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記》英譯本相關研究

或許因為截至目前只有四部金庸武俠小說有英譯本，金庸武俠小說英譯的相關學術 研究本就不多，學位論文方面，中、港、澳等地的論文取得困難，台灣的碩士論文僅限 __________________ 

13參照陳宏淑：＜譯者的操縱：從Cuore 到《馨兒就學記》＞（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 論文，2010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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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奇忠的《英譯本《書劍恩仇錄》書本版與網路版的異同比較》及朱文華（Drew Cameron）

的《翻譯即重寫：析論閔福德之『鹿鼎記』英譯》。由於江論文的探討主題（翻譯目的 論）和文本題材都與本論文不同，因此筆者不予討論，關於朱的論文，雖然它也從勒菲 弗爾的改寫理論出發，評析《鹿鼎記》英譯失真現象是受到譯者意識形態與詩學觀（主 要是意識形態）的影響，但探討焦點是中國功夫和各種文化詞，不是仇外或尊華內容。

朱表示自己九歲起就喜愛武俠小說，從小就接觸中國文化，他認為《鹿鼎記》英譯策略 令他失望，因為閔過度強調中文和英文讀者之間的文化差異，閔的一些觀念（讀者不是 華人所以無法體會小說內含的文化情感、譯者應有彈性創造有趣的譯文、他想與讀者分 享閱讀樂趣等）促使閔採取簡化、歸化（domestication）、刪除等翻譯策略，但「武俠 小說譯者假設英語讀者有甚麼閱讀習慣和文化涵養，是很危險的」¹⁴，不過筆者認為，

關於中文通俗小說或武俠小說英譯本讀者的大致中國文化涵養程度，實在很難找到充分 資料佐證，因此任何人都難以下定論，朱也不例外，因此朱的批評仍不免流於主觀。

在期刊論文方面，與武俠小說和翻譯改寫理論相關的論文篇數也有限，其中關於《鹿 鼎記》英譯的論文幾乎只談閔福德，不提另一匿名譯者霍克思，坊間也不見霍克思就《鹿 鼎記》英譯發表的文章。遠流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的《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和香港翻譯學會於1997年出版的《翻譯季刊》第五和六期是本研究兩大重要參考資料出 處。筆者先討論前者收錄的兩篇重要論文，分別是Sharon Lai（賴慈芸）的‘Translating Jin Yong: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以及John Minford的‘Louis Cha through the Translator’s Eyes’。賴的論文‘Translating Jin Yong: A Review of Four English Translations’

針對金庸武俠作品現行四部譯本，詳述武俠小說英譯的挑戰、四位譯者的因應策略和引 發的效應。該文從宏觀又多元的角度檢視武俠小說英譯這個命題，舉實例剖析《鹿鼎記》

英譯的困難與譯者策略（刪除、改述、縮譯等）應用於各類文句（會話、敘述句等）的 優缺點。賴指出閔處理原作中涉及歷史典故內容時，自行將背景資料加入譯文，舉原作 __________________

14出自朱文華：＜翻譯即重寫：析論閔福德之『鹿鼎記』英譯＞（臺北：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 士論文，2012年），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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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呂留良影射詩人陶淵明筆下「桃源」一詞為例，閔將「添加段落天衣無縫地融 入譯文，毫無一絲譯者操縱之痕跡」（Lai, 1999, p367）；閔也在譯文摻入自己的詮釋，

例如第八章講述韋小寶被陳近南引介進天地會，閔翻譯韋的入會儀式時，「刪除了入會 誓言，改寫部份內容並藉由韋小寶的口表達自己的意見」（Lai, 1999, p367），賴指出 原文並未表示韋不了解誓言，譯文中韋對「金蘭」一詞和會中兄弟皆同日出生的不解是 譯者為自己和讀者發出的疑問。筆者研究原作中貶損歐洲國家文句被翻譯的情形，也發 現同樣或類似的改寫文意現象。閔巧妙地加入歷史典故解釋也好，「跳進譯文」為讀者 提問也罷，都屬於翻譯操縱，只是手法約略不同，賴早在1999年提出此點，是本研究的 重要文獻依據。

