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自然災變發生後，災民是否必然產生心理疾病？從過去的研究資料來看，
這兩者間並未呈現對等的關係（陳、林、洪、曾，2000；許、曾，2003；Stein et al., 1997）。O’Leary（1998）指出，人們面對災難後，可能發生四種結果：1.有 些人的功能持續惡化，使得他們陷於困境；2.有些人雖然存活下來，但些許的功 能受到影響；3.有些人回復到災前的功能，此種回復可能快速，或是漸漸地恢復；
4.有些人不僅回復原先的功能，並且更加成熟。另外，根據周煌智（2003）的研 究指出，創傷壓力症候群在921 震後的變化從 7.9% - 10%明顯降為 4.4%。如此 的資料說明，「創傷壓力症候群」或是心理疾病只能視為災變後的一種心理反應，
而非全部。
本研究嘗試從「活力—資源」模式來看災後的心理社會復原，因為本研究認 為災後的復原乃重建的過程，此過程需要災民面對所有的日常生活，而災民如何 因應此日常生活的改變，則涉及到其活力與資源的使用。如果個體在因應的過程 中，又造成其資源的流失，則其處在危機的狀態之可能性高，因此，心理社會復 原的過程即在建立起或保護資源或活力，以及減少資源或活力的損失。過去的學 者指出災前遭逢的壓力事件、災後惡劣環境的壓力，以及新近發生的壓力事件是 災後長期心理困擾的有效預測指標（Carr et al., 1997; Epstein et al., 1998; Hanson et al., 1995; King et al., 1998; La Greca et al., 1996; Yehuda et al., 1995）。之所以如 此，乃是災民為有效地因應這些生活壓力事件，將耗損更多的資源（Hobfoll, 1988）。
災變一方面造成環境的多重壓力源，另一方面改變受創者原先平穩的生活型 態，造成生活型態的劇烈變動，Holmes 與 Rahe（1967）提出生活變動（life change）
的壓力概念，認為不論是正向或負向的事件，一旦事件發生並造成生活的變動，
個體就會感受到壓力，而且變動愈大、壓力感受愈大。Wu、Hung 與 Chen（2002）
研究921 大地震後一週年，受創者對於災後心理社會環境變動的主觀感受，此種 劇烈變動主要顯現在三方面，一是社會經濟活動的改變，尤其是成人的工作變 動，重建區失業率高升、收入減少，顯現經濟生活的困頓。二是社會人際關係的 變動，家人、鄰居、以及親友的支持關係是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災後的人際關 係明顯的產生變化，有人更加親密支持，但也有人更加疏離孤獨。三是個人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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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狀態的變動，個人身心狀況的優劣是適應能力的展現，對個人能力變化的自 我覺察，將會影響災後身心狀態的轉換歷程。研究結果發現主觀上感到生活變動 者（不論變好或變差），相較於主觀上感到生活未變者，其創傷後症候明顯較嚴 重。如果更仔細地探討Wu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他們發現在社會經濟活動 及個人健康方面的改變，有七成左右的災民是變好的。如此的結果亦顯示在陳等 人（2000）的研究，他們於 921 震後的三、四個月，在「身體健康」上有 47.3%
比例的災民變差，於「心理/精神健康」上，有六成災民變差，與配偶相處方面，
沒改變者佔41.7%，變差者佔 17.7%，變好者佔 32.8%，在人生觀方面，沒改變 者佔26.7%，變得較樂觀者佔 24.6%，變得較悲觀者佔 42.8%。另外，約有一成 左右的災民認為在社會人際關係方面變好。因此，陳等人（2000）認為這些生活 變動落在「變」與「不變」的光譜之間，而不是一種「正向」與「負向」的二元 劃分。
由於這樣的變動，Wu 等人（2002）關切的是為何「變好」組比「不變」組 的創傷症候要來得高？他們的解釋乃是因為變好組為了使其日常生活變得較 好，所以相對地比不變組更努力因應，而此種因應需付出努力、耗費力氣，而造 成較多的身心反應。
許與曾（2003）以 Hobfoll（1988）的資源保留理論探討 921 震後兩年，災 民的資源獲得與流失對其創傷後症候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資源獲得能有效地降 低災民半年後的創傷後症候，而資源流失則會增加創傷後症候。從研究資料顯 示，在第一測量時間點時，資源獲得組的心理症狀是高於資源流失組。
若將 Wu 等人（2002）的研究與許與曾（2003）的研究整合來看，單從心理 症狀的多寡來當為心理復原的指標是不足的，本研究認為尚需考量日常生活的變 動方向。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即在探討八八災後，災民的日常生活變動與心理症狀的 關係，並嘗試與 Wu 等人（2002）的研究進行比較，以說明兩種災後（地震 vs.
