採用的統計方法的不適切性現象，提出反省與檢討。例如， Kivlighan 等人（2000）、Pollack (1998) 及 Levine、Moreland (1990) 便指出：團體研究中由於成員資料皆來自於各團體，亦即個別成員巢套（nested）於團體，團體內成員間的資料便存在有相依性的特性，無法符合. 5.

(6) 一般統計方法中所要求的樣本獨立性假設，又團體研究變項常分屬不同層次分析單位，故一般傳統統計方法並不足以處理上述問題，Kivlighan 等人因而建議團體研究需改採可處理階層資料之多層次分析（ multilevel analysis）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簡稱 HLM)等方法處理，才能避免分析數據遭到層次關係的混淆與研究結果的誤導。因此，多向度之團體研究模式、採用可處理階層資料與不同層次變項之統計分析方法，既為當前團體諮商研究所需考慮的研究方向，也為本研究中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之較佳研究方法。四、應用標準化量表、應用標準化量表、同時納入不同層次之多向度變項予以控制與分析同時納入不同層次之多向度變項予以控制與分析、項予以控制與分析、採用階層線性統計方法及增加樣本數為改善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品質的用階層線性統計方法及增加樣本數為改善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品質的重要方向，重要方向，而探討調節效果及人際探討調節效果及人際理論人際理論則可望提昇研究之應用價值理論則可望提昇研究之應用價值綜合以上三向度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結果及上述團體研究評論，研究者認為可透過以下三個方向來處理當今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的挑戰。首先，在研究工具與評量方面，有關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內涵在過去研究中已透過質性研究方法，建立了良好信、效度的研究量表可供應用。相較於質性方法的 Q 分類或訪談法，應用標準化量表評量的資料數據較可進行複雜的統計分析，其分析結果亦有助釐清變項間關係，又因量表中已將各類治療性因素. 6.

(7) 羅列，故可同時蒐集各類治療性因素的資料，有助吾人較全面性瞭解成員在團體中所知覺之各類治療性因素助益情況（ Lese & MacNair-Semands, 2000）。其次，研究發現團體治療性因素與多種重要的團體變項（例如：團體氣氛、團體類型、團體階段）、團體領導者變項（例如：領導者特質、行為或能力知覺）及成員個人變項（例如：人際向度變項、功能或疾病程度等）有顯著相關或差異。就如同 Burlingame、Fuhriman & Johnson（2004）及 Fuhriman 與 Burlingame（1994）在其回顧評論中所強調，由於團體過程現象極為複雜，若只從單一影響來源或變項探究，恐影響研究結果的精確性與可信度，故建議團體研究最好能同時納入多種變項，以深入瞭解複雜的團體現象及其影響因素。尤其，上述 Burlingame 等人（2003）所強調之團體多向度研究模式，更需同時考慮成員、領導者、團體過程、團體取向或類型以及時間等向度。第三，由於影響團體治療性因素的變項來源不僅多元、且其性質又分屬不同層次，又團體研究存在的階層結構資料特性，研究者認為若能同時將以上多元變項納入研究設計加以控制或分析，尤其在部分變項上以準實驗方法控制成員與領導者背景，在統計分析上則採用適合階層資料的方法以利分析不同層次變項（個人層次與團體層次）的影響，並且也需儘量增加團體與成員的樣本數，如此當可部分改善過去研究缺失，增進研究結果的. 7.

(8) 精確性與可信度。因此，不論從過去團體治療治療性的研究結果或團體研究評論而言，研究者認為「團體類型」、「團體氣氛」、「領導者」、「成員」及「時間」等多向度變項，皆為影響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重要變項，應同時納入研究設計予以控制與分析，並可依據其變項性質，區分為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變項。此外，近來成員人際向度之個別差異變項受到團體研究者的重視，且認為團體治療性因素多具有人際本質，故探究成員人際向度的個別差異變項與其團體獲益的實徵性研究，可促進團體諮商與人際相關理論的整合與應用參考（Kivlighan, et al., 2000）。其中，人際依附理論對於團體諮商之理論與實務發展頗具價值（Pistole, 1997; Shechtman & Dvir , 2006; Tasca, Balfour, Ritchie, & Bissada, 2006）。再者，有鑑於團體諮商中的人際互動過程頗為複雜，有些團體研究者建議需探討團體變項間可能存在的中介或調節效果（Kivlighan & Tarrant, 2001; Rom & Mikulincer, 2003）。近來，已有研究支持團體組織氣氛與凝聚力對於成員人際依附與其團體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果（Hofmann, Moregeson, & Gerras, 2003; Rom & Mikulincer, 2003）。研究者亦認為除了不同層次的多元變項可能影響成員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知覺外，其團體層次之團體氣氛亦可能對於成員人際依附傾向與其團體. 8.

(9) 治療性因素知覺存在著跨層次的調節效果影響，頗值得進一步探究。五、因團體治療性因素具有動態變動性質，因團體治療性因素具有動態變動性質，故有必要從橫斷面探討不同團體時期之成員知覺及從縱貫面探究其成長變化情形有關時間向度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已有研究發現成員在不同團體階段或不同時間點所評量的治療性因素及其重要性有所不同（MacKenzie, 1994; Yalom, 1995; 蔣世光、林美珠、陳以儒，1999），故團體階段或時間也可能為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重要影響因素，有必要在研究中再加以區分與探究。研究者認為若能藉由相同的評量方法與工具在不同團體時間點進行評量，則可探究成員在不同團體時期之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助益知覺及其影響因素。上述有關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的論述，幾乎皆以橫斷面的觀點探究影響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多元變項與研究方法。但是，團體過程現象本具有發展階段特性，團體治療性因素既然屬於團體過程變項，故亦具有動態變動的性質且隨著時間更迭而產生某種成長形式或變化趨勢。因此，除了有必要探究不同團體時期之成員治療性因素知覺及其影響因素外，研究者認為藉由增加多個時間點的評量及應用縱貫資料的分析，則可進一步從縱貫面探討成員在整個團體期間之團體治療性的發展變化情形及其影響因素。. 9.

(10) 由於團體階段的區分，在過去研究尚未有明確的標準（MacKenzie, 1994），又其階段特性可能會因團體的不同期限或次數而有不同，故本研究僅以短期團體中的時間與次數為參考依據，區分為初期、中期及後期等三種團體時期。再者，從過去研究結果可知，團體治療性因素具有時間的敏感度，且治療性因素又與成員在團體中的成長與改變息息相關，而此類研究不論在國外或國內皆付之闕如，非常值得研究者加以探究。六、為採取更合宜的團體類型比較架構、為採取更合宜的團體類型比較架構、也為符合團體工作實施現況及增加大量樣本取得，大量樣本取得，故本研究以短期結構性之教育心理與成長團體為比較架構，並以參與此兩類團體的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參與此兩類團體的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此外，過去有關不同團體類型之治療性因素的差異研究，除了以不同團體理論取向區分外，大多數研究皆以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團體類型或成員特性團體來比較。然而研究者認為由於目前團體領導者大多不再以單一理論取向帶領，此外門診與住院病人團體或成員特性團體的比較架構中，隱含了成員個人的功能或狀態，如此易造成研究結果無法確切說明此差異係因來自團體類型的不同所造成。因此，有必要對團體類型的差異進行較嚴謹的控制，以減少成員個人變項的可能干擾。國內林繼偉潘正德、王裕仁（2003）所進行的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重要. 10.