賴在該文也表示，為免造成英語讀者的閱讀負擔，金庸小說英譯本篇幅有限，因此 節譯（abridgement）是合理的策略，但對譯者來說，如何節譯是大難題，儘管譯者可以 大筆一揮，刪除武打情節、角色心理描述、武器的歷史典故等內容，看似非常省事，但 風險很高，她說：「金庸正是透過這些『雞毛蒜皮』的武器典故、歷史軼事甚至有關酒 的細節陳述，為筆下小說營造中國特色的氛圍，缺漏這些段落的譯文嚴重悖離了金庸的 精神。」（Lai, 1999, p369）筆者察覺到《鹿鼎記》英譯本也反映了節譯策略改動原作 精神的情形，在原作出版的年代，中俄關係相當緊張，原作內含不少貶損歐洲國家（特 別是俄國）的內容，應是金庸的刻意安排，但那些內容被譯者完全不譯或大幅節譯後，

外國的醜惡形象被淡化了。

由於賴的論文寫於1999年，當時《鹿鼎記》英譯本第三卷尚未問世，因此無從討論 譯者如何處理有損外國形象的內容（羞辱外國情節大多出現在原作第四和第五集，亦即 譯作第三卷）和原因為何，但賴指出，相較於金庸武俠小說其他英譯者Robin Wu、

Graham Earnshaw和Olivia Mok，閔考量讀者閱讀習慣後所做的編輯工夫最多，不但重新 安排章回順序，還撰寫了充滿英文歷史羅曼史（English historical romance）風格的標題，

可說為目標讀者打造了一本很好看的小說。筆者認為這一點顯示閔有強烈的目標讀者意 識。

賴在論文最後建議，為讓小說更好看，武俠小說譯者可嘗試其他翻譯手法如改編

（adaptation）。賴說坊間改編自金庸作品的作品很多，電視劇、電影、電腦遊戲等不 12

一而足，其中一些改編策略值得參考，例如突出少數角色。賴的建議意即譯者翻譯時，

應得到更大的發揮空間，筆者觀察到，《鹿鼎記》英譯者的確發揮了一些自由，對貶損 歐洲國家和宣揚清朝國力相關文句幾乎皆加以干預，而且干預策略不只一種。

閔的論文‘Louis Cha through the Translator’s Eyes’是筆者了解《鹿鼎記》翻譯策略並 加以評析的重要文獻依據。基本上，該文是閔翻完《鹿鼎記》第一集之後的回顧文，中 心思想是中文通俗小說的譯者應有更大空間去節譯、改寫和創造精彩有趣的文句，才能 吸引西方讀者，進而讓中國文學打入全球主流文化。作者在文章開頭和結尾皆提到這 點，前後呼應，構成全文要旨。

閔詳細講述他進行《鹿鼎記》譯案的緣由、進程及採取的種種步驟，他認為金庸的 武俠作品內含富想像力的故事場景、精采絕倫的情節和濃厚的中華文化氛圍，歐洲文學 界中，寫作風格最相近的作家是大仲馬（Alexander Dumas, père, 1802-1870）。大仲馬 的小說大多以史實為背景，情節曲折離奇，具有強調的通俗風格，於是閔大量閱讀英文 的歷史羅曼史作品，並與一群香港理工大學的翻譯研究生一同研究英文中有關羅曼史、

騎士文學、歷險故事和打仗的詞彙，立基點是「翻譯本質上就是比較修辭學的實證藝術」

（Minford, 1999, p311），而且他們相信「英文（和法文）中不只存在羅曼史與歷險故事 的故事敘述詞彙，也有一套劍術的術語，和中國武術的語言一樣多彩多姿又玄秘」

（Minford, 1999, p311），由此筆者推論，閔將《鹿》作英譯本定位為歷史羅曼史、騎 士小說或歷險故事，從閔為這個譯案所做的準備功夫可以看出他非常希望引領讀者進入 原作的世界。 

