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比率 (Marshall K)

馬 歇 爾 比 率 (Marshall K) ， 即 貨 幣 對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之 比 (=

Money/GDP)。Marshall K 指標分為 3 個指標，分別是 K1=流通中的通貨 C/GDP；K2=M1/GDP；K3=M2/GDP。在金融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先是以印製 貨幣的方式來滿足貨幣需求；隨著經濟成長與金融結構的發展，人民開始 有未雨綢繆的儲蓄需求與計畫投資的資金需求，因此，透過金融中介的方 式，帶動 M1 的成長，而金融中介機構亦開始運行其信用貨幣創造的功能；

當經濟發展至相當程度，大型的投資計劃已無法以短期的資金融通方式來 滿足，而財富的累積也迫使民眾尋求更高儲蓄報酬的方式，因此，長期的 資金市場開始運作，M2 的成長開始加速累積。

5.1.1 K1

從附圖一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台灣在 K1 與 K2 是呈現穩定的狀態，K1 在 1978 年為 7.90%，2000 年為 5.76%，2005 年 6.39%，波動範圍在 5% ~ 8%

之間，相當穩定，我們可以推論此時台灣的貨幣政策已成熟至採用「固定 的準備貨幣發行率」，政府不再以印製鈔票為財政工具，也就是人民沒有

被政府收取貨幣稅的問題。當然，物價膨脹也會在相當穩定的程度範圍 內；中國方面則可從附圖二中了解到，從 1980 年的 7.66%，2000 年 16.60%，

到 2005 年下修為 15.89%，長期呈現緩步上揚的形態，但自 1998 年以後 開 始 進 入 穩 定 時 期 ， 可 能 是 為 了 符 合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與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一些金融配套措施要求，所以在許多貨幣政策上做了重大改變所 年來到 60.22%，2005 年更攀至 71.17%，由此顯現出人民對於活期儲蓄的 需求仍是呈現上升情形；在日本，情形同 K1 的表現，在 1993 年為穩定，

之後，由於政策的影響，開始快速快速增加，2000 年來到 49.03%，2005

年更上升至 79.01%。

5.1.3 K3

K3，台灣從 1978 年的 71.57%，經過兩年的下滑，從 1980 年的 63.13%

後一路上升至 2000 年 186.45%，2005 年則調整為 214.28%。中國的 K3，

1980 年為 50.46%，2000 年達到 152.53%，2005 年為 198.36%，我們可以 推論出中國人民的財富逐漸在累積當中；日本 K3 在 1980 年為 87.02%，

2000 年為 129.25%，到 2005 年時至 142.85%，K3 的上升速度明顯低於經 濟快速成長的中國和台灣。

5.1.4 小結

再由 K2 和 K3 做比較，在中國和台灣部份，K2-K3 間的缺口快速的擴 大，表示定期的儲蓄能量逐漸累積，人民的財富亦迅速累積，唯 K2 仍呈 持續上升狀態，表示均富的現象在中國還未正式來臨；日本部份，

1980-1990 是呈現擴張的現象，1990 年以後缺口開始萎縮，此現象的主因 為，利率水準太低，人民不願將資金停滯在銀行定存，但國家之固定資本 形成也未增加，故資金也未投入到經濟活動之中，可能原因是經濟長期的 不景氣，讓人民失去信心，而將資金投資到其他國家地區，以賺取適當的 投資報酬率。根據下圖可得，台灣的 K3 快速成長期是 1982-1995 年，中

國則是從 1989-2003 年，兩者比較，中國在金融深化的程度上約落後台灣 7 年左右。但是由 K1、K2 比較觀之，台灣在貨幣政策的穩定成熟上與均 富的普及度，已進入先進國家之列，中國方面在此的成長空間仍相當的 大。台灣與中國的 K3 比率不論在成長性或是成熟度都是令人驚訝的，相 對於許多高所得的先進國家，如日本，高出許多。可能的原因，首在於大 量的貿易順差，因為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收入，將在銀行系統中轉換成本 國貨幣的釋出，因此增加貨幣基礎的流通；另外一個原因，即台灣與中國 在 1987 年以後之經濟成長較佳，於是國際間的投資資金甚至熱錢便傾向 流往投資報酬率較高的中國與台灣，於是外資匯入的金融帳便反應出存款 的增加，而當其從事投資活動時，更促進資金的流通效果與貨幣供給 M2 的增加。

圖 4．各國 Marshall K 指標比較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