(11) 性差異研究，採取美國團體工作專家學會（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ASGW）所提出的四種團體類型（任務、教育心理、諮商團體與治療團體）之前三種為比較架構，並皆以功能正常的大學生成員為團體研究對象。相較於上述團體類型的比較架構，ASGW 的前三種團體類型不僅皆以功能正常者為團體成員，且其類型概念已被多數團體工作者所接受，研究者認為採用 ASGW 的團體類型，應較上述比較架構更為適合，故本研究亦將採用 ASGW 的團體類型作為本研究變項之參考依據。再者，由於目前國內心理團體的實施大多集中在學校，且以大專院校的實施狀況最為普遍與穩定，其中較常開設的團體為教育心理團體與諮商團體，諮商團體中則又以成長團體性質居多。故為使本研究的結果能呼應國內團體工作的實施現況及增加大量樣本資料的可取得性，故本研究以短期結構性教育心理團體與短期結構性成長團體為團體類型的比較基礎，並以參與此兩類團體的大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 綜合而言，團體治療性因素為探討成員如何從團體獲益之基礎團體過程研究，並對於建立有效能之團體理論與實務原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在過去數十年來，雖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治療性因素在團. 11.

(12) 體中的運作過程頗為複雜，其影響向度不僅多元且分屬不同層次性質，但因過去研究多受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上的限制，故其確切的影響內涵還需更多研究加以探究。又團體治療性因素係屬於團體過程變項，故具有變動性質，並與團體時期息息相關，實有必要探究不同團體時期之治療性因素及其發展變化情形。本研究奠基於既有研究結果，嘗試納入多元變項於研究設計中加以控制與分析，並以適合團體階層結構資料之階層線性模式分析方法探究不同時期之團體治療性因素以及不同層次的解釋變項（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對治療性因素的影響效果。此外，為進一步瞭解團體治療性因素在不同時間點之發展情形，故研究中亦以成長曲線（成長模式）分析方法探討成員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的成長形式及其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最後，本研究將歸納以上研究發現，並對未來研究以及團體理論與實務的應用提供參考建議。. 第二節研究目的. 依據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的闡述，本研究旨在探究成員在不同團體時期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助益知覺及其不同層次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並進一步探究成員在各次團體之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之成長變化情形及其不同. 12.

(13) 層次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本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研究一係從橫斷面探究成員在初期、中期與後期之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及其不同層次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研究二則從縱貫面探究成員在各次團體之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之成長變化情形及其不同層次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為：一、研究一：從橫斷面探究，成員在初期、中期與後期之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以及不同層次解釋變項對於其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的影響效果。二、研究二：從縱貫面探究，成員在各次團體之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之成長變化情形以及不同層次解釋變項對於其團體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的初始狀態與成長率的影響效果。. 13.

(14) 第三節研究問題依據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依據過去相關研究結果，納入可能影響本研究各依變項之解釋變項，並依各解釋變項的性質區分為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變項。團體層次變項為團體整體特性或現象之「團體類型」、「投入氣氛」與「領導者特質」等三項變項；個人層次變項則為成員個人之「焦慮依附」、「逃避依附」、「排除依附」及「安全依附」等四類人際依附特質傾向。由於團體治療性因素在過去研究中已被區分出不同類別的治療性因素，且成員在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與其加總各類因素分數所得之整體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知覺（稱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或簡稱總分）及其影響因素的影響效果可能有所不同，故本研究所欲探究的依變項（被解釋變項），包括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八類團體治療性因素。另外，有鑑於影響各依變項之解釋變項的性質係屬不同層次，故以上所提及之影響效果係包含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之解釋變項對於各依變項之影響效果以及跨層次調節效果。因此，本研究之待答研究問題為：. 一、研究一：研究一： 1-1-1、探究初期團體時，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的助益知覺為何？. 14.

(15) 1-1-2、探究初期團體時，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之解釋變項對於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助益知覺的影響效果為何？ 1-2-1、探究中期團體時，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的助益知覺為何？ 1-2-2、探究中期團體時，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之解釋變項對於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助益知覺的影響效果為何？ 1-3-1、探究後期團體時，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的助益知覺為何？ 1-3-2、探究後期團體時，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之解釋變項對於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助益知覺的影響效果為何？研究一所分析之影響因素，除了以上團體層次與個別層次的解釋變項對於各依變項的影響效果外，也包括跨層次之調節效果。. 二、研究二：研究二： 2-1、探究成員在各次短期結構性團體中的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 15.

(16) 素助益知覺的成長變化情形為何？ 2-2、探究團體層次與個人層次解釋變項對於成員在短期結構性團體中的團體治療性因素總分與其各類因素助益知覺之初始狀態及成長速率的影響效果為何？. 第四節名詞詮釋. 一、團體治療性因素（group therapeutic factors） factors）所謂團體治療性因素，係指成員在參與團體諮商的過程中，經由團體帶領者、其他團體成員以及該成員自身在團體中的互動行為，所促成有助成員個人發展與成長改變的要素（Bloch ＆ Crouch, 1985)。這些具治療性的因素，Yalom（1995）認為也代表了成員在改變歷程中的不同成分，有些是獨立的改變機制（人際學習）、有些是促成改變的條件或前提（凝聚力），有些則是指行為上的改變（社交發展）或成員所體驗到的感受（普同感）。本研究中之團體治療性因素是指成員在王麗斐與林美珠（2000）根據國內團體重要事件研究結果所編製之「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中各分量表分數為指標，其中包括「認知性的獲得」、「對團體的正向感覺」、「行動力的引發」、「自我. 16.

(17) 坦露與分享」、「共通性」、「利他性」、「家庭關係的體驗與瞭解」以及「建議的提供」等向度。成員在各分量表之分數越高，表示該類別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獲益知覺越大。. 二、成長團體（growth group） group）係指提供一般正常功能的成員在團體互動過程經驗中促進其人際溝通、自我瞭解、心理成長或問題解決的一種團體諮商方式。其進行方式較以催化成員的自我表達與他人互動的經驗與情感為主，具有預防、發展及促進個人成長的功能（Trotzer, 1999）。本研究中以研究者所設計之結構性成長團體方案為此類型團體的主要內容，並在團體領導者訓練手冊與訓練過程中協助領導者瞭解及帶領此類型團體。此團體類型為本研究中所採用之兩種團體類型之一。. 三、教育心理團體（psychoeducational group） group）係指提供一般正常功能的成員在團體互動過程經驗中促進其對某些重要人生議題的認識及重要生活技巧的學習，以因應其發展需求、環境變遷或個人危機（ASGW, 1992）。其進行方式較以訊息提供、討論以及技巧訓練為主，具有教育與預防功能。本研究中以研究者所設計之結構性教育心理團體. 17.

(18) 方案為此類型團體的主要內容，並在團體領導者訓練手冊與訓練過程中協助領導者瞭解及帶領此類型團體。此團體類型為本研究中所採用之兩種團體類型之一。. 四、投入氣氛投入氣氛（engaged engaged climate） climate）本研究之投入氣氛為團體成員在 MacKenzie(1983)的團體氣氛簡式量表（Group Climate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簡稱 GCQ-S）的投入分量表之得分為代表。團體氣氛係指團體成員在團體中的多重人際交互作用所共同創造的一種氛圍與環境氣氛（MacKenzie, 1983）。此量表原有投入、逃避與衝突三個分量表，本研究只採用與團體治療性因素較有明顯相關的「投入氣氛」分量表為本研究變項。團體成員在投入氣氛分量表的評分分數越高，表示成員知覺其團體之投入氣氛程度越高。團體氣氛的評量來源雖來自於成員個人的知覺現象，但本質上則為成員們在團體中所共享之團體組織特性之一，故本研究將此變項視為團體層次之解釋變項之一，並將各組團體成員的知覺分數經由聚合程序（aggregate）形成各組平均之投入氣氛分數。. 五、人際依附人際依附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 attachment) 係指個人與其重要依附對象的情感連結，此連結不僅會影響其日後與人. 18.