除了大仲馬，閔在該文陸續舉出他在翻譯期間想到的西方通俗作品、作家、杜撰角 色或演員，例如托瑪斯‧帕西（Thomas Percy）筆下的《好逑傳》英譯本、安東尼‧霍

普（Anthony Hope）所撰歷史羅曼史小說《倫達城的囚犯》（The Prisoner of Zenda）¹⁵、 英國推理作家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比利時漫畫家艾爾吉（Herge）筆 下的人物「丁丁」（Tintin）、英國演員休‧羅利（Hugh Laurie）和羅溫‧艾金森

（RowanAtkinson），這一長串名字點出閔不吝向西方通俗作品取經。閔甚至提到「目標 讀者市場」這個問題。他自承原作第三集第26 回（譯文第二卷第 17 回）桑結等喇嘛在 _________________   

15這個故事另一譯名為《真假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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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棧與鄭克塽交手的譯文（霍克思所譯）有漫畫人物「丁丁」的影子，並加註指出由於

《藍蓮花》（The Blue Lotus）的日文動畫版製作群考量到日本市場，原著的日本壞蛋幾 乎消失不見。筆者認為，閔提及這點，顯見他了解「市場」因素對一部通俗作品的前製 策略的影響。

總體而言，雖然閔這篇論文隻字未提他針對貶損歐洲國家內容的翻譯策略和原因，

但論文透露的譯者翻譯觀、譯者進行譯案步驟和譯者喜愛的西方通俗作品等資料仍有助 筆者做判斷，是本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閔的論文‘Kungfu i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Kungfu’ 討論閔針對武俠小說的整體 翻譯觀，是本研究另一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在文中，閔廣泛又深入地援引古今譯作（如

Rubayyat英譯本）和知名譯者（如林紓）的說法，指出他認為譯出作品的「精神」（spirit）

比字句重要，譯者要像韋理（Arther David Waley，1889-1966）一樣為真正的讀者翻譯，

要讓譯文讀來像個故事，就像金庸小說一樣。關於翻譯策略，閔認為武俠小說譯者參照 嚴復的「信」、「達」、「雅」「翻譯三要」原則之外，還需做足transformation（轉化）、

transmutation（改變）或recasting（重塑）的功夫，以使「譯者真正擺脫原文的束縛，

又不悖離原文」（Minford, 1997, p20），而即使譯者誤譯，有時也會達到意想不到的好 效果或呈現譯者的獨到見解。筆者分析《鹿鼎記》英譯本後發現，閔確實在多處重塑譯 文，特別在敵視外國和誇耀大清的情節方面，操縱程度似乎已超出譯本篇幅有限可解釋 的範圍。如上一段所示，閔認為譯者要像韋理一樣為真正的讀者翻譯，他的翻譯觀是讀 者導向的，這與他對武俠小說英譯者和讀者的期待有關，該文提到閔說金庸小說的中華 情懷相當深厚，但譯者不能期待初次接觸譯文的讀者感受這片情懷，因為這些讀者畢竟 不是華人，因此，譯者就好比在板球賽中為視障觀眾做現場轉播的球評，應先將賽事以

又不悖離原文」（Minford, 1997, p20），而即使譯者誤譯，有時也會達到意想不到的好 效果或呈現譯者的獨到見解。筆者分析《鹿鼎記》英譯本後發現，閔確實在多處重塑譯 文，特別在敵視外國和誇耀大清的情節方面，操縱程度似乎已超出譯本篇幅有限可解釋 的範圍。如上一段所示，閔認為譯者要像韋理一樣為真正的讀者翻譯，他的翻譯觀是讀 者導向的，這與他對武俠小說英譯者和讀者的期待有關，該文提到閔說金庸小說的中華 情懷相當深厚，但譯者不能期待初次接觸譯文的讀者感受這片情懷，因為這些讀者畢竟 不是華人，因此，譯者就好比在板球賽中為視障觀眾做現場轉播的球評，應先將賽事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