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官與民眾的民主價值比較可看出，除了在性別平等與議會制衡兩項無所 差別之外，文官的民主價值在各原則上普遍較民眾高，且其具統計上的顯著意 義。顯示我國文官對於民主已具備相當程度的認知。作為權威機構的官僚，能具 備高度的民主素養，此對於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是防止民主倒退的重要指標。此 外，在首長決定與司法獨立兩項上，則是民眾的民主價值相對較高。此或許是受 到組織因素的影響。官僚組織內部重視上下層級節制與領導，因此，在關於首長 決定的層面上，會較優先考量首長意見與相信組織領導。另一方面，在司法獨立 的考量上。由於依法行政之故，文官相信行政行為多是經由諸般考量與詳細評估 之後所做成之決策。因此會有較民眾為高的信心，認為行政機關的作為與考量，
是為合法的事實。是故，在法院審理案件時，需要多加考量行政所做之意見。此 或許暗暗透露出行政本位主義的氣息。
至於在文官的民主價值的各題裡，單題的答題分佈情況，從偏態與峰度來 看，除了司法獨立與議會制衡兩項之外，其餘皆是呈現左偏樣態，且答題情況明 顯集中在同意或非常同意。顯示除了制衡原則之外，在各原則上，文官明顯具有
抽樣誤差來解釋。對於此現象，究竟是什麼因素可用來解釋文官民主價值表現？
由於本研究乃是首次以全國文官為調查母體的實證研究，在調查文官的民主價值 觀念方面，並無相關文獻提出解釋。因此本研究從台灣已有豐富經驗的民眾民主 價值研究，尋找解釋因素，藉以作為研究的探索方向，同時亦可比較文官與民眾 的民主價值，在各變項上的差異。是故，本研究從相關文獻中，挑選得能解釋民 眾民主價值的背景變項進行迴歸分析。選擇的背景變項有：如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黨派認同、省籍等。其次，本研究亦將文官所特屬的背景因素放入，如官 等、中央或地方、職務（主管或非主管）、年資等，進行兩階段迴歸，以作為文 官民主價值解釋的初探研究。
在放入與民眾相同的背景變項的迴歸上，本研究發現以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 兩項，所能解釋的民主價值原則為最多，皆各達八題（總題數十題）。其次依序 為省籍—外省籍（六題）、年齡（五題）、性別（三題）與其他政黨傾向（一題）。
顯示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較能廣泛地解釋文官的民主價值。在一般解釋上，文官 是教育程度越高、年齡越輕，以及女性、外省籍（相較於閩南人），民主價值程 度較高。與文獻對照（盛杏湲、陳義彥，2003、盛治仁，2003）可發現教育程度 與年齡在解釋民主價值上，不論是對於民眾或文官，皆擁有較強的解釋力。此或 許亦是解釋文官民主價值多高於一般民眾的原因。此外，文獻亦指出男性及非國 民黨員的民主價值較高（徐火炎，1992），以及省籍在民主價值解釋力上較弱（盛 治仁，2003）。但本研究發現女性、在政黨傾向上傾向泛藍者，以及外省籍相對 於閩南人者，皆有較高的民主價值。
另一方面，有別於本研究的一般解釋的部分，教育程度越高者反而越在民主 價值的「學歷平等」取向上，得分越低。此或許某種程度反映了文官仍具有些許 菁英主義的傾向。在性別部分，男性在「領袖重要」的得分表現上較女性為佳，
此可能與傳統的性別角色認同上男性更重視公平的競爭制度有關。至於在政黨傾 向上，傾向泛綠者較傾向泛藍者，更認同議會對於行政機關的制衡。此或許與民 進黨長期經營黨外運動與走「議會路線」等方式，來抗衡當時的威權國民黨之歷 史經驗有關。
除了以上述與民眾相同的背景變項來解釋外，本研究亦加入屬文官特殊的背 景資料進行迴歸分析。本研究發現解釋力較佳的四項，依序是政黨傾向（八題）、
任職中央（相對於地方。七題）、教育程度（六題）與官等（五題）。至於原本重 要的外省籍因素，在此處則減至對三題有解釋力。此外，加入文官背景變項後，
也使得年齡與教育程度的解釋範圍降低，分別減少一題（年齡）到兩題（教育程 度）。由此可見，屬於組織面向的文官背景變項，提供了重要的解釋因素。加入 文官背景變項後的一般解釋，則為官等越高、任職中央相對於地方、年資越淺，
則民主價值程度越高。唯一有別於一般解釋之處，乃在於官等越高者，越不同意 法院判決時不需考量行政機關之意見。此或許依然顯露出行政本位主義的氣息。
在本次調查中，為確保回收資料的品質，已採取嚴謹的資料收集過程，以降 低人為干擾因素的影響。不過在此次迴歸結果中可以看見，不論在哪一題上，調 整後R2值雖然顯著但皆偏低。顯示除了背景變項之外，或許還有更重要的解釋 因素未被發掘。若從上述迴歸結果，以及與民眾比較的結果來推論，對於文官的 民主價值的態度型塑方面，來自組織的影響有可能是重要的解釋因素。然而在本 次調查的問卷工具裡，並無針對組織行為與態度進行調查。此是本研究的限制。
有待未來修改調查工具時，另加考量組織層面的影響重要性。
自Dendhardt (2000, 2003)提出「新公共服務」概念以來，公共行政研究即從 管理層次擴大至重視文官的民主價值與公共利益取向。Dendhardt 認為除了在管 理層次上的效率與效能之外，在民主社會中，公共利益與民主價值同樣也必須置 於更廣泛的系絡下予以考量(2000: 557)。因此，文官的角色不僅僅只是提供產品 給消費者的「提供者」而已，更是在民主的理念下，考量公共利益與公民資格
（citizenship）的「服務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本研究發現台灣文官的民主價值 較一般民眾為高。此除了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脈絡下，是民主深化的關鍵因素 外。另一方面，在新公共服務理念下，文官的民主價值態度更是決定執行公民參 與成敗落實回應與課責等價值的重要因素。此次有系統、宏觀式的循證研究所欲 揭露的台灣文官整體概貌圖像，正是顯出未來台灣朝向新公共服務發展的利基。
此外，在新公共服務的理念中，作為服務者的文官與具有公民資格的公民，
乃是在社群（community）的網絡裡，共同協力與合作。如此，方得以在公共行 政的過程中，達到追求公共利益的理想。在此面向下，有較多機會與公民接觸的 文官，乃是任職地方或官等較低的文官。質言之，在社群合作的公共行政理想中，
此兩類文官正是處於政府機構與公民之間的連結介面上，是為服務精神落實之關 鍵。但在本研究中發現，該兩類型的文官，其民主價值程度相對較低。職是之故，
為了促成民主治理的理想，本研究認為應針對官等較低與任職地方的文官，進行 強化民主價值的實踐與培訓，此方得確保民主治理之落實。
在後續研究方面，從與民主治理相應的文官制度改革之角度來看，本研究約 略察覺組織層面因素對於型塑文官民主價值態度，或許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但 因本次循證調查的限制，無法更進一步予以探討。此是有待未來研究時，所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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