(19) 相處的關係，也形成其人際風格。本研究以成員在王慶福（1995）所編訂之「人際依附風格量表」的得分為人際依附變項為指標。此量表包括焦慮依附、逃避依附、排除依附與安全依附等四個分量尺。成員在該分量表之得分分數越高，即代表該人際依附傾向越強。四種人際依附之定義如下： 1. 焦慮依附（焦慮依附（preoccupied attachment） attachment ）：此依附傾向代表個人在人際方：面，傾向不斷努力想藉由獲得他人的肯定與接納來肯定與接納自己。其自我內在的心理運作的經驗特性為，認為自己沒有價值，但卻以正向觀點看待他人。 2. 逃避依附（逃避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 attachment）：逃避依附傾向，指對自己與他人的依附存有負面的觀點與意像，且會擔心遭到拒絕背叛與批評，故也藉由逃避與他人情感共融，以避免被他人攻擊或拒絕的威脅。 3. 排除依附（排除依附（dismissive attachment） attachment）：排除依附傾向，指對自己懷有正向的意像，對於他人卻存有負面的意像，藉由避免親密關係及維持獨立與堅強，來保護自我並對抗其失望感受。 4. 安全依附（安全依附（secure attachment） attachment）：安全依附傾向，係指個人不論對自己：或他人都有正向的意像，有較高的親密與自主的能力，對他人有較低的依賴。. 19.

(20) 六、領導者特質係指成員在團體中所知覺到的領導者在團體過程中所表現的個人特質。本研究所評量之領導者的特質，為團體成員對其領導者在 Bolman (1971) 的「領導者行為量表（Trainer Behavior Scale, 簡稱 TBS）」中之四個與領導者特質有關之分量表的平均得分。該量表原有八個分量表，曾被團體研究者以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個人特質的」與「技術性的」兩個向度成分（Kivlighan, Multon, & Brossart,1996)。本研究僅採用其中屬於領導者特質的「同理一致」、「開放的」、「敏覺力」以及「關懷的」四個分量表之分數為指標。本研究以成員對該組領導者對以上四個正向特質之主觀知覺平均分數，代表本研究中領導者的特質程度，其分數越低代表成員對該組團體領導者在四項正向特質的知覺程度越高。本研究以個別成員對該組團體領導者特質的知覺為評量來源，但因領導者特質的變項本質也為成員所共享之團體特性之一，故研究者將之界定為團體層次的解釋變項之一。此變項分數亦經由聚合程序（aggregate）形成各組平均之領導者特質知覺分數，以代表各組團體中領導者之特質狀況。. 七、多層次縱貫研究多層次縱貫研究分析研究分析(the longitudinal study of multilevel Analysis Analysis) 係指由於資料包含不同層次的單位，且較低層次的資料巢套於較高層. 20.

(21) 次，組成具有「巢套結構」（nested structure）或「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特性的資料，故應用可處理此種資料之多層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或階層線性模式（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簡稱 HLM）統計分析方法之研究，稱為多層次分析研究。又本研究中，除了探究特定時期之多層次資料外，也蒐集成員在某段時間內之不同時間點之重複量數資料，並將階層線性模式應用於縱貫研究資料，探究成員隨著時間更迭的成長變化情形，故稱多層次縱貫研究分析。. 21.

(22) 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內涵與其評量；第二節為團體類型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第三節為團體氣氛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第四節為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第五節為成員之人際向度的個別差異變項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第六節為與時間向度有關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相關研究。茲將各節分述如下：. 第一節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內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內涵的內涵與其評量. 一、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內涵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內涵與發展內涵與發展「團體諮商是如何幫助團體成員的？」知名的團體諮商大師 Yalom (1995)認為，一旦我們可以找到這問題的答案，即可從中確定團體諮商過程的相關準則，並依據改變過程的重要面向制訂團體諮商的理論依據，而團體領導者就可根據此理論基礎擬定有效的團體策略與方法。幾十年來，Yalom 與其他學者嘗試探詢成員及團體領導者在團體諮商中的有助益經驗，並從中. 22.

(23) 歸納使團體成員促進改變的重要要素。Yalom（1995）將此種促使成員產生治療性改變的過程現象，稱為「治療性因素（therapeutic factors）」。由於 Yalom 並未明確給予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定義，Bloch 與 Crouch (1985) 即進一步將團體治療性因素界定為：「一種團體諮商中的要素，此種要素係指有助於成員個人在團體中能有良好發展（或改變）的條件因素，該要素是由團體帶領者、其他團體成員以及該成員自身在團體中的行為所產生的功能（p. 4）」。Yalom（1995）認為治療性因素代表了成員在團體中改變歷程的不同成分，有些治療性因素是獨立的改變機制、有些是促成改變的條件或改變的前提，例如灌注希望與團體凝聚力，有些是行為上的改變，如發展社交技巧，有些是成員所體驗到的感受，例如普同感等。追溯團體治療性因素的歷史發展，有幾位較早提出治療性因素概念的團體工作者，包括： T. Burrow 曾於 1927 年提出團體中可促進成員進步的因素為「替代學習」與「普同感」因素；L. Wender 於 1936 年所發現「智性化 (intellectualization) 」、「成員間彼此的運作影響」、「家庭的宣洩 (catharsis-in-the-family)」與「互動性」等四種治療性因素；J. Pratt 則於 1975 年提出「注入希望」為團體介入的重要治療性因素（引自 Crouch, et al., 1994）。. 23.

(24) 爾後，幾位學者陸續提出重要的研究結果，奠定了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基礎。例如：Corsini 與 Rosenberg （1955）整理 300 篇相關文獻，從文獻中得出 175 個有效的治療性因素，並將之歸納為 10 類因素，分別為「接納」、「利他性」、「普同感」、「智性化」、「現實考驗」、「情感轉移」、「互動」、「旁觀治療(spectator therapy)」、「公開討論」以及「宣洩」等。此分類架構後來雖然被許多學者評論與修改，但此概念卻是引領團體治療因素進入重要發展階段的里程碑。Berzon、Pious 與 Parson (1963)則嘗試以重要事件法從團體成員觀點探討團體治療性因素。三位研究者以問卷方式詢問成員們所認定之團體重要事件，最後得到 279 個重要事件，並再依照成員所排定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後，其排序後的 9 類治療性因素為：（1）增加對情緒動力的覺察、（2）重新瞭解與他人的相似性、（3）來自於他人的積極關懷、（4）由他人眼中看自己、（5）在團體中真誠肯定地表達自我、（6）真誠、勇敢並能開放地表達對他人的情感、（7）感受到來自他人的反應、（8）在團體中感覺到溫暖與親密、（9）公開地宣洩情緒。 Yalom （1985; 1995）以前述學者的概念與研究為基礎，進一步從其臨床經驗與一系列的研究中，確認與描述團體治療因素的分類與內涵。Yalom 同時又以團體治療性因素的概念奠定其人際取向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 24.