水災）對災民生活變動的影響，是否具有差異。
不過，本研究認為 Wu 等人（2002）的研究，仍有以下可再多突破之處：一 是在變動的指標上，一是在因應的測量上。
一、變動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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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等人所發展的「活力—資源」模式除了根據壓力模式之外，尚考量 Hobfoll
（1988）的觀點。依循資源保留理論，資源可分成事物、條件、能量及個人資源。
許文耀（2003）的研究指出，個人資源的流失最能有效地預測心理症狀，許與曾
（2003）的研究結果亦支持此結果。在陳等人（2000）的研究亦測量有關人生觀 變動的題項，因此本研究將於變動測量上，多增加個人特性的變動。
2.因應測量
面對創傷事件時，採用何種因應型態，才能有效地降低心理症狀、苦痛或帶 來正向的結果？Baum、Flemming、與 Singer（1993）以三浬島（Three Mile Island）
核害的居民為調查對象，結果發現當居民採用以情緒為焦點（emotion-focused）
的因應時，會比採用問題為焦點（problem-focused）的因應及否認自己有情緒的 人，具有較少的身心症狀與情緒困擾。Baum 等人的看法是認為面對核害帶來的 災害是一無法改變的事實，如果個人還想直接藉由行動改變此種狀態，扭轉此項 問題，那只會增加自己的無助感。因此採用情緒為焦的因應型態，會讓個人因著 情緒的調節增加自己內在的控制感。但是，Collins、Taylor、與 Skokan（1990）
以癌症病人為研究對象時，卻發現採用主動、努力的問題為焦因應型態，會帶給 病患具有正向的自我觀、世界觀，良好的人際關係，規範出對生活有益的活動計 畫等結果。
其實探討人們如何因應困境或創痛事件的研究已相當多，這些研究基本上都 如上述的兩個研究以Lazarus 與 Folkman（1984）的壓力與因應模式為概念基礎。
此模式強調壓力包含初級及次級評估歷程（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cess）和因 應方法的執行。Lazarus 與 Folkman 將因應區分為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的因應型 態，前者是個人努力企圖將威脅事件移除或是降低其帶來的影響，後者則是個人 努力減弱因威脅可能帶來的負向感受。雖然這兩種因應型態在概念上是易區分 的，但是它們會同時發生。因此，它們的效果是很難釐清的。換言之，情緒為焦 的因應型態會促發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會提升問題為焦的因應效應，而較能解 決困境。同樣的，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可能會使某些事件較不具威脅性，因此減 弱了事件所帶來的負向情緒。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認為個人面對災難時，剛開始會相信回到原先 的社會或心理狀態是可能的。然而，個人最終不得不承認此種回復是不可能的。
因此，為了能克服掉自己已「失落」某些「東西」，個人會去探索那些事項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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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控制、或處理。為了讓自己可以處理災難，通常個人會努力地想扭轉或改 善目前的情境，例如採取主動因應的方式嘗試移除壓力源或減緩其所帶來的影 響，或是計畫哪些方式能夠有效地控制災難所帶來的問題。不過此種努力一旦無 法改變現況，會使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或產生自責。Rothbaum 等人（1982）
認為當個人採取上述的因應型態，而遭受較多的失望感時，這將使個人發生較多 的被動、退縮及順從的行為。個人為了克服這些失望感，他會發展出其他的因應 方式，使得自己能多留意事情的發展，且不會喪失掉自己的掌控感。Tedeschi 與 Calhoun 認為個人會調適自己對這些災難的期待，以應付這些不可控制的事件，
例如採用接受（acceptance）的因應形態，個人接受災難發生了，且能理解目前 的能力無法形成改善，此種接受是為了尋求災難帶給個人的意義。
如果上述的因應方式無法讓個人擁有掌控感，那將會使個人發展出不良的因 應 形 態 ， 例 如 行 為 脫 離 （behavioral disengagement ） 或 心 理 逃 脫 （ mental disengagement），使得個人可以轉移困境，或是採取否認的因應型態，拒絕相信 災難的存在，但卻引來較多的情緒困擾。
由 Tedeschi 與 Calhoun（1995）的看法，因應形態已不侷限在問題為焦與情 緒為焦的概念上。Carver 等人（1989）指出無論從概念上或實徵研究的結果，因 應形態不只是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兩種，介在二者之間的因應方式仍有許多，並 且這些方式在本質上有些是面對（approach）問題，有些則是逃避（Tolor & Fehon, 1987）。Carver 等人（1989）的研究結果發現，問題為焦的因應型態可區分出五 種因應型態，分別是：主動因應（active coping）、計畫（planning）、抑制抗拮活 動（suppression of competing activites）、限制性的因應反應（restraint coping）及 尋求工具性的社會支持（seeking of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而情緒為焦的因 應型態亦可區分成五種因應型態，分別是：尋求情緒性的社會支持（seeking of emotional social support）、正向重釋（positive reinterpretation）、接受、否認
（denial）、信教（turning to religion）。根據 Endler 與 Parker（1990）的看法，除 了問題為焦與情緒為焦的因應型態之外，逃避是第三種基本的因應型態。為此，
Carver 等人認為情緒的聚焦與發洩（focused on and venting on emotions），行為脫 離及心理逃脫是三種對個人不利的逃避因應型態。
Carver 等人（1993）以 COPE 量表測量 59 位乳癌初期病人的結果發現，採 用接受、正向重釋的因應形態，會減少病人的沮喪，之中又以「接受」具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