(25) 務基礎，並寫就一本相當具影響力的團體教科書—「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因此，不論是在團體治療性因素的概念澄清與研究發現上，Yalom 皆可謂是集其大成者。在 Yalom 一系列的治療性因素研究中，最早期的研究為 1968 年與 J. Tinklenberg 及 M. Gilula 以團體領導者的臨床經驗為基礎，建立 12 類治療性因素的架構，每類因素皆以 5 個描述句項目代表，最後形成 60 個題項，並以 Q 分類方式邀請 20 位被認定治療成功的病人，將該些題項依最有幫助至極少有幫助等 7 種順序排列(引自 Yalom, 1995)。該研究初步確認了 12 類治療性因素的類別與內涵以及重要性，但 Yalom 在後續研究中則再將之修改為 11 類治療性因素（Yalom, 1995），分別為：灌輸希望、普同感、傳達資訊、利他性主義、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發展社交技巧、行為模仿、人際學習、團體凝聚力、宣洩以及存在性因素。 Bloch 等人. (1979) 認為團體治療性因素應該是泛理論. （atheoretical）的架構，故重新再以重要事件法發展其分類架構。此研究刪除了 Yalom 治療因素中的存在性因素與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兩因素，最後歸納 10 項治療性因素，並將之分為 3 大類。其 3 大類、10 項治療性因素分別為：（1）認知因素—係指與思考有關的內容，包括指導、自我瞭解、普. 25.

(26) 遍性及替代學習、（2）情感因素—與情緒表達有關的內容，包括接納、宣洩、注入希望、（3）行為因素—為透過行動來學習的內容，包括利他性、人際學習、自我揭露等（Bloch, et al., 1979)。在許多後續的團體治療性因素相關研究中，學者們大多採用 Yalom (1985; 1995）或 Bloch 等人 (1979) 的分類架構行研究。由於許多團體工作者深受 Yalom 的影響，故 Yalom 的 11 項治療性因素常為主要的分類依據，以下僅將其 11 項治療性因素定義，摘述如下（Yalom,1985; 1995）： 1. 灌注希望（灌注希望（Instillation of hope） hope）：團體成員經由領導者各種增強正向期待的鼓勵或說明或者接觸到成功或有顯著進步的其他成員，會提升成員對團體療效的信心，激勵其改變的動機，而從此希望感中獲益，並且也會促使其他治療性因素產生作用。 2. 普同感(Universality) 普同感(Universality)： (Universality)：團體成員常在團體初期即因聆聽他人坦露與自己相似的困擾或感受，而減低自己是唯一如此的獨特孤立感，遂產生共鳴，引發出「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或「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此種相似與普同感的經驗，在某些特殊遭遇的團體尤其重要，例如性受虐者或失落哀傷者的團體，其相似痛苦經驗的揭露，不僅有助情緒宣洩，也可進一步促進彼此的接納。. 26.

(27) 3. 傳達資訊(Imparting 傳達資訊(Imparting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透過團體領導者的教導式指引或其他成員的資訊提供、建議或忠告，這些資訊有時會幫助成員更瞭解自己的問題、減少困惑或恐懼、提供問題的解決方向或建設性方法，但是有時卻不見得皆有直接效益。有些團體重視直接的教導式指引，有些則較不看重。另外，在給予建議或忠告的行為中，也間接地傳遞成員間彼此相互的興趣與關懷。 4. 利他性主義利他性主義（ Altruisam）: 主義（Altruisam）雖然團體成員來到團體，常期待的是得到幫助，但是當成員對其他人提供支持與分享、再保證與建議時，成員反而從「給予」中得到收穫。此種幫助他人的經驗，常使成員體驗到「被需要」的感覺，而感到自我的能力與價值，有助提升自尊。當成員過度沈浸在病態的自我專注時，也可經由專注他人而暫時放下過度的自我專注。此外，許多研究發現成員們對於其他成員的回饋與建議比對來自領導者的更容易接受，此種強調團體中相互的幫助，可營造「授與受」的良性循環，使團體更具互助的自發性。 5. 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The corrective recapitulation of the primary family group） group）：許多進入團體的成員對其原生家庭有非常多的不滿，故對團體密切的人. 27.

(28) 際互動情境會引發似曾相識的感受，而將團體視為家庭經驗的縮影。成員藉由在團體其中重新經驗早期原生家庭情境，並有機會在團體此時此地之成員互動與回饋中重新獲得領悟與矯治性情緒的體驗，而修通早期未完成事件。 6. 發展社交技巧（發展社交技巧（Development of socializing techniques） techniques）: 成員從團體中的明確教導或成員間彼此的回饋與相互學習，瞭解到自己不適應的社會行為，而進一步學習與發展較良好的社交技巧。透過團體中豐富的人際互動過程，成員有許多機會學習聆聽與有效回應他人、體驗與表達較佳的同理心、減少主觀批判與學習人際衝突的解決技巧等。 7. 行為模仿(Imitative 行為模仿(Imitative behavior): 經由團體中領導者或其他成員的示範，成員透過觀察學習，經模仿與認同學習新行為。 8. 人際學習（人際學習（Interpersonal learning） learning）: 團體如同小型社會的縮影，使成員有機會重現其在團體外的不適應人際模式與扭曲的人際知覺，經由其他成員的回饋與反應，使其知覺與瞭解到自己人際行為模式的不適當性，並從矯治性情緒經驗中領悟與修正自我的想法與行為。 9. 團體凝聚力(Group 團體凝聚力(Group cohesiveness):. 28.

(29) 成員在團體中感受到團體與其他成員的吸引力，使其願意投入團體，分享自我與相互回饋及支持。當團體有高凝聚力時，往往促進成員的自我揭露、高冒險性並較願意學習建設性的衝突解決，也催化了成員的治療性改變。 10. 宣洩(Catharsis): 宣洩(Catharsis): 當成員能在團體中講出心事或困擾而非壓抑，或表達其正向或負向的情緒、想法與感受，則會具有情緒的宣洩與釋放感。情緒宣洩常與團體凝聚力有關，當成員在團體中表達了強烈情緒也會強化該團體凝聚力而促進團體成效。 11. 存在性因子(Existential 存在性因子(Existential factors): 成員經由團體互動瞭解到生命的無常、不公平及生命中痛苦與死亡的無可避免，覺察到死亡、自由、孤獨與生命的意義，也瞭解到無論我與他人多親近，自我仍須獨自面對人生、面對生死議題故而能更真實生活與自我負責。另外，Kivlighan、Multon 及 Brossat (1996) 認為以上多種團體治療性因素中可能隱含更廣泛的類別架構，並企圖納入個別諮商相關研究的分類向度，故在該研究中根據個別諮商與團體諮商中三種不同的評量系統，發展包含多向度之團體諮商有助益影響評量表（Group Counseling Helpful Impacts Scale, GCHIS）。該評量系統經因素分析後，將團體治療性因素歸. 29.

(30) 類為「情緒性覺察—領悟」、「關係—氣氛」、「他人對自我焦點」及「問題辨認—改變」等四大類。第一類「情緒的覺察—領悟」因素是指連結覺察與領悟的強烈情感經驗，類似宣洩、自我揭露等因素；第二類「關係—氣氛」因素則與團體中所形成與持續的關係有關，近似凝聚力、普同感等；第三類「他人對自我焦點」因素則有關向他人學習，如同人際學習、行為模仿等；第四類「問題辨認—改變」因素則聚焦於問題解決及行為改變，相近於發展社交技巧等。Kivlighan 等人(1996) 認為此四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架構比前述分類更為精簡，並能有效應用於未來研究間的比較。國內有關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研究，較少探討治療性因素的分類內涵，目前僅有林美珠與王麗斐（1998）基於國內本土文化的考量，以重要事件法研究國人的團體治療性因素內涵。二位學者蒐集 59 位成員的重要事件報導與 10 位成員的重要事件訪談資料，經群聚分析與內容分析後歸納 13 項團體治療性因素。林美珠與王麗斐（1998）將此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結果比較，發現「從他人處學習」、「人際學習」、「凝聚力與投入」、「訊息與經驗的交流」、「普遍性」、「希望感」、「認知性的自我發現」等因素與過去國外文獻有較多的重疊，故以上因素可能具有普遍性；而「領導者的介入」、「利他性」、「宣洩」、「早年家庭經驗的新體驗」則具有本土的特殊意義，值得國內團體研究. 30.

(31) 者繼續探討。王麗斐、林美珠 (2000）根據前述結果進一步編擬「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並以因素分析法得出 8 個治療性因素，分別為「認知性的獲得」、「對團體的正向感覺」、「行動力的引發」、「自我坦露與分享」、「共通性」、「利他性」、「家庭關係的體驗與瞭解」以及「建議的提供」等。以上 8 個因素的內涵與 Yalom 的分類相較，前四個因素與之較為不同，顯現了國內團體成員在認知性學習與被動感受、行動力引發及改變準備的獨特性，而後四個因素則與 Yalom 的分類內涵相近（王麗斐、林美珠，2000）。若就此量表題項的內涵意義而言，「認知性的獲得」近似於早期 Bloch 等人(1979)的「自我瞭解」與部分 Yalom（1995）的「人際學習」因素涵涵義；「對團體的正向感覺」雖與「凝聚力」相近，但較以成員在團體中被動感受到被接納與支持的感受為主；「行動力的引發」為此量表較為獨特的因素，其內涵為成員對於行為改變、行動力引發及新方法嘗試有關；「自我坦露與分享」雖與「宣洩」近似，但較以成員的口語表達為主，而非如 Yalom 所提的情緒宣洩；「共通性」則與「普同感」雷同；「利他性」則同「利他主義」；「家庭關係的體驗與瞭解」部分近似「原生家庭的矯正性重現」，但較著重在瞭解家庭關係與互動模式的理解與體會；「建議的提供」則與「傳達資訊」. 31.

(32) 雷同。綜合以上可知，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內涵從早期團體工作者的實務發現、文獻分析或以訪談、Q 分類排序方式研究成員與領導者的主觀知覺，以致於現今的質性評量系統與量表的發展，皆顯示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分類內涵研究已獲得許多共識結果。以上的分類內涵不僅能協助吾人瞭解團體成員從團體中產生改變機制的重要要素，並可為團體諮商實務與研究的重要基礎。. 二、團體治療性因素的評量方法與工具多年來，有關團體治療性因素的評量方法與工具已有許多進展。早期大部分是採用 Yalom 的 Q 問卷或採用重要事件報導法後再加以分類。但因 Q 分類法費時較久且不易做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Lese & MacNair-Semands, 2000），其題項本身缺乏信、效度 (Weiner, 1974），又其強迫排序方式使部分成員感到困難，故近年來較少被使用 (Corder, Whiteside, & Haizlip, 1981)。而重要事件法，則因能提供研究者較多個人性與較為深入豐富的資料，故在以質性研究為主的治療性因素相關研究中常被使用。無論是重要事件法的問卷或訪談，皆是藉由瞭解受訪者在當次團體中所知覺之最有幫助的事件經驗，再由研究人員或評量者從該經驗描述中予以歸類。使用此方法的. 32.

(33) 研究者，大多以 Yalom(1985;1995)或 Bloch 等人(1979)的團體治療性因素分類架構為其重要事件歸類的依據，或者部分參照前述歸類，部分則以開放性編碼方式歸類。另外，近來有些研究者則開始應用前述曾提及的 Kivlighan 等人（1996）所發展的「團體諮商有助益影響評量系統」進行歸類（Holmes & Kivlighan, 2000; Shechtman, 2003; Shechtman & Gluk, 2005）。學者們雖然曾評論重要事件報導法比 Q 分類的偏誤較少，但因其質性歸類系統的不同及評定者可能的偏誤，恐影響其研究結果的比較與知識累積（Kivlighan, et al., 1996）。又歸類後的資料數據，常只能做簡單的統計分析，而侷限了進一步統計考驗的可能性，並且重要事件法只能瞭解較重要的治療因素為何，而無法全面瞭解各治療性因素對成員的影響情況（Lese & MacNair-Semands, 2000)。因此，Lese 與 MacNair-Semands（2000）即嘗試依據 Yalom 的治療性因素分類架構編製治療性因素量表（Therapeutic Factors Inventory; TFI），該量表已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可望成為未來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的重要工具。國內李玉禪（1992）曾翻譯自 Yalom（1985）Q 分類之 60 題治療性因素題項，再經信、效度考驗後，編擬了一份治療性因素量表，過去國內一些研究曾採用此量表進行研究（Pan & Lin, 2004; 林繼偉、潘正德、王裕仁，. 33.

(34) 2003；卓紋君、黃創華，2003；潘正德、游淑華，2000）。但由於該量表所施測的樣本數皆不大，故未做因素分析確定其因素結構。另外，林美珠與王麗斐（1998）因考量本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差異，故重新以重要事件報導法與深度訪談，探究國內團體中成員所經驗的團體治療性因素（林美珠、王麗斐，1998），並再根據前述結果編擬一份「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王麗斐、林美珠，2000）。由於此量表發展自國內團體及其成員經驗，並有良好的信、效度，故此份量表目前在國內已開始被研究者們所採用（許原山，2005；蔣世光、林美珠、陳以儒，1999）。又近來兩位研究者以前述量表為基礎（原有題項為 65 題），繼續發展了團體治療性因素之簡式量表（題項減為 29 題）。此份簡式量表不僅承襲原量表的因素結構，並也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又 29 題的題項評量時間較短，使評量者接受施測的意願提高，也促進了團體評量的簡便性與效率，尤其對於需要蒐集多次團體資料的研究或縱貫研究而言，更是一項有利的研究工具。未來若有持續的累積性研究結果，相信必為國內重要的團體研究量表。綜觀團體治療性因素的評量方法與工具的發展，團體治療性因素的評量已從傳統的 Q 分類法、重要事件訪談或書面報導，發展為現今較具有信、效度的量表與質性評量系統。為使未來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研究結果能有較為可. 34.

(35) 信的知識累積及進行研究結果間的比較，研究者認為未來研究若能採用較為可信的相似研究工具與較嚴謹之評量方式進行研究，則可促進此領域研究的發展。由於本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團體時期之團體與個人層次多變項對於成員在團體治療性因素上助益知覺的影響效果及其發展變化情形，故有必要採用有良好信、效度的量化研究工具，以利於後續複雜統計方法的分析。又因考量國內小團體實施的情況、國人參與團體的成員經驗及本研究需要多次蒐集各項團體評量資料，故本研究採用王麗斐、林美珠（2006）所編製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簡式量表」作為本研究各依變項之評量工具。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知，成員在團體中所獲致之團體治療性因素有不同的分類內涵，許多研究者進一步探究成員們在團體中所獲致的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是否在不同條件下會有所差異？或有哪些向度的因素與成員之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獲益狀況有顯著相關或影響效果？不論是以考驗差異的研究或探究相關因素或影響效果的研究，皆旨在瞭解影響成員在團體中各類治療性因素獲益的因素，以進一步形成團體諮商之相關理論及有效實務原則與策略。 Yalom（1995）曾將許多探究成員之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相關研究，歸. 35.

(36) 納為：（1）不同團體類型的成員所知覺的治療性因素與其重要性差異、（2）在不同的個別差異變項上，個別成員所知覺的治療性因素與其重要性的相關或差異、（3）成員在不同團體階段中所知覺的治療性因素與其重要性差異。研究者亦認同以上三向度變項皆為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重要變項，並納入本研究中欲探究之研究變項。同時，除了以上三向度的變項外，研究者在蒐集其他相關研究後，發現尚有團體氣氛、團體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有所關連或影響，故亦將納入本研究變項，並於以下各節依序闡述之。. 第二節團體類型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一、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之治療性因素重要性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之治療性因素重要性差異之治療性因素重要性差異研究差異研究最常見之團體類型的治療性因素重要性差異研究，多數以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兩類團體為比較。例如：Yalom (1995) 曾歸納過去多篇相近的研究，發現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團體中的成員對其治療性因素重要性排序有所差異，門診病人較傾向評定「宣洩」、「自我瞭解」與「人際學習」較為重要，而住院病人則評定「注入希望」與「存在性因素」較為重要。Butler 與 Fuhriman (1983)歸納數篇研究結果，亦發現被住院病人團體成員排序較重. 36.

(37) 要的因素為「注入希望」、「凝聚力」、「利他性」及「普同感」的助益價值較高；門診病人的排序則為「宣洩」、「自我瞭解」、「人際學習—輸入」、「普同感」及「凝聚力」。Crouch 等人（1994）亦以門診病人（困擾度較輕或功能較好）對照住院病人（困擾度較重或功能較差）兩種團體類型的比較架構來歸納過去多篇研究結果，發現門診病人團體的成員在「自我瞭解」、「人際互動中的學習」以及「自我揭露/宣洩」等治療性因素的排序比住院病人團體的成員顯得較為重要；而住院病人團體的成員在「團體凝聚力」、「利他性」與「注入希望」等治療性因素的排序則又較門診病人團體的成員重要。雖然以上研究發現支持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兩類團體之成員治療性因素重要性知覺有所不同，但近年 Kivlighan 等人 (2000) 再度應用前述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的比較架構，檢核 1976 年至 1997 年的 12 篇研究，卻無法找出較明確的差異，並且認為其中部分研究的團體類型並不適合區分門診病人與住院病人兩類，故 Kivlighan 等人認為以門診與住院病人團體類型之成員治療性因素重要性差異的研究結論還有待斟酌。. 二、特定團體取向或特定特定團體取向或特定團體類型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特定團體類型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其他在不同理論取向或不同成員群體特性之治療性因素團體類型的研. 37.

(38) 究方面，有些研究發現領導者採用特定的團體取向有其較為重要的治療性因素，例如，Shechtman 與 Perl-Dekel (2000)發現以口語形式進行的團體及以藝術治療方式進行的團體治療之團體治療因素有其共同性與相異性，並發現藝術治療團體之某些治療因素無法被歸類在 Yalom (1985)11 項治療因素中，其特殊的治療因素為創造性、自發性及玩樂性(playing)。國內張鳳慈（2005）也發現參與藝術治療取向團體的青少年之治療性因素，可包括藝術治療特有的治療性因素以及團體普遍性的治療因素。近來，焦點解決取向的團體研究，則發現有團體支持、團體學習、團體的樂觀期待、幫助他人及團體賦能(empowerment)等五類治療性因素，Sharry(2001)認為前四類因素與 Yalom 的歸類因素近似，但團體賦能則為該取向特有的團體治療因素。國內卓紋君與黃創華（2003）探究其薩提爾模式家庭探源團體之成員團體治療因素知覺，結果發現最為成員重視的前三項治療因素為存在因素、自我瞭解、團體凝聚力與家庭經驗的矯正性重現並列為第三項。此篇研究者認為成員所最重視之存在因素，其實是反映了該團體理論取向（薩提爾模式）所強調之自我價值重建所致。在不同成員特性所構成之團體類型的研究，其研究結果亦顯示特定團體之成員有其較為重要的團體治療性因素。例如：以成員之發展階段或年齡層. 38.

(39) 界定之團體類型，研究發現老年人團體較重視存在因素（McLeod & Ryan, 1993）、青少年團體的研究則發現除了宣洩與存在因素外，青少年對於人際學習（輸出）與社交技巧學習（輸出）因素的獲益知覺較高（Corder, Whiteside, & Haizlip ,1981; Shechtman,Bar-El, & Hadar,1997)。兒童諮商團體的結果則發現兒童較重視與「關係—氣氛」因素有關的治療性因素（Shechtman & Gluk,2005)；以成員特定背景所形成的團體類型，研究發現喪子父母或母親自助團體較重視普同感 (Lieberman & Brman, 1979）、有學習障礙的青少年團體則較重視團體間安全信任、共同情感連結或互動探討之「相互認可」的治療因素（Faye,1996)。。以上研究幾乎皆以重要事件法來探討特定團體取向或特定成員特性的團體治療性因素。少數以治療性因素量表所進行的研究，則以成員在不同向度的治療性因素的平均得分瞭解其助益程度與重要性排序。國內許原山（2005）以王麗斐、林美珠（2000）所編訂的「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為研究工具，探究 88 位門診病人在參與 12 次人際與心理動力取向團體心理治療後的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此篇研究發現成員在 8 類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的平均得分排序為：「對團體的正向感覺」、「共通性」、「認知性的獲得」、「自我坦露與分享」、「行動力的引發」、「建議的提供」、「利他性」、以及「家庭. 39.

(40) 關係的體驗與瞭解」。其中，前二因素的平均得分為 3 至 4 分，也就是在中等幫助到很有幫助之間，其餘因素的平均得分則為 2 至 3 分，亦即在於一點點幫助到中等幫助之間。. 三、ASGW 團體類型之團體治療性因素研究除了以上團體類型的比較架構外（住院與門診團體、理論取向、成員特性），有些研究者則以較廣泛的比較架構進行研究。例如林繼偉等人（2003）即曾以美國團體工作專家學會（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ASGW）所提出之四種團體類型（任務、教育心理、諮商團體與治療團體）的前三種為比較架構，進行團體治療性因素差異研究。林繼偉等人（2003）以李玉禪（1992）根據 Yalom（1985）的治療性因素架構所編譯的量表為研究工具，探討 113 位大學生參與任務、教育心理及諮商團體三種不同類型團體所知覺的團體治療性因素差異。研究結果顯示，參與諮商團體的成員在大部分的治療性因素上皆高於參與任務性團體的成員，而在「凝聚力」、「人際學習」及「宣洩」的因素則高於參與教育心理團體；參與教育心理團體的成員則在「普遍性」、「家庭矯正經驗重現」、「自我瞭解」、「存在因素」治療性因素總分皆高於參與任務性團體的成員。因此，成員在三類團體型態之治療. 40.

(41) 性因素的獲益知覺程度似乎在特定因素上有所差異，但在某些因素則無差異。如同緒論所言，研究者認為由於目前團體領導者大多不再以單一理論取向帶領，又門診與住院病人團體或成員特性團體的比較架構其實包含了成員個人變項，而非單純只是團體類型造成的差異或影響。故在考量團體工作之實際現況及減少成員個人變項的干擾，研究者擬不採用以上團體類型的分類。相反地，前述所提及林繼偉等人（2003）所採用之美國團體工作專家學會（Association for Specialists in Group Work, ASGW）的團體類型比較架構，則不僅避免以上的顧慮，且該團體類型的分類架構為大多數團體工作者所接受，並具有更廣泛的意義。此外，由於目前國內心理團體的實施大多集中在學校，且大專院校中較常開設的團體為教育心理團體與諮商團體，諮商團體中則又以成長團體性質居多。故為使本研究的結果能呼應國內團體工作的實施現況及增加樣本資料的可取得性，故本研究以教育心理團體與成長團體為本研究中，團體層次解釋變項中之團體類型的兩種團體類型。承上所言，本研究雖然與林繼偉等人（2003）的研究皆採 ASGW 的團體類型比較架構，但本研究只納入教育心理及成長團體（諮商團體）兩類團體類型。此外，由於該研究之教育心理團體與諮商團體的各組人數有所差異，. 41.

(42) 例如前者各組人數約在 25 人，後者各組人數則有 10 至 13 人，研究者認為若兩類團體人數的差異太多，則有可能影響成員在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助益知覺，故在本研究兩類團體人數則採相近人數的控制，以減少可能的干擾影響。. 第三節團體氣氛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一、團體氣氛的內涵與其評量所謂「團體氣氛」是成員們在團體中彼此透過多重人際交互作用所共同創造的一種氛圍與環境氣氛（MacKenzie, 1983），其在團體中所被形塑的氣氛，有其情緒感染與滲透性質，會影響成員在團體中的感受、想法與行為反應，也能為成員所知覺與描述（程運泰，1986）。MacKenzie (1981) 認為團體氣氛會影響成員在團體中的參與情況，是影響成員療效進展之重要情境因素。在許多團體過程變項中，團體氣氛被視為是影響其他團體過程變項與團體結果變項中最為重要的影響變項之一（謝麗紅，1995；Braaten, 1990; MacKenzie, Dies, Coche’, Rutan, & Stone, 1987; MacKenzie & Tschuschke, 1993）。 MacKenzie （1981) 曾表示團體氣氛既為其他團體變項的影響因素，但. 42.

(43) 也為其他因素所影響，包括領導者的行為、團體組成、團體發展水準、團體互動、團體凝聚力以及其相關的情境脈絡因素等，故團體氣氛既可能為團體效果的影響變項或中介變項，也同時為其他團體過程變項的重要相關變項。 Burlingame 等人 (2004) 即曾評論團體氣氛是過去團體諮商研究中最為重要的研究變項之一。 Burlingame 等人 (2004) 在其「團體諮商與治療手冊（Handbook of group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一書中評論 MacKenzie 的「團體氣氛量表」為評量團體氣氛向度中最具代表性的量表，且為當今團體研究中最被廣泛使用、最被推崇與最有貢獻的團體過程變項評量工具。 MacKenzie (1981)認為「團體氣氛」的內涵，包括投入性（engagement）、自我揭露、支持、衝突、挑戰、實用（practicality）、認知（cognition）及控制等，並於 1981 年及 1983 年先後編製「團體氣氛量表長式（GCQ-L, Group Climate Questionnaire—Long Form）」與「團體氣氛量表簡式（GCQ-S, Group Climate Questionnaire—Short Form）」。長式量表包含 32 個題項、八個分量表。爾後，MacKenzie (1983)因為考量團體氣氛在團體中的變動本質，為使量表便於讓成員或領導者能在各次團體後評量，故特意縮減量表題數，從其原有長式量表中發展一份簡式量表。在 MacKenzie (1983)的簡式. 43.

(44) 團體氣氛量表中，其題項一共有 12 題，經因素分析後，此量表包括投入性 (engagement)、逃避性(avoidance)、衝突性(conflict)等三個分量表。投入性分量表的題項反映了成員對團體凝聚力、促進人際學習之面質與挑戰、自我揭露與支持、自我瞭解等有助其投入與改變的團體氣氛知覺；逃避分量表的題項較以成員在團體中感受團體壓力的影響、迴避其改變責任與依賴團體或領導者的狀況；衝突分量表的題項則呈現成員在團體中所知覺到的人際衝突與懷疑，其衝突雖為成員所不期待，但卻常為挑戰其防衛，促進其深層探索的重要團體過程。簡言之，團體氣氛量表簡式（GCQ-S）可用以評量團體成員對團體凝聚的重要性知覺、承擔其改變責任的意願以及在團體中人際方面的衝突與懷疑等團體氣氛知覺（MacKenzie,1983; 1990）。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些研究者以大樣本資料重新對團體氣氛量表簡式的三個分量表進行因素結構分析，研究結果支持二因子模式的投入氣氛分量表與衝突氣氛分量表的因素結構，而逃避氣氛的因素結構則不被支持 (Johnson, Burlingame, Olsen, Davies, & Gleave, 2005; Johnson, Pulsipher, Ferrin, Burlingame, Davies, & Gleave, 2006)。 MacKenzie (1983)強調團體氣氛量表可用以評量個別團體成員對團體氣氛的知覺，亦可將團體成員的評量加以平均得出整體成員對團體氣氛的知. 44.

(45) 覺評價，甚至可與領導者自身對團體氣氛的知覺評量加以對照，以作為檢視團體運作狀況的依據以及團體帶領方向的參考。 Kivlighan 與 Lilly（1997）則認為團體氣氛的本質為成員們在團體中所共同型塑與共享的環境氛圍，故團體氣氛較可能為團體層次的變項。兩位研究者在該篇研究中亦進一步檢核各組團體成員對於該組團體氣氛知覺是否具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性，結果顯示其共識性高，故各組團體氣氛平均數可作為團體層次的變項。研究者亦認同 Kivlighan 與 Lilly（1997）的觀點，並嘗試在本研究中探究之。. 二、團體氣氛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有鑑於團體氣氛變項對於團體諮商研究的重要性，有些研究發現，越是開放接納的團體氣氛，越會使團體對成員有吸引力、增加投入度，成員的滿意度評價亦越高（程運泰，1986），越是積極參與的團體氣氛，則其治療關係、成員的獲益與團體成效亦較佳（MacKenzie, 1997; Phipp & Zastowny, 1988）。有些研究者亦曾探究團體氣氛與成員在團體中的團體治療性知覺的關連。Kivlighan 等人 (1996) 以其發展之多向度有助益影響的評量系統評估. 45.

(46) 74 位成員在團體重要事件中的治療性因素以及其對團體氣氛知覺的關連，研究發現唯有投入氣氛與其團體治療性因素有關，尤其是與「問題辨認—改變影響」類別之治療性因素有顯著正相關。Kivlighan 等人認為成員可能在具有較高投入氣氛下，較容易從自我問題的辨認與改變的治療性因素獲益，或者當成員感到問題獲得解決時其對團體氣氛的知覺亦傾向高參與及高投入。國內王麗斐與林美珠（2000）以 17 個機構、25 個團體之 289 位之團體成員為研究對象，以其自編之「團體治療性因素量表」及「團體氣氛簡式量表（MacKenzie, 1983)」為研究工具，探討兩變項間之相關。該研究結果顯示，投入團體氣氛與 8 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皆有顯著正相關，逃避性團體氣氛亦與其中 5 項團體治療性因素（認知性的獲得、對團體的正向感受、行動力的引發、利他性及建議的提供）有顯著正相關，而衝突性團體氣氛則與 8 類團體治療性因素皆無關。. 二、團體氣氛的調節角色團體氣氛的調節角色由於目前諮商領域的發展方向，已越來越期待探討多變項間的複雜關係與其影響方向，故干擾或調節變項間關係的調節效果也為當前的研究趨勢. 46.

(47) （Frazier, Tix, & Barron, 2004）。由於過去的團體研究多未探究團體氣氛的調節角色，但在其他領域的團體氣氛或組織氣氛研究，則已探討團體或組織氣氛對於個體之相關團體行為的調節效果（Hofmann, Morgeson, & Gerras, 2003）。由此推測，團體或組織中被個體所知覺之整體團體氣氛或組織氣氛，或有可能干擾或調節個體本身特性與其團體相關行為的影響關係。換言之，當成員處在不同程度團體氣氛的小團體中，成員個人之人際依附特質傾向與其在團體中的治療性因素助益知覺的影響關連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再者，少數探究調節效果之團體研究中，已有研究發現：與投入氣氛有相似構念且同為代表團體組織特性變項的「團體凝聚力」具有調節成員的人際依附與其團體中的工具— 任務導向行為之效果（Rom & Mikulincer, 2003）。在 Rom 與 Mikulincer （2003）以軍隊人事部門的成人團體為對象的研究中，研究發現團體凝聚力可調節焦慮依附對於其團體行為的影響，但對於逃避依附的調節效果則不明顯。亦即團體的凝聚力越高，越能減輕成員在焦慮依附傾向上的親近關係需求，而使其較容易在團體中達成工具性的團體目標。但即使團體凝聚力高，當成員的逃避依附傾向越高則越可能使其在團體中仍維持其慣有的人際撤退策略，而不為團體凝聚力所調節或影響。. 47.

(48) 承上所言，研究者認為「團體氣氛」變項可能為成員個人變項與其團體過程或成效變項間的調節變項。意即成員的個別差異特性與其在團體中所展現的相關行為或知覺之關係，有可能會受到團體氣氛的干擾或調節，而改變其原有的影響效果。有鑑於調節效果對於團體諮商研究，更能提供解釋有關預測變項與結果變項間關係或影響結果變項的機制，故研究者認為在本研究中探討團體氣氛之「調節效果」頗具價值。尤其，團體氣氛變項本身為成員所主觀感受到的團體環境氛圍，故在某些向度的團體過程或成效變項與其成員個別差異間的關係，應更有可能被團體氣氛所調節。例如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各類團體治療性因素中，有些因素涉及認知、有些與感受或表達有關，另有些則與實際建議提供或行動力有關。因此，團體氣氛變項是否有可能不僅為各項團體治療性因素的影響變項，也同時在某些向度的因素具有調節效果？此外，由於團體氣氛之「投入氣氛」在過去研究結果中，皆較「衝突氣氛」、「逃避氣氛」與團體治療性因素有顯著關連，故本研究僅採團體氣氛之「投入氣氛」為重要的解釋變項之一。因此，為進一步驗證以上推論，本研究擬探討團體之「投入氣氛」知覺在本研究中與其成員個人層次之依附傾向之跨層次的調節角色。. 四、小結. 48.

(49)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可知，成員對團體氣氛的知覺不僅影響了成員對團體的主觀評價、投入及成效，亦是可能影響成員從團體中獲得治療性因素之重要影響因素。由於投入氣氛在過去研究結果中，皆較衝突、逃避氣氛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關連較強，故本研究僅採「投入氣氛」為解釋變項之一，以進一步探討投入氣氛對於團體治療性因素間的關連及其影響效果。又基於團體氣氛為成員在團體互動過程中所相互型塑的氣氛知覺，故其本質為成員們所共享之團體組織特性之一，故本研究遵循 Kivlighan 與 Lilly（1997）的觀點，將「投入氣氛」視為團體層次之研究變項而非成員個人層次的變項。此外，有鑑於調節效果在團體諮商研究的日益重要性，在少數探究團體諮商之調節效果研究中，研究結果亦支持與「投入氣氛」構念近似之團體凝聚力對於成員在某向度之人際依附特質與其團體行為或知覺之影響關係具有調節效果，故本研究亦嘗試探究投入氣氛在成員之人際依附變項與其團體治療性因素間的調節效果。. 第四節領導者特質與團體治療性因素的相關研究. 一、領導者特質的內涵與其評量. 49.

(50) 團體領導者是建立團體與催化團體過程的靈魂人物，其在團體諮商中對個別成員、團體發展與團體成效皆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Lieberman, Yalom & Miles,1973; Riva, Wachtel, & Lasky, 2004）。許多研究已發現團體領導者變項是直接與間接影響團體過程與結果的重要向度變項（Dies, 1993; Dies, 1994; Phipp & Zastowny, 1988; 潘正德、游淑華，2000），領導者會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成員對團體的感受以及整體團體氣氛，並且領導者與成員間的良好關係對成員的改變有顯著正向關係（Dies, 1994）。過去有關領導者變項的研究已發現領導者的個人特質與成員關係、領導技巧、領導風格或領導行為與成員的團體獲益與成效有關。在關係與特質方面，Dies (1983b) 曾歸納 34 篇有關領導者與團體成員間之關係品質的相關研究，強調領導者與團體成員間的溫暖、關懷與支持的正向關係是促進成員產生治療性改變的必要條件。有些研究發現當成員評價領導者越是溫暖、支持、真誠、對他們感到興趣，則成員在團體中的獲益越高（Antonuccio, Davis, Lewinson, & Breckenridge, 1987）。在領導風格及領導行為方面，Lieberman 等人（1973）探討在大學生會心團體中，領導者行為與團體效果間的關連。研究發現領導者行為可區辨出關懷、意義歸因、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等四種類別，其中關懷與意義歸因與. 50.

(51) 團體效果有正向相關，而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則與團體效果有曲線相關，故最有效的領導者行為型態為具有高度的關懷與意義歸因以及有中等程度的情緒刺激與執行功能。又 Reddy 與 Lippert (1980) 研究發現在團體中展現高關懷與高活動的領導者行為與其團體成效有顯著正相關。相反地，有研究發現領導者行為表現較少的支持與活動並與成員的關係較為疏遠，則該團體會有較高的流失率，且會阻礙團體的進展（Piper, Debbane, Garant, & Jone, 1977）。從以上研究結果可知，領導者變項對於成員獲益及團體發展皆為重要的影響變項。但由於領導者變項的向度太過廣泛，為了便於團體研究與實務的應用，Dies (1983a)曾整理幾十篇團體領導者行為之相關研究與評量工具，試圖歸納與澄清出領導者行為的內涵。Dies 指出：多種領導者行為的內涵可包括「個人特質的」向度與「技術性的」向度等兩種領導力，並認為此兩向度的分類與早期領導力研究的「關係領導」與「任務領導」近似，兩種領導力對於催化建設性團體氣氛及促進成員改變方面，皆為非常重要的影響機制。Dies (1983a)所歸納之「個人特質的」向度內涵，包括真誠、同理與溫暖等關係變項、支持與情感等個人特質變項以及領導者的透明度或自我揭露等變項；「技術性的」向度內涵則有結構、認知性輸入以及增強與示範等變. 51.

(52) 項。 Dies (1983a) 在前述專論中亦曾評論已發展之各種領導者行為的評量工具，發現有些評量工具是傾向評量「個人特質的」向度，有些是傾向評量「技術性的」向度，有些則是兩者兼具，Dies 認為兼具兩向度之評量工具是較為完整的。爾後，Dies (1993) 則進一步評論與歸納多種評量團體領導者行為的量表，其中 Bolman (1971) 所編製之「領導者行為量表（Trainer Behavior Scale, 簡稱 TBS）」即被歸納為包含兩向度的評量工具，並被 Dies 評價為最好的量表之一。D. M. Kivlighan 與 P. Shaughnessy（1993）曾以主成分分析法將成員對 65 位領導者所進行的 TBS 評量分數，分析出兩個成分向度，且其內涵與以上兩向度相符，故命名為「個人特質的」向度及「技術性的」向度（引自 Kivlighan, Multon, & Brossart, 1996）。在 Bolman (1971) 的「領導者行為量表（TBS）」中，經因素分析後產生七個向度之團體領導者行為的分量表，其中包括支配的、有條件的、概念性輸入、同理一致、開放的、敏覺力及關懷的。在 D. M. Kivlighan 與 P. shagughnessy (1993) 的主成分分析結果，屬於「個人特質的」向度分量表則包含同理一致、開放的、敏覺力及關懷的；屬於「技術性的」向度分量表分別為支配的、有條件的、概念性輸入（引自 Kivlighan, et al., 1996)